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关系网络中结构性权力的视角，文章探究了国际关系网络对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认为，获取全球经济网络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网络的结构性权力，已经成为冷战结束后理性国家行动的核心目标；而国际关系网络的结构性权力可以通过便利贸易主体和提升国家能力等方式，提升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利用GDELT数据库和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文章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国际关系网络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有紧密联系；国际关系网络的结构性权力有助于提高全球价值链网络的结构性权力。研究还发现，国际关系网络的结构性权力，通过提升以FTA网络为代表的国际经贸制度网络的中心地位，而对全球价值链网络产生积极影响。此外，当一个国家深度融入全球化而与他国的贸易距离缩短时，国际关系网络的结构性权力效应会加大。文章结论表明，在逆全球化风险与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国家需要超越传统依赖实体性权力差距或双边非对称关系的竞争模式，高度重视并积极发挥在国际关系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应着力优化外部环境，增强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度，以有效应对可能的战略风险。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极化将加剧经济不平等及地缘冲突风险，缩小南北差距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 2005—2021 年全球 179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丝路电商”合作为抓手，检验制度型开放是否促进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平衡性重构。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降低北方国家的绝对主导地位，加强全球南方的参与能力；并且“丝路电商”合作涉及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核心议题均促进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平衡性重构。机制分析发现，制度型开放通过缩小数字技术鸿沟、数字治理鸿沟、数字监管鸿沟等渠道实现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平衡性重构。此外，制度型开放不仅直接作用于伙伴国，还通过多重路径产生逐层网络传播效应，包括地理溢出效应、“丝路电商”伙伴国对其区域贸易协定合作国的同侪效应以及通过同侪伙伴向更广泛的级联网络渗透。文章揭示了制度型国际公共产品在重塑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为构建南北协同发展的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新秩序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央银行对于政策目标承诺的兑现程度，能够改变预期引导能力并影响政策预期目标达成度，进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及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产生影响。基于非对称且非线性的内生央行信誉生成机制，文章构建了一个半结构模型，并通过动态数值模拟来探究央行信誉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拓展的“通胀—产出”双目标政策框架，考察中国央行信誉的构成因素及在不同调控目标下的异质性效果。研究发现：央行信誉会随着政策目标偏离承诺方向的不同而具有非线性与非对称性；央行信誉的存在会提升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和变动惯性，并对央行多目标动态均衡及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产生影响；央行信誉变动与通胀目标承诺的履行程度关联性较大，而产出目标的达成与否对央行信誉的影响相对较小；当经济运行平稳且信誉水平较高时，以基于单一通胀目标的央行信誉机制为导向，将成为政策实践中的更优选择；反之则宜采用基于混合目标的央行信誉机制，以促进央行多目标的协同实现。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健全常态化的政策双向动态沟通机制，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同时，充分考虑在货币政策调控中央行信誉的非线性与非对称特征，以及政策当局和公众对不同政策目标重视程度的分歧，更加合理地权衡社会福利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从而提升货币政策实施的整体质效。

文章结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采用FH指数对2000—2021年间全球数字服务外包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此期间，全球数字服务外包呈现出明显的变迁趋势，从以“英美”为中心逐渐演变为以“中美”为中心。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数字服务外包的影响。研究发现，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能够使数字服务外包增加28.4%。机制分析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通过缩小制度距离和削减数字服务贸易成本，从而提高数字服务外包水平。通过异质性分析，文章发现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能够同时推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数字服务外包活动。在细分服务贸易条款方面，文章发现最惠国待遇、自然人流动和保护机制三项条款对数字服务外包的增长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除此之外，文章还使用多种稳健性检验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文章为深入理解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数字服务外包提供了理论依据，揭示了服务贸易在推动数字服务外包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该研究成果也为我国发展数字服务外包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为我国在全球数字服务外包竞争中取得优势提供了理论支持。

文章基于2000—2013年工企和海关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服务市场“广度开放”和“深度开放”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且对两种开放模式的“政策关系”与“效应关系”开展深入的二元辨析。研究发现：服务市场“广度开放”和“深度开放”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且“广度开放”促进作用大于“深度开放”，再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该促进作用在技术吸收能力强、产业共聚水平高、管理效率高、非国有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广度开放”和“深度开放”均通过市场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但是“广度开放”的三个效应均高于“深度开放”，佐证了前文二元辨析逻辑和经验研究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广度开放”和“深度开放”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效应呈现出替代关系，并且这种替代关系在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属性中表现更强。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服务市场“广度开放”与“深度开放”的相机抉择，以及如何利用服务市场开放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背景下，厘清宏观金融杠杆波动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对于优化宏观调控路径以及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从“融资效应”与“预期效应”的双重视角出发，理论分析了宏观金融杠杆波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宏观金融杠杆波动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二，“融资效应”和“预期效应”是上述影响的渠道，当宏观金融杠杆波动上升时，融资约束水平较高、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大、风险承担能力较弱、高管风险厌恶较强的企业，其研发投资强度下降得更多；三，宏观金融杠杆波动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低风险创新”，宏观金融杠杆波动对“高风险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四，宏观金融杠杆波动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五，宏观金融杠杆波动会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依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政策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互协调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政府应实施稳健且有序的金融杠杆调控策略，以维护中国的金融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灵活和差异化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日益复杂的不确定性竞争环境下，具有独占性特征的知识产权和具有统一化特征的技术标准之间的融合互动，不仅有助于企业深入挖掘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的创新价值，更有助企业构建一种新的融合知识产权与标准特质与优势的竞争策略。文章诠释了外部环境的多重不确定性特征及其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探讨了专利、商标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之间的互补性与替代性机制，揭示了知识产权标准化策略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专利、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对创新保护的互补性质，能帮助企业针对不同市场竞争需求来选择合理的技术标准形式；知识产权标准化策略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标准化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它们分别体现出竞争优势的持续性、扩散性和创新性；企业构建知识产权标准化策略旨在形成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的协同运用能力，获取基于知识产权与标准的新增价值；利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的特征属性及其交互机制，结合技术创新优势、市场需求特征和竞争地位，是企业构建知识产权标准化策略的关键；知识产权标准化策略的形成模式分为封闭式、半开放式和开放式三种类型，开放式模式有助于促进标准创新生态系统的重构。研究表明，我国高科技企业应注重发挥商标和商业秘密等非专利知识产权的作用，以规避海外专利布局相对薄弱的劣势；同时，应充分利用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和极具性价比的技术优势等后发优势，使之与技术标准（尤其是事实标准）融合互动，增强在新兴产业主导设计标准竞争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主持人语：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筹备之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有效应对挑战，克服困难，进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2025年9月25日，在广东省发改委规划处的指导下，《南方经济》杂志社联合中山大学课题组特别邀请来自广东高校的部分专家学者召开“广东当前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建议”座谈会。与会专家基于对广东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先从税收结构角度分析了广东经济增长的动能变迁，继而分别从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人才结构三个方面为广东提升经济增长动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现将与会专家主要观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主持人：才国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项目入选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研究方向：经济增长与发展、数字经济与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