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40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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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禀赋差异与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缓解

  罗明忠, 邱海兰

  南方经济. 2021, 40(2): 1-1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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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以缓解相对贫困为重点的后扶贫时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问题仍不容忽视。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桥梁，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有序衔接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如何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并尝试建立了“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禀赋差异缩小——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缓解”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此，文章首先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影响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利用2750份河南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通过替代核心自变量和变更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PSM模型和IVProbit模型以及ERM模型进行内生性讨论，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缓解了农村经济相对贫困。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仍具有稳健性。进一步的机制验证发现，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通过缩小劳动力禀赋差异和技术禀赋差异，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差异缩小和技术禀赋差异缩小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1.22%和7.36%。可见，应将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体系纳入农户相对贫困治理机制考虑范畴，引导农户从传统家庭化生产转向现代社会化生产，扩大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范围；同时完善就业服务等相关配套体系以吸纳释放的弱劳动力，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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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保障理论演进

  周业安, 王格非

  南方经济. 2021, 40(2): 19-3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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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系统通过社会与个体的风险共担，增进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福利水平，对就业、消费、投资均有显著影响。过去社会保障理论侧重信息约束和跨期决策下的机制设计，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有效的风险和成本共担，进而有效化解社会成员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但这些干预机制有可能会对就业等产生负面影响。近年来，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开始进入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新的理论试图从理性约束视角来理解社会保障系统的性质及其影响，并提出了全新的助推机制的设计理念与思路。迄今的研究发现，干预机制和助推机制各有千秋，通过合理的互补与替代，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保障系统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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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外语能降低经济决策偏差吗?来自实验室的证据

  杨晓兰, 李莉

  南方经济. 2021, 40(2): 35-5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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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旨在检验使用外语对经济决策的两类核心问题，即不确定性（风险、模糊性）决策和跨期决策的偏差是否产生影响。两组实验被试被随机分到母语组和外语组，分别采用母语和外语完成一系列决策任务。实验结果发现使用外语能够显著降低与风险相关的决策偏差，但并不能降低与模糊性和跨期决策有关的决策偏差。具体而言，在与框架效应有关的风险决策任务中，使用外语显著减少了决策的框架效应；与母语组相比，在与小额金钱、大额金钱有关的风险决策问题中，外语组的反射效应消失了；外语组的阿莱行为也显著减少。在模糊性决策任务中，母语组与外语组在决策偏差上没有显著差异。在跨期决策任务中，使用外语对个体的焦虑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显著增加了双曲贴现偏好。这说明风险、模糊性和跨期决策所涉及的认知过程存在差异，使用外语对决策产生的作用具有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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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与货币政策立场——微观财务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

  肖志超, 郑国坚, 蔡贵龙

  南方经济. 2021, 40(2): 51-6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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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2004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数据，构建汇总层面的利息偿付倍数、现金持有水平以及会计盈余作为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代理变量，考察其对国家货币政策调控立场的预测价值。研究发现：（1）汇总层面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越高，政府未来越倾向于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表现为未来信贷投放规模的增长和借贷利率的下降；（2）分析师宏观预测以及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也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汇总层面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研究表明，汇总层面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能够反映实体经济的资金供求状况，从而对货币政策立场发挥一定的预测价值，有助于监管当局提高对宏观经济的监测和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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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熊赛跑:中国高铁站点争夺的区域竞争新解释

  钱则一, 施贞怀, 陈强远, 李晓萍

  南方经济. 2021, 40(2): 66-8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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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中国高速铁路极大地改变了国民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了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并重塑了经济地理。中国高速铁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导致生产要素和资源的空间集聚和中小城市的外围化，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中小城市高铁站点争夺运动。中小城市通过高铁站点争夺以“竞劣”?为了回答这一“悖论”，文章基于夜间灯光数据和密度梯度指标，对以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了重新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通高铁的中心城市和争夺高铁的中小城市之间的“人熊赛跑”理论假说，并利用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了验证。文章研究发现：（1）高铁的开通，导致经济活动向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的集聚，而中小城市被边缘化，即“人跑不过熊”；（2）开通高铁的中小城市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中小城市而言，其能获得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即“跑过了同伙”；（3）“人熊赛跑”的理论逻辑，很好地解释了中小城市通过高铁站点争夺以“竞劣”这一“悖论”，即“跑不过熊，但要跑过同伴”。文章的研究，为中国高铁站点争夺的空间政治经济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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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周期的动态变迁测度

