2019年, 第38卷, 第7期　刊出日期：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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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透析

  黎峰

  南方经济. 2019, 38(7): 1-1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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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正呈现出愈演愈烈态势，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诱因主要包括：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力明显提升，与美国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边缘化中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为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拓宽发展空间。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各国福利改进而言，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边缘化中国的企图将难以实现。着眼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应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倒逼国内改革，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供应链产生的冲击，加快完善外资管理体制，加快外贸领域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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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贸易、非对称开放与全球失衡:一项跨国的经验研究

  陈启斐, 张群

  南方经济. 2019, 38(7): 16-3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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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从贸易内部结构出发，分析非对称开放条件下，服务贸易兴起与全球失衡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全球59个主要贸易国家2000-2014年双边贸易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服务贸易净值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服务贸易净值提高100万美元，经常账户余额减少98.7万美元。在引入交互项之后这种关系依然显著成立。因此，服务贸易的非对称开放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二，技术进步和利率上调可以扭转服务贸易对经常账户的抑制作用。第三，金融危机之后，服务贸易和经常账户的负向关系进一步强化。后危机时代，全球失衡现象有可能继续恶化。第四，分位数回归发现，在低点位处服务贸易净值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更为强烈。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扭转服务贸易逆差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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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地位、在职消费与激励绩效

  廖歆欣, 刘运国, 蓝海林

  南方经济. 2019, 38(7): 34-5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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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企业高管进行有效激励，降低企业的激励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平稳运行和经济的繁荣发展。文章以2003-201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在职消费通过彰显"地位"、"威望"等而对企业高管产生的激励作用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位"、"威望"等精神层面的非物质因素对企业高管具有激励作用，并在激励效果上对货币薪酬具有替代作用：国有企业中，在职消费更可能作为货币薪酬的替代性补偿而产生激励作用；民营企业中，在职消费更可能发挥精神层面的激励替代作用。而在货币薪酬等物质激励得到相对满足的情况下，考虑了"地位"、"威望"等精神因素的激励契约具有更高的激励相容性，能够有效地为企业节约激励成本，提高内部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股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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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元技术能力、进化创业行为与创业绩效: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胡海青, 张颖颖, 张丹, 张琅

  南方经济. 2019, 38(7): 54-7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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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渐进寻优、不断迭代为特点的进化创业行为是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环境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行为逻辑，一直未受到重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进化创业行为的概念、基本特征和多维构面的理论分析，对进化创业行为的技术能力基础的探索较少。而现有对创业行为的技术能力基础的分析多关注于物理技术能力，较少关注于社会技术能力，更别说探索进化创业行为的多重中介作用在二元技术能力转化为创业绩效过程中的积极效应。文章遵循"能力-行为-绩效"的基本逻辑思路，构建进化创业行为对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关系影响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58份创业企业的调研数据，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进化创业行为在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1）微创新、风险投资行为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战略更新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2）微创新、战略更新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风险投资行为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丰富了进化创业行为的现有研究，为建立以进化创业行为为核心的中小企业更新与试错机制提供丰富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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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创业实践驱动的学术问题与研究建议

  张玉利, 冯潇

  南方经济. 2019, 38(7): 72-8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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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创业功不可没。乡村振兴、共享经济、社会创业、三农变化、城乡互动等众多因素共同推动涉农创业，围绕农业、农村、农民的创业活动日趋活跃。但是，不能用工业化发展的逻辑振兴乡村，三农创业也不会是城市创业的自然延伸。挖掘三农创业实践中的学术问题，大力开展三农创业研究，不仅有助于为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三农发展等政策建设建言献策，也有助于丰富和推动国内的创业研究。基于三农创业所展现出的活跃性和独特性，作者指出机会在未被充分利用的三农独特资源中孕育，资源、创业者等基本创业要素也正不断向三农集聚，呼吁学术界重视三农创业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地，文章从三农资源、企业家精神等角度切入，初步探讨了三农创业领域中可能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议题。最后，文章从三农创业实践出发，对三农创业的研究视野、研究情境、研究范围、研究层次和研究方法等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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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中国文娱消费偏低?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解释

  曹佳斌, 王珺

  南方经济. 2019, 38(7): 83-9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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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文娱消费对于拉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至关重要，但我国居民文娱消费增速偏低，对此学界还欠缺足够的经验论证。文章基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考察中国城镇居民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对文娱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整体而言，城镇家庭少儿人口占比具有显著的文娱消费需求效应，但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对文娱消费需求形成挤压；进一步研究发现，文娱消费需求效应伴随少儿的成长表现更为旺盛，而老年阶段的文娱消费需求随着年岁增长愈加不敏感。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家庭老龄化的文娱消费需求效应，在收入水平更高、教育背景更好的家庭，人口老龄化对文娱消费的挤出效应愈不明显；在教育背景、健康状况更优的家庭，少儿抚养数量增加带来的正向文娱消费需求会被部分挤出。旨在促进城镇居民文娱消费的政策应该顺应我国人口结构变动规律，充分尊重不同年龄消费群体的文娱消费选择及习惯，重点关注"多子化"、高收入、高学历家庭的文娱消费需求，在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培育发展壮大细分文娱产业和消费市场，让更多居民对文娱"能消费"、"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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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力供给视角

  邓利方, 李铭杰

  南方经济. 2019, 38(7): 100-11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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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且老龄化程度正在加速深化。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不断严峻，科学合理地制定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已是大势所趋。文章通过理论分析，揭示"全面二孩"政策和宏观经济各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利用嵌入"全面二孩"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当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全面二孩"政策会使得产出和劳动时间一直处于增加的状态，而消费的正向波动有所减小，反向波动有所增加。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不同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来做出不同的决策，促进人口老龄化向人口素质红利转变，把中国从一个富起来的中国变成一个强起来的中国，进一步实现两步走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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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快乐?——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马汴京

  南方经济. 2019, 38(7): 113-13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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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离婚率连年快速攀升引发了广泛关注，但鲜有文献定量评估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文章首次采用追踪数据（CFPS）定量评估了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冲击及其动态演变，为理解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提供了一个新观察视角。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离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短暂的负向冲击。按自评收入分为5个阶层，离婚当年人们遭受的幸福感损失，相当于从中等阶层下滑到最低阶层。离婚对幸福感不存在长期影响，离婚者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在离婚3年后即基本消失；是否再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男女、城乡、不同教育水平、有无子女等不同群组幸福感受离婚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但均呈现出共同动态演变趋势。考虑到离婚个体在离婚前夕的幸福感水平，应该已经低于其他已婚者，那么离婚应该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离异者幸福感恢复迅速表明在遭受巨大打击后，其心理上表现出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离婚主观成本相对较低，或是离婚率高企的重要原因。应该审慎地看待离婚对幸福感没有长期影响的结论，该结论不应被视为支持乃至鼓励中国居民离婚的经验证据。本研究仅显示：一个离过婚的人，也可以像常人一样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