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冲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预期管理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经济学通过引入认知偏差和心理因素，突破了传统预期理论中“理性经济人”的理想化假设，构建了更加贴近现实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为实现“稳预期”和“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的政策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然而，在我国，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亟需结合中国特有的制度文化背景，进一步推动预期研究的应用与发展。基于此，文章对经济预期的行为与实验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在传统预期理论的基础上，重点阐释了行为经济学中的不完全信息理性预期与有限理性预期，并总结了行为经济学框架下预期研究在微观、宏观及金融等领域的应用进展。文章进一步探讨了经济预期的行为实验设计方法，包括问卷实验和实验室实验，分析其在揭示预期形成中的作用与局限。未来，预期研究仍需在实验方法上持续优化，完善实验流程、降低估计偏差，并在实践层面更加紧密地契合中国的制度环境与文化语境。通过推进本土化探索，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预期研究将在提振居民信心、引导企业决策与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为宏观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基于阿吉翁“创造性破坏”非均衡失业理论框架，文章探讨了数字技术驱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企业就业的双重影响。理论分析指出，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资源配置下的要素替代，对就业同时产生替代与创造效应，且该过程受企业规模的调节影响。通过创新性测度企业层面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基于 2012—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证实了上述理论预判和机制的存在。现阶段，替代效应的“破坏性”超越创造效应，对就业总量形成抑制作用；但创造效应显著推动了人力资本积累等劳动力要素升级，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与人机协同效应的证据提供了进一步佐证。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行业、要素市场发达地区及东部地区企业，新质生产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和对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创造效应均更显著。该研究为理解新质生产力重塑就业结构提供了微观证据，并为有效应对其可能引发的不利冲击和挑战、促进高质量就业开拓了新思路。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对城乡空间布局整体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充分挖掘农村土地潜力，构建相关利益群体的互动机制，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机遇和平台。文章基于“资源动员—要素整合—多元协同”的逻辑线索，通过对广州市从化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案例剖析发现，协同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破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缺钱、缺地、缺人、缺产业”困境，需要进一步发挥集体“统”的功能，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凝聚多元主体的力量，达成集体行动共识，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聚力行动”的长效机制，形成共同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强大合力。文章基于多元协同的互动机制，梳理多元协同的基础和行动逻辑，并将其纳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协同发展的框架中，揭示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驱动多元行动者参与的机理及其效应，尤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与，对协同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有重要的“双重”启迪价值

生物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其总量测度对于把握中国生物经济发展状况、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生物经济的概念，构建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三部门分类测度框架，结合OECD投入产出表数据，系统评估了1995—2020年中国生物经济的规模、结构演进与增长动因，并与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生物经济总量呈现出持续稳步增长态势，表现出显著的增长潜力与发展韧性。结构层面，第一生物基生产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其比重在研究期内总体下降，第二生物基部门与第三生物基部门占比逐步提升，生物经济内部结构趋于优化。然而，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第一生物基生产部门比重仍显著偏高，产业结构调整仍具空间。从增长分解看，中国生物经济扩张主要源于产业增加值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以扩展边际为主的增长路径。因此，应巩固规模基础、优化内部结构，并通过技术创新与多元化战略提升生物经济竞争力。研究结果为中国生物经济的转型升级与政策优化提供了量化依据与国际参照。

近年来我国面临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萎缩、预期持续转弱和销售大幅下滑的困境，如何优化协调各类房地产政策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文章基于双支柱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DSGE模型，引进房价预期和房屋偏好预期等公众预期，把货币政策区分为预期与未预期冲击，通过数值模拟分析方法研究不同房地产政策或政策组合的效果。脉冲效应分析表明，在过去的房价上涨和房地产市场繁荣、2021年后房价预期转弱和房地产市场下行调整中，乐观和悲观的房价预期都会导致杠杆率上升并增加风险概率。反事实模拟表明，连续紧缩货币政策能引导公众形成紧缩政策会持续的预期，能够有效控制过去的房价持续上涨。从双支柱政策效果来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及其预期能有效稳定房价与促进经济增长，但会引起杠杆上升，不利于防控风险；结合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控后，双支柱政策既能稳定房价，又能抑制杠杆和宏观经济波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上述研究发现为协调优化双支柱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相比自身生产制造产生的碳排放，企业在供应链上的碳足迹更为集中，企业因此有动机将碳减排的压力传导至上游，进而影响其供应商选择策略。文章以合法性理论为分析工具，基于我国2013—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工厂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供应商选择策略。研究发现，企业获评绿色工厂后，其主动选择与绿色供应商进行合作采购的意愿明显增强。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工厂为寻求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和机构投资者的合法性认可，倾向于主动选择绿色供应商进行合作采购。异质性检验表明，主检验的作用效果在重污染企业、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具有环保背景高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工厂有助于企业在供应链上构建“绿色联合体”与“高新技术联合体”，具体表现为前五大客户与供应商中来自绿色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的销售和采购占比均明显提高。研究结果一方面为企业持续推进产业链绿色化建设提供了执行策略，另一方面为地方政府构建多元环保监督体系、引导绿色采购提供了有益参考。

生产网络的外溢效应是中小规模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文章利用2009—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客户—供应商关系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考察了间接出口如何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结果表明：（1）企业间接出口规模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当企业间接出口规模未达到临界值时，需求不确定和利益侵占等风险过大，抑制了企业创新动力，不利于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当间接出口规模超过临界值时则会显著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2）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研发能力和政府补助分别通过提升企业对客户溢出效应的吸收程度、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强化了企业间接出口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中小型企业、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研发投入更高的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而言，间接出口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位于临界点右侧的企业，其间接出口有效促进了突破式创新。文章研究证实了国内生产网络对提升间接出口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深入理解我国贸易利得，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