  隋建利, 龚凯林, 刘金全

  南方经济. 2021, 40(2): 84-10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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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1996-2017年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年度数据，运用附加结构突变点的非线性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测度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各国双边贸易周期的阶段性差异和时变性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周期在2008年前后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在突变点后，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的双边贸易平均增长率以及高、低平均增长率普遍大幅降低。（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欧盟区域遭受的冲击相对最深，亚洲非盟区域次之。此外，与联盟区域相比较，非联盟区域抵御双边贸易市场剧烈波动的能力更加有限。（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各国的双边贸易周期普遍表现出收缩惰性的“亚洲金融危机效应”（1996-2000年）、强势扩张的“WTO效应”（2001-2007年）、宽幅震荡的“全球金融危机效应”（2008-2012年）以及“V型”复苏发展的“‘一带一路’效应”（2013-2017年）。（4）沿线各国双边贸易的动态演化特征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同时，沿线各国经历双边贸易扩张以及收缩的时点、持续期、累计时间普遍存在差异。协同性程度指标进一步显示，沿线各国与整体双边贸易周期的协同度普遍较高，且突变点后沿线各国与整体的协同度普遍高于突变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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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商制度环境与民营经济发展——基于营商文化“基因”的历史考察与实证

  马忠新

  南方经济. 2021, 40(2): 106-12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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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商制度环境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离不开营商文化“基因”的历史传承，明清商帮精神的历史传承和开埠通商所带来的外部冲击，是城市营商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证研究基于281个地市级以上城市的民营企业发展数据和世界银行的微观企业调查数据，检验了营商制度环境的历史传承及其对民营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营商制度环境受到开埠通商、明清商帮等历史因素的显著影响；营商制度环境对城市的人均私营和个体企业数量、人均民营上市公司数量、人均民营新三板公司数量等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不同发展规模的民营企业均受到营商制度环境的显著影响。同时，营商制度环境也显著影响了各地民营企业创新能力（专利密度）、经营活力（产能利用率）等发展质量指标。增加控制变量或更换变量指标数据，实证结论都十分稳健。文章基于营商文化传承和营商制度变迁，为营商环境研究提供了历史视角，并基于历史工具变量使用IV估计为营商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更有力的实证证据。研究结论为推动新时代的营商环境改革及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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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朱者赤:幸福的传染效应——基于CLDS 2014-2016的实证分析

  郑晓冬

  南方经济. 2021, 40(2): 123-14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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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他人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评价公共政策的真实效果，如何有效识别幸福感人际传递的因果关系是分析幸福传染效应的核心问题。文章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社区为参照单位讨论与检验了人际间的幸福传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人、家庭与社区层面的相关因素后，社区其他人的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分别以社区其他人的父母教育程度以及受访时间和天气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的结果依然支持“幸福会传染”的结论。此外，包括指标、样本和方法调整在内的稳健性检验仍显示结果一致可靠。从群体差异来看，幸福的传染效应更加明显地发生于农村、家庭收入较低，以及自身幸福感和社会资本处于中高水平的群体。幸福在人际间传染的主要渠道有两条：一是个体通过捕捉模仿或认知联想他人的情绪与行为来改变其精神健康与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其幸福状态；二是他人积极的情绪与反馈有助于社会网络的构建与发展，从而通过促进社会互助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幸福传染效应的存在为完善政策与项目的全面评估、加强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促进正能量的传播等提供了参考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