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第41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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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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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商业生态系统特征：数据控制和数据协调模式比较

  王福涛, 郝雄磊, 袁永

  南方经济. 2022, 41(2): 1-1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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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平台重塑组织间关系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而数据要素分布模式会影响数字商业生态系统特征。文章选择浙江省和广东省分别作为数据控制模式和数据协调模式的代表，基于数字经济上市企业经营领域与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比较数据控制与数据协调两种模式在产业链整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以及数字商业生态系统网络结构上的差异，分析两种模式为提高经济效率所采纳的不同路径。研究发现：无论在何种模式下，民营企业通常选择创新活动频繁、创新风险较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国有企业通常参与门槛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控制模式是构建数字化营销渠道发挥消费互联网平台用户流量优势，数据协调模式是依托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协同制造优势；数据控制模式是纵向一体化产业链整合方式，数据协调模式是水平型产业链整合方式。相较于数据控制模式，数据协调模式下的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度更高、在产业链上扩散速度更快；数据控制模式下组织网络呈现“垄断”结构，而数据协调模式呈现“区块链”结构；数据控制模式依托于单一平台很难做出全局最优决策部署，数据协调模式在不同领域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可能导致跨平台间的数据流动产生困难。消费者需求数据和工业数据高效匹配是两种模式共同演进方向，相较于讨论数据要素最优集中规模，畅通数字平台之间的数据要素流动渠道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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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邓荣荣, 张翱祥

  南方经济. 2022, 41(2): 18-3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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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引入外生政策冲击、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污染物的降低作用有所差异，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应最明显，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次之，对PM_2.5浓度的降低效应最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污染减排效应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且数字经济发展仅在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内容丰富了有关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对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提供了政策参考。
开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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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基于出口增加值的视角

  李荣林, 熊燕, 倪何永乐

  南方经济. 2022, 41(2): 38-5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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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Eora26投入产出表数据和全球中国官方金融数据库，本文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的因果关系及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提高非洲国家的交通和通信设施质量是中国对非援助影响出口增加值的主要机制；(3)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增加值效应会随产业分类、援助类型的不同而产生差异；(4)进一步研究表明，非洲接受的DAC发展委员会国家和国际多边组织援助的“碎片化”会削弱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在经济实力和政府治理能力较弱的非洲国家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为中国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支持，并揭示了中国对非援助影响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的内在规律。这对于加强中非经贸关系，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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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倾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出口

  卢晓菲, 黎峰

  南方经济. 2022, 41(2): 55-6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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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频发加剧了贸易不确定性。本文试图从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这一新视角阐述微观企业如何应对不利冲击以实现高质量出口。基于全球反倾销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匹配得到的2000-2008年样本数据，利用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本文对TPU如何影响多产品企业高质量出口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TPU提高，会倒逼企业升级出口产品质量，考虑逆向因果等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结果依然稳健。②企业内产品转换是TPU倒逼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作用机制。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加工贸易、外资企业、资本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中，这一倒逼效应更显著。在国际价值链断裂加剧贸易不确定性的新形势下，本文对于深刻理解TPU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实验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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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誉能解决医疗保险的“双刃剑”难题吗？——来自实验的证据

  陈叶烽, 黄娟, 吴雅伊, 李丹阳

  南方经济. 2022, 41(2): 68-8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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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保险虽然有利于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但也滋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文章基于医疗服务的信任品属性，利用实验方法刻画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种保险形式，并通过对比私人信息和公开信息探究了加强声誉建设对解决医疗保险“双刃剑”难题的作用。实验结果表明，首先，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均会导致医患双方的道德风险问题，且商业保险更严重。其次，声誉加强有利于缓解保险的道德风险，其作用机制在不同保险条件下有所不同。在商业保险条件下，声誉通过弥补患者的信息劣势，加大了对医生欺骗行为的约束；而在社会保险条件下，声誉在提振患者对市场的初始信心的同时，降低了患者因保险依赖而盲目交易的可能性。最后，综合医疗市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看，公开信息商业保险和公开信息社会保险是两种相对高效的政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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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决策情景下医生利他性测量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张悦, 李星, 林兴, 李心言, 张馨元, 韩优莉

  南方经济. 2022, 41(2): 88-10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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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实验经济学、行为博弈论的发展，传统经济学中的自利假设受到利他倾向的挑战。利他性在医疗决策中体现为医生行为偏离个人利益最大化，关注患者健康福利，被认为是医生绩效和医疗服务质量的关键决定因素之一，对公益性导向和满足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利他性难以测量影响了对医生利他性的研究和有效激励机制的建立。本研究基于显示偏好原理并采用独裁者博弈为基础设计的受控实验室实验模拟医生医疗决策情景，根据医生决策结果，分别基于医生效用函数计算和运用随机效用模型估算医生的利他性。结果显示医生决策过程中对患者健康效益给予了正向权重。医生的利他性存在异质性。基于医生效用函数计算的利他性均值为0.82，表明医生对患者健康效益的权重为82%。96%的医生利他性大于0.5，50%的医生利他性大于0.85。运用随机效用模型估算的利他性(患者健康效益与医生利润的边际替代率)为1.078>1，49%的医生边际替代率大于1，说明相比个人利益医生更加重视患者健康效益。两种方法下测量的利他性显著正相关(Spearman’s ρ=0.715, p<0.001)。提示本研究应用的医疗决策情景下利他性的测量方法可实现医生利他性的量化，基于两种方法测量的医生利他性可以相互印证。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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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吗？——来自分析师调研的经验证据

  罗党论, 李晋杰

  南方经济. 2022, 41(2): 106-12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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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师实地调研对其盈余预测会产生很大影响，那么，在调研中，分析师接触到更高管理层，对其盈余预测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呢？我们以2015-2018年深交所被分析师调研的上市公司为例，研究发现，分析师实地调研受到管理层重视的程度越高，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度越低，同时预测乐观度越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公司的盈余波动程度以及调研获取的私有信息的时效性也会影响管理层重视对分析师预测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说明对于分析师实地调研来说，“近水楼台”反而影响了其“先得月”。文章的研究深化了分析师行为的相关文献，给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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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共同持股、公司治理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

  张学志, 柯婵

  南方经济. 2022, 41(2): 123-13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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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和家庭关系可以通过家庭成员的嵌入而深刻影响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及战略决策。文章采用手工搜集的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持股数据，检验了夫妻共同持股的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丈夫单独持股企业，夫妻共同持股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更差，其CSR总得分与CSR评级均显著更低。机制检验表明，夫妻共同持股时，双方家族成员会更多的介入企业经营治理并担任董监高职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更差、大股东利益侵占更加严重，低效的公司治理水平抑制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文章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PSM、安慰剂检验、实际控制人婚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文章研究表明女性“她力量”未能在家族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