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行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鲜有文献探究政府治理体系的数字变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文章基于2015—2020年中国政府采购合同60余万条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政府建设投资的视角构建指标刻画城市层面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效果在具有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的企业中更佳，且能够缩小企业间的治理效能差距。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降低政企信息不对称和改善政企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推动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偏爱本地企业提供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化领域的制度壁垒。文章不仅丰富了政府治理行为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也打开了数字政府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匣子”，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打造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的新格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在当前“稳就业”的重大现实需求下，数字政府建设有望成为实现稳定就业目标的新思路。文章在使用投入产出表测算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基础上，采用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深入考察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数字政府建设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就业数量，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这一影响在私有企业、缺乏政治关联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数字政府建设不仅能通过削减非生产性支出、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济不确定性扩大企业的生产投资和劳动需求，还能通过拓展业务范围发挥岗位创造效应，共同增加企业就业数量；数字政府建设还有助于缓解企业的雇佣不足，提高企业内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增强市场竞争优化企业间的劳动要素分配。文章评估数字政府建设的就业效应，对强化政府数字化建设、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和数字政府建设的重大举措，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技术驱动。文章以市级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可以有效提升财政透明度，这一结论在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以及公共财政关注意识提升是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促进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城市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存在区域竞争效应，并且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增强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效应。此外，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于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地区创业活力，吸引企业尤其是数字服务企业的进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数据要素资源有效利用和建设现代化财政治理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和经验启示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为助推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带来机会窗口，以数实融合驱动工业实现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成为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基于2007—2020年时间序列投入产出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产业前后向关联视角出发检验信息产业与工业的关联融合对23个工业细分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信息产业与工业的前后向关联融合能够发挥显著的“推-拉”作用，促进工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即存在“供给推动、需求拉动”效应。（2）数实前向关联融合推动的行业技术升级、产业链整合以及成本管控是驱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作用路径；后向关联融合则通过规模效应、稳定供需关系和供应质量提升三种潜在的影响渠道助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环境-气候-经济效益等多重目标。（3）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实融合驱动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在信息技术应用、污染密集型、高技术密集型以及高关联融合型行业中更强。环境规制和行业竞争度强化了数实融合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而融资约束则削弱了这一效应。该研究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数实融合驱动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机制路径，而且对于抓住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缩小行业间的“数字鸿沟”，稳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文章构建包含企业最优创新决策的空间均衡模型，考虑新质生产力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知识密集度高、投资周期长等特征，揭示城市网络外部性如何通过影响市场可达性、技术可达性和金融服务可达性，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文章基于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中国企业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文本分析，构建城市层面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业活动指标，系统地考察了城市网络外部性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网络外部性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于东部地区、中小城市受到网络外部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提高城市间市场可达性、技术可达性和金融服务可达性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机制，且市场可达性对中小城市、技术可达性对低创新水平城市、金融服务可达性对低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形成具有更显著的边际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阐述了城市网络外部性激励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微观机制，也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推进城市间产品、知识和资金畅通共享的视角，为各级政府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提供了政策启示。

促进新质生产力培育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制度场域将可能成为培育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手。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促进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结果经系列检验后依旧稳健。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善融资约束及创新能力两种方式促进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异质性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新兴优势行业以及节点城市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认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政府应继续坚持并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更加稳定和开放的合作机制；企业则应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平台以及合作项目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并以此培育其新质生产力。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文章通过构建市场潜力指标反映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2007—2020年城市与企业层面的匹配数据，考察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市场潜力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国内市场潜力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和促进专业化分工来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国内市场潜力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市场潜力具有虹吸效应，邻接城市的国内市场潜力会降低本地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国内外市场协同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数字经济有效缓解了该不利影响。该研究不仅为市场潜力的生产率效应提供新的微观经验证据，而且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