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第42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23-11-25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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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探索
  • 黎莉莉,胡晓群,高 静
    南方经济. 2023, 42(11): 1-18. https://doi.org/10.19592 /j.cnki.scje.41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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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然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到底新在哪里?它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怎样的制度关联和制度差异?文章通过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回溯,并基于演化与比较制度视角,援引修正的“制度结构—行为努力—经济绩效”的分析框架,探究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在内涵、功能和成员属性及其资格获得,组织属性及其法人特征,产权特点及其实现形式,外部对接机制及其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差异。文章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由成员同质性向成员异质性,由政经合一组织向单纯经济主体,由“一大二公”、产权固化向产权明晰、产权开放,由村社法人地位缺失向特别法人地位等制度方向演进,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多元化、外部连接机制和治理机制呈现市场化等多维特征。新时代,以集体产权为纽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日益丰富其实现机制,日益拓展其“集体经济+”的经济连接机制,为乡村组织振兴和能力提升带来新的契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取向,需要兼顾集体产权逐利性和社区公共服务集体供给要求,确立其社会企业组织属性,支持产权开放性探索以促进经营创新,推行集体经济环境优化和内生能力建设双轮驱动,建立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经营机制,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开放式经营“双重委托代理”机制,推动建立市场经营潜在风险的隔离机制。 
  • 宏观研究
  • 郭 露,王 峰,肖 芳
    南方经济. 2023, 42(11): 19-3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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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作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主要的再分配方式,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分配流动性,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收入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家庭需求侧出发,构建了家庭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标体系,进而使用基尼系数法测度了县级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实证检验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家庭收入分配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促进家庭收入水平向更高收入组别流动,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此结果依然成立。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雇佣型就业进而实现家庭收入向上流动,这一机制在低收入家庭更加显著,即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扩容”;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亦可以通过促进中等收入家庭获取基本公共服务,稳定家庭收入,进而避免重新陷入低收入群体之中,即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提质”。第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业家庭收入流动性的提升作用要大于非农家庭,并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发现对准确认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 刘渝琳,李晓梅
    南方经济. 2023, 42(11): 38-6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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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通过对“内卷-竞争”的量化识别分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同龄群体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拓宽竞争方式与竞争范围营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缓解了“内卷”带来的努力收益回报下降的不利影响,使同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逐年收敛趋势且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降低了40岁以下群体的同龄收入差距,但对40岁以上同龄群体的作用却相反。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的工作用途和机会型创业两条竞争路径更加强化了对同龄收入差距的收敛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同龄群体中,相比中等技能水平群体,低技能和高技能水平群体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数字经济对农村群体的收入促进效应更大;同时,女性受益于数字经济的收入溢价更高。因此,加快数字化进程,使同龄人不同群体充分享受数字经济红利,对缩小同龄收入差距进而迈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解释。 
  • 卜 寒,高远东,寻 舟
    南方经济. 2023, 42(11): 62-8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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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文章立足于数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这一基本事实,以大数据作为研究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立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大数据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大数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直接效应表现为新任务创造和自动化扩张效应,且新任务创造效应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而自动化扩张效应会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降低。间接效应表现为自动化加深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且两种间接效应均能有效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大数据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仅存在于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此外,大数据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而非企业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来改善劳动收入内部分配结构。文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数据要素如何改变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为政府部门强化大数据在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提供了决策参考。 
  • 区域与城市
  • 张玉昌,冉 征,郑江淮,陈保启
    南方经济. 2023, 42(11): 83-10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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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于畅通国内市场大循环,优化地区创新路径和提升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技术结构范式界定了地区创新路径的方式,考察了国内市场整合对地区创新路径的影响。采用2000—2015年中国专利数据和区域市场整合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内市场整合对中国地区技术多样化创新路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市场整合程度显著提升,地区创新路径呈现技术多样化的不同形式,从相关技术多样化向不相关技术多样化的创新多样性逐步转变,国内市场整合对地区创新路径存在显著的影响,国内市场整合程度的提升更明显地激励地区实行不相关技术多样化的创新模式,促进地区创新路径向不相关技术多样化的方向收敛,主要从提升国内需求、优化要素配置和增强区域间技术关联三个渠道影响地区创新路径的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出口规模会有利于地区选择相关技术多样化创新,但会抑制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国内市场整合可以缓解出口的消极作用。(因此通过整合国内市场,加快建设统一的国内市场环境,打破地方形成壁垒,是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优化创新路径,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 郑善强,周耀东
    南方经济. 2023, 42(11): 105-12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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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沪深 A股上市公司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构建信任的客观指标,实证分析省际信任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1)省际信任涉及省份可信性和省际交互关系,可信性体现在省份能力、诚实和制度方面的信用特征上,交互关系则表现为省份间熟悉程度和省份群体的社会认同意识。(2)省际交互关系所形成的信任能够显著作用于地方市场整合;可信性特征尽管不能直接作用于市场整合,但可以成为省份群体社会比较的对象,可信性差距缩小能够缓和省份间的市场分割。(3)地方政府所实施的本地保护会导致省份间不信任,阻碍省份间统一市场的形成。最后提出了建立异地商会、跨省仲裁机构,统一省份间执法标准等促进省际信任形成的政策建议。 
  • 开放经济
  • 谷均怡,李青蓝,班元浩
    南方经济. 2023, 42(11): 123-14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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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 胡哲力,周剑明,顾乃华
    南方经济. 2023, 42(11): 142-16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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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班列的开通提高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市场可达性,大幅降低了国家间的贸易成本,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外循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文章基于中欧班列开通所构成的准自然实验,使用2000—2018年 27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的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改善;异质性检验发现,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推动了区位禀赋劣势地区制造业专利数量与质量改善,但是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仅推动了交通禀赋优势地区制造业专利数量提高,即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区位禀赋劣势地区的边际效用更大;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大城市的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改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技术密集度异质性检验结果可知,中欧班列的开通推动了低技术密集度与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但相较于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而言,该政策对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数量提高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欧班列通过市场竞争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产业结构效应等渠道推动区域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基于以上结论,文章认为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并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促进我国欠发达地区中欧班列建设以及推动我国制造业由低端向中高端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