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第28卷, 第7期　刊出日期：201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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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惯性困局：固定汇率制度改革之难题

  徐建炜

  南方经济. 2010, 28(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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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观察发现，尽管均衡汇率随着宏观经济变量不断变化，汇率制度的演变却是十分缓慢的。本文利用持续期模型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至2004年的跨国数据，发现固定汇率制度具有很强的惯性特征，一国退出固定汇率制度的概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进一步，这种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更强。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即便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具备更高的效率，长期存在的固定汇率安排也不会轻易被放弃。汇率制度改革同其他领域的制度改革一样，只是经济环境成熟还远远不够，更需要一些特别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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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决定了居民对再分配的需求

  马明德 陈福平

  南方经济. 2010, 28(7):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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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居民对再分配需求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穷人比富人更加支持再分配，但收入的边际效应很小，收入分配问题并不会随收入的增加而自然解决。认为当前社会总体不公平的居民对再分配的诉求更高，且其边际作用最大。与同辈相比社会经济地位更低的人对再分配的需求更高。向下的流动性会增加人们对再分配的需求，这部分支持了“POUM”假说，并提醒我们应该警惕“流动性红利”减弱所导致的再分配需求上升。中国社会特殊的转型特征与再分配需求密切相关。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事业单位比党政机关的居民对收入调节的诉求更强烈。与新型都市社区的居民相比，其他类型社区的居民都更加支持均富的收入调节政策。此外，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也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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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李君华, 彭玉兰

  南方经济. 2010, 28(7):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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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2002年度中国省区/行业数据，本文估计了一个包含比较优势、新经济地理、知识外溢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中国制造业布局影响因素模型。回归结果支持了上述各种力量在制造业分布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且特别强调了新经济地理和知识溢出在集聚经济过程中的因果累积循环性质。研究表明，对外开放、城市化、工业基础的增强、交通设施的改善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削弱将非常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集聚，知识溢出的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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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股市非系统风险被定价的实证研究

  陈健

  南方经济. 2010, 28(7): 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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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Campbell模型为基础，建立预测回归方程，利用中国股票市场1995至2005年沪、深两市的数据，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股票市场非系统风险对市场超额收益率的预测关系。结果发现，非系统风险对市场超额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正预测能力；对于不同的风险测量，在控制流动性效应后，这些结果都具有稳健性；非预期市场流动性对市场超额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系统风险和预期市场流动性对市场超额收益率没有预测能力。这些结果表明非系统风险被定价，同时也可以为中国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热衷集中持股现象做出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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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如何增长？------基于广度、数量与价格的三元分解

  施炳展

  南方经济. 2010, 28(7):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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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创了分析贸易增长的三元分解框架，将出口增长分解为广度增长、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利用这一框架，结合1995年和2004年世界双边HS92六分位贸易数据，回答了贸易如何增长的问题。结论发现，数量增长是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贡献度高达83%；广度增长与价格增长的贡献极其有限；这一结论对于不同国家、不同产品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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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信贷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张敏 王成方 姜付秀

  南方经济. 2010, 28(7): 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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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信贷资金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信贷资源配置质量的高低无疑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投资效率的角度研究了我国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本文发现，处于过度投资状态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长期贷款；而且过度投资程度越大，它们获得的长期贷款越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程度越大，企业价值越低。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的信贷市场是低效的，更多的信贷资源流向了处于过度投资状态的企业，而这类企业的价值较低，说明我国银行的资源配置功能较差。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信贷配给研究领域的文献，同时也为我国银行的信贷决策和我国的银行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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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性波动、市场性波动与经济周期

  李勇

  南方经济. 2010, 28(7): 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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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我国的经济波动分为市场性波动和体制性波动两个方面，二者共同构成了转轨时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特征：由“大起大落”向“高位收敛”转变。据此，本文通过构建模型证明了下述结论：体制性波动是导致我国经济周期呈现出“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体制性波动的减弱和市场性波动的增强导致了我国的经济周期从“大起大落”向“高位收敛”转变；“市场性波动”在风险和信息方面所引起的波动要显著性的小于“体制性波动”，本文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并指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