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第44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2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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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与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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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对中美经济影响

  梁习丹子, 朱启荣

  南方经济. 2025, 44(11): 1-1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3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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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竭力推行“对等关税”政策，导致中美两国关税战不断升级。文章运用全球贸易模型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125%关税，以及中国对美国实施对等关税报复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还模拟分析中国通过扩大国内消费，抵冲此次中美关税战影响的效果。研究表明：第一，美国对华加征奇高关税，对中国的GDP、居民收入与消费、进出口贸易、贸易条件指数、投资净收益和总产出造成显著损害，同时，使美国的GDP、居民收入与消费、贸易条件指数略有提高或改善，但致使美方进出口贸易、投资净收益和总产出明显下降，并造成其物价上涨；第二，

  中国对美国实施对等关税，既能够明显减少中方GDP、居民收入与消费、贸易条件指数和总产出受到的负面影响，又能使美国的GDP、居民收入与消费、进出口贸易、贸易条件指数、投资净收益和总产出显著下降；第三，如果中国能够将国内居民消费率提高2%，则既能消除中美相互加征125%关税对中国GDP、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负面影响，又能够显著减少中国进口贸易、贸易条件指数、投资净收益与总产出受到的影响。文章为中国有效应对美国的关税战，提供了现实启示和政策参考。
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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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驱动政策、创新资源流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实证检验

  李胜兰, 郑崴元

  南方经济. 2025, 44(11): 20-4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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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创新驱动政策可为各地区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生态。文章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6—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创新资源流动的视角研究了创新驱动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核心结论如下：（1）创新驱动政策可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2）创新驱动政策为试点城市带来高技术人才、研发资本等创新资源净流入，从而显著提升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3）地方政府新质生产力注意力能够正向调节创新驱动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效应。（4）东部及西部地级市、大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具有优势营商环境的城市、环境重点保护城市中创新驱动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更显著的促进效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应细化监测评估指标体系、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并基于城市禀赋等特点完善差异化政策，实现各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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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林 涌, 谢小平, 马 双

  南方经济. 2025, 44(11): 44-6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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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集体资产利用效率低下、产权流动性不足是阻碍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提供了重要契机。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9年四期调查数据，匹配农业农村部历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区县试点单位名单，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从微观视角评估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并对家庭收入构成中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提升效果。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效果在家庭所在村集体是否拥有特色产业、村集体与县城中心的距离远近以及家庭总收入水平高低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机制分析发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总收入和工资收入，但并未通过农业途径显著影响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提升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改革初期体制机制尚未完善，政策目标尚未完全实现。研究结论对完善农村家庭收入提升的长效机制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国民经济运行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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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银行严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 ——来自委贷新规的经验证据

  张新然, 白 俊, 孙云云, 邱善运

  南方经济. 2025, 44(11): 65-8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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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间委托贷款是我国影子银行最大的组成部分，完善对委托贷款业务的制度监管，有利于促进委托贷款的健康发展，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从而更好地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文章以委贷新规的实施作为外生事件，基于2015—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子银行严监管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委贷新规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实业投资水平，这表明对影子银行业务进行金融严监管能够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尤其是对从事高息委托贷款的企业影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委贷新规政策可以抑制企业的委托贷款活动并有效压降委托贷款的投机空间，进而产生反向挤出效应。此外，委贷新规还具有规范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以及明确委托人业务定位的政策效果，且在非正规金融更活跃的区域这一影响更加明显。文章从发放方企业的视角明晰了委贷新规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拓展了企业委托贷款问题的研究视野，而且细化了金融严监管的研究范畴，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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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G评级分歧与债券信用评级膨胀

  王 垒, 李 宽, 丁黎黎

  南方经济. 2025, 44(11): 83-10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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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评级膨胀的治理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然而，随着信用评级的评估维度逐渐拓展至ESG等非财务范畴，信用评级机构正面临由ESG评级分歧所引致的市场信息环境复杂化的挑战。文章基于信息环境视角，采用2015—2023年中国A股发债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ESG评级分歧对信用评级膨胀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ESG评级分歧会显著推升发债主体信用评级，加剧信用评级膨胀，该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排除竞争性解释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现象主要由信用评级机构与发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联所驱动。具体而言，在“发行人”付费模式主导的市场结构下，ESG评级分歧会增加企业信用评级购买需求，并加剧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导致信用评级膨胀；而外资背景评级机构的约束、发债主体的媒体监督及区域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缓解由 ESG 评级分歧导致的评级虚高问题。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债券市场投资者警惕 ESG分级分歧具有重要启示，为监管机构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推动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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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G与企业出口质量升级：理论与经验分析

  廖梁贵, 李优树

  南方经济. 2025, 44(11): 104-12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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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质量升级是建设贸易强国的必经之路。企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ESG表现，是促进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重要因素。文章建立一个垄断竞争模型，利用2009—2016年上市企业出口数据，探讨ESG表现对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ESG表现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质量升级，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变量、模型以及样本的偏误后，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表明，ESG表现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路径影响出口质量。供给侧机制方面，ESG表现通过提升生产率和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出口质量；需求侧机制方面，ESG表现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和调整ESG区位优势促进出口质量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ESG表现还会带来产品价格提升效应和质量动态提升效应，这意味着好的ESG表现让企业在海外市场拥有更大的“议价权”以及放大企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文章从理论逻辑和事实经验两个层面，为出口质量决定因素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对推动中国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助力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业发展与企业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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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农业产业园、要素集聚与农民稳定增收——基于2725个县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单德朋, 姚 壮, 王 鹏

  南方经济. 2025, 44(11): 125-14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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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实现农民稳定增收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立足要素集聚视角，文章将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创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现代农业产业园对农民稳定增收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现代农业产业园可以显著降低农民收入波动，促使农民稳定增收。机制检验发现，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创建能够通过强化要素集聚效应，打破原有分散低效的资源配置格局，不仅显著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环境污染引发的负外部性，进而对农民收入波动产生抑制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对农民收入波动的抑制作用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丰富、产业结构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越高的地区，还有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销区所在的县域中更为明显。这些研究结果丰富了传统要素配置理论和经验证据，为未来“十五五”规划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差异化布局提供依据，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园区化路径破解小农生产脆弱性提供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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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人工智能概念炒作与大股东股份减持

  孙 月, 王 新, 郝晓蓓

  南方经济. 2025, 44(11): 143-16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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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其专业性和复杂性助长了公司概念炒作行为，为具有信息优势的大股东借机减持提供了契机。揭示人工智能概念炒作影响大股东股份减持的作用机理，对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治理大股东减持套利、防范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文本分析法构建人工智能概念炒作指标，基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有限理性视角，分析了上市公司人工智能概念炒作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概念炒作强度越大，大股东越有可能进行股份减持。这一现象在个人投资者占比较高，股价波动性较大，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更为显著。大股东利用概念炒作进行减持的行为主要发生在股价处于相对高位时。概念炒作公司的大股东减持行为增加了股价崩盘风险，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媒体可以识别公司概念炒作行为，对中小投资者具有风险预警作用。文章拓展了人工智能概念炒作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利于政府监督和治理大股东利用人工智能概念炒作进行减持，扰乱证券交易秩序的行为，为切实推动企业人工智能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