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7月 15日至 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方面，对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全局性、系统性的部署。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广东经济学会与《南方经济》编辑部于2024年8月10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广东经济学界专家学者，围绕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决议》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内容，进行了深入学习讨论。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罗必良教授作会议总结，他强调广大经济科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做好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现将部分参会代表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文章对比了传统人工智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的不同影响，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文章运用生产要素理论、微笑曲线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新质生产力—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生态系统的三位一体递进分析框架，系统地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在微观层面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在中观层面上，通过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端的竞争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宏观层面上，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多元主体形成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引领数字经济快速崛起，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新引擎。同时，文章对比了中美两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上的区别，强调了美国的开放创新和中国的政府引导。最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角度全面阐述了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科学路径，旨在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核心竞争力，占据有利地位。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愈发凸显的现实背景，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主体的职业选择模型，通过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不同居民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收入不平等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提高个体居民的人力资本，但会降低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陷入“内卷”。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使一部分企业家被排斥出信贷市场，降低居民收入水平，最终加剧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增加企业的预期经营利润，激励更多居民创业以及更多企业家进入信贷市场并扩大生产，由此增加企业人力资本需求，降低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最终缓解收入不平等。总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否缓解收入不平等，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渠道和技术创新渠道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居民财富分布差距更大、企业生产的资本份额更低以及信贷市场的金融摩擦更大情况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容易扩大收入不平等。政策分析发现，相较于普惠贷款类型的货币政策，针对企业减税的财政政策更有助于改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两者协调配合能够发挥更好的收入分配效果。

自2018至2023年，中国—东盟区域经贸合作遭遇了疫情冲击，但同时获得了贸易规模升级、RCEP协议生效的发展成果，经济金融的“同频”效应加强。文章从流动性风险视角运用Vine-Copula类模型来研究该区域流动性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采用R-Vine-Copula模型及设计的流动性风险指标，较好地刻画了该区域2018—2023年期间流动性风险溢出状况，还揭示了影响风险变动的主要因素；（2）2018—2020年初疫情发生前、疫情发生后至2022年初RCEP协议生效前、RCEP生效后这三个阶段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各不相同：疫情发生前区域的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在三个阶段中最低；疫情期间整体溢出效率最低且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处于最高位，2022年后整体流动性风险值由于俄乌冲突与疫情反扑等内外部因素冲击未能回落到 2018—2020 年初状态，而整体溢出效应却达历史新高；（3） RCEP协议在带来更加紧密经济金融合作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该区域流动性风险整体溢出效应，但各国间的溢出关系从负向溢出更多地变为正向溢出，中国—东盟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在逐渐代替竞争关系。论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中国—东盟区域流动性风险溢出问题的研究成果，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出的“流动性竞争”理论概念为研究金融风险溢出问题开辟了新视角。

受特殊地缘位置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项目面临愈加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挑战。文章基于地缘政治理论，以美国为例，考察域外大国干预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受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权变性的影响，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和东道国与域外大国联盟关系的双层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特定国家的投资倾向；东道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能显著弱化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在域外大国的盟国体系内，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并且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说明面对域外大国强大的关系性权力，经济依赖的“压舱石效应”是脆弱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国家层面的发展潜力和企业层面的竞争潜力是引发域外大国对中国威胁认知和权力消长认知发生剧变的关键变量，因为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较多的东道国，以及中国企业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大规模投资上，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拓展了对外投资区位决策的研究视角，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的战略布局具有启示意义。

无论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还是从已有文献来看，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表现出促进还是抑制，仍未形成一致结论。文章采用中国深沪A股上市企业披露的前五大客户数据，探讨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溢出效应与作用机理。基准检验发现，客户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说明数字溢出存在负外部性。作用渠道检验发现，竞争侵占与约束防御是客户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两大渠道，即客户数字化转型催生的数字溢出通过降低企业相对议价能力、降低企业应收账款回收率、加剧企业专用资产套牢风险、加大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以及扩大企业存货储备规模进而降低了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说明数字溢出具有竞争约束特征。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客户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较大、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较强时，数字溢出的竞争约束特征得到缓解。研究结论解释了客户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提升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争议，发现了客户数字化转型引致的数字溢出具有竞争约束特征，并提供了企业克服数字溢出负外部性的理论指导，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正逐渐成为驱动供应链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是当前亟需研究的现实问题，但尚未有文献对此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在构建供应链韧性指标基础上，基于2007—2022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解构供应链韧性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供应链抵抗力和供应链恢复力，且对供应链恢复力的影响更显著。从传导机制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配置和优化供需匹配两个渠道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境不确定性高、内部控制水平低企业，以及位于产业链下游和市场化水平低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助推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并未造成企业经济绩效损失，而是持续推动企业经济表现；“链主”企业和供应链政策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过程中发挥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文章不仅为系统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打造数字供应链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