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系统地擘画了2026年至20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战略重点与政策路径，在产业体系重塑、科技创新突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对外开放深化、民生福祉提升等发展攻坚关键领域，进行了精准全面的部署安排。为深入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南方经济》杂志社特邀请广东经济学界与业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重要议题，结合广东发展实践，进行分析研讨。现将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破解由行政体制和区位等级所导致的区域资源配置扭曲，是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观察窗口，其中，当前环境监测所呈现的“城区强、县域弱”的区位差异特征，正好为地方政府有序推进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区域报酬均衡提供了制度空间。文章考察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的设立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在地级市范围内，监测网设立会显著促进其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机制分析表明，监测网中监测点的分布密度形塑了区位差异化的治理目标约束，致使地方政府对城区与县域的环境规制强度与优惠条件供给宽度进行调整，不断缩减两个区位的相对报酬差异，进而推进了工业产业集群由城区向县域的有序转移。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工业企业转移还伴随着就业岗位、商业性服务以及消费性服务需求的增加，更是助推了县域经济的增长。此外，即便在地方财政压力、环保压力以及官员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监测网设立对县域经济的助推效应，不仅没有以损伤城区的经济发展为代价，还促进了城区传统产业的转型。这意味着，中国环境监测与区域环境的治理实践对于导向中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的美国产业贸易政策调整，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核心逻辑，通过“对等关税”政策、《“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与《“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及多边体系瓦解等手段，试图重塑全球话语主导权。通过融合地缘政治经济学与新国际贸易理论，系统揭示美国政策的经济理性与政治逻辑的内在冲突，研究发现：美制造业回流推高企业成本与通胀压力，关税泛化引发全球供应链效率损失，放松监管埋下金融与气候风险；多边体系弱化与区域合作碎片化并存，技术封锁倒逼中国加速自主创新进程；面对美国遏制，中国需转向“反制”与“布局”并重、发展与安全统筹的主动战略，须以内需驱动培育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多边合作对冲单边围堵，以“新型举国体制”突破技术瓶颈限制，以供应链多元化与人民币国际化降低脱钩风险，以规则博弈重塑国际话语权格局。文章为理解全球经济秩序重构与中国应对路径提供理论支撑，强调技术自主权、供应链韧性、金融定价权与规则制定权是未来竞争的核心维度。

“两业”融合特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是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章从中国“两业”融合实践的特殊性出发，在对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多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厘清“两业”融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现路径，明确路径中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不同阶段的参与主体。研究发现：一方面，“两业”融合过程经历“产业基础构筑—新技术扩散—供应链整合能力提升—生产网络重构”四个阶段，逐步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共享化”转型，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两业”融合可以具体划分为延伸式融合路径和重构式融合路径。其中，延伸式融合路径由吉利、奇瑞、比亚迪等传统车企主导，以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为基础向价值链上游和下游延伸，推动制造的绿色化与高端化转型；重构式融合路径由小鹏、蔚来等“造车新势力”主导，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扩散逐渐打破企业组织之间、消费者与企业之间、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在共享化与智能化协同演进中提升制造业整体效率。研究表明，以龙头企业的服务化转型和关键技术突破为抓手，充分利用现有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地选择“两业”融合路径，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美国技术封锁逐渐系统化、扩展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是否有信心继续从事实体经济？文章在梳理美国实体清单和商业管制清单的基础上，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企业金融化为切入点，使用OLS和DID模型识别了美国技术封锁对中国制造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技术封锁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脱虚向实”，在动态效应上表现为“短期抑制、长期促进”。作用机制方面，美国技术封锁通过增加“进口不确定性”和“倒逼创新效应”影响中国企业“脱虚向实”的机制均成立，前者对下游行业有效，后者对上游行业有效。拓展分析方面，基于产业关联视角，上游行业被封锁会抑制下游行业“脱虚向实”，而下游行业被封锁会促进上游行业“脱虚向实”；基于企业视角，参与国内大循环、供应链多元化、提升技术水平有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基于行业视角，行业协会发挥作用、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有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

在供应链上进行职业流动的高管能发挥在企业间传递信息、增进信任的重要作用。文章基于高阶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个人简历信息和前五大供应商、客户名称数据识别出具有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任职经历的高管，实证检验了高管供应链任职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供应链任职经历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机制检验发现，高管供应链任职经历可以缓解供应链上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与其供应链伙伴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而促进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职位不同、供应商—客户关系时间长短都会影响供应链任职经历高管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此外高管供应链任职经历还能提升供应链合作关系的稳定性。文章不仅从供应链视角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有助于认识和理解高管供应链任职经历在公司发展中的作用，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促进供应链合作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对减少我国重点领域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利用 2007年—2022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股东关系网络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股东关系网络会显著抑制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机制分析发现：股东关系网络能够从信息“赋能”和声誉“驱动”两方面，通过加快企业内部信息披露速度、保障企业内外信息传递可靠、促进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履行和提高企业外部正面报道倾向抑制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丰富的股权结构、较大的产品竞争压力和新《证券法》出台等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因素会增强股东关系网络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另外，股东关系网络通过抑制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最终能够助力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文章为拓展社会网络理论在财务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边界，推动营造一个更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乔尔·莫基尔教授因“阐明技术进步推动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获得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围绕英国工业革命与东西方“大分流”，乔尔·莫基尔教授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见解。人类长期经济史是正负反馈循环相互竞争的动态过程，工业革命本质上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人类引向知识创造和技术进步的正反馈循环，最终带来“大繁荣”。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特殊性在于拥有更好的“精英工匠”群体，他们具备将发明创造转化为现实技术的执行能力，使创新真正产生经济影响。创新根本上依赖于“有用知识”的兴起。“工业启蒙运动”强化了知识增长的“进步信念”和今定胜昔的“时代精神”，并为“有用知识”促进经济发展制定了一套方案。方案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创造新的“有用知识”，并使现存“有用知识”的获取更加便捷和经济。“有用知识”的增长也依托于更深层次的历史力量。自中世纪以来，特定的“欧洲婚姻模式”塑造了“核心家庭”结构，为解决由此产生的地方公共品供给问题，特殊的社会组织“社团”应运而生。“社团”组织不仅塑造了欧洲长期以来的政治、法律与文化特征，而且为欧洲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发展条件差异最终带来东西方之间的“大逆转”与“大分流”。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乔尔·莫基尔教授的历史洞见启示我们要通过各种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切实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长效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