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第32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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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
  • 郑春荣
    南方经济. 2014, 32(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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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同样是高福利国家,北欧国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失业率以及相对健康的财政状况,而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却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分析其中原因,有社会信任感差异很大,导致税收和社保制度的执行效果不同;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失调,导致高福利制度依然未能缓解南欧国家的收入分配悬殊;超越财政支付能力的社保支出规模、教育与就业政策出现偏差以及规模庞大的地下经济和盛行的家庭养老模式等都严重制约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这些教训为我国社保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 卢现祥, 柯赞贤
    南方经济. 2014, 32(1):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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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红利生成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权利的制约体系并切断权力与利益集团的直接联系,建立公正的政策和制度制定的程序,提高制度质量并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的三大条件。我国释放改革红利的制度空间还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构建有限政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发展型国家,实现从非直接统治型国家向直接统治型国家的转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防止权贵的市场经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制度体系。
  • 付才辉
    南方经济. 2014, 32(1): 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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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从比较优势的视角形成一个认识并界定政府和市场在以结构变迁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综合体系。然而,在比较优势分析方法、静态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质、发展战略的制度基础等关键问题上依然面临着诸多争议。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构建了如下一个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框架。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性质决定了发展政策的两难困境:由于市场中存在信息、协调、外部性、刚性等等问题,需要积极的发展政策来激励理性的市场个体充分利用发展机会,但被干预了的市场必然存在扭曲,真实的发展绩效取决于发展政策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其次,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战略的边际成本增加而边际收益降低,最优的政府干预程度需要削减。最后,在政府及其代理人与市场个体利益相容的条件下,发展战略的最优动态调整能够实现;否则,发展战略的动态调整轨迹就取决于产权分布的变迁。
  • 蒋含明
    南方经济. 2014, 32(1): 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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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发展和银行业市场结构对创业型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有着直接影响,是影响中小企业创业活力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中国大陆231个城市1990~2009年历年第一次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作为衡量中小企业创业活跃程度的指标,建立面板数据联立方程,采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估计和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于我国中小企业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有效降低了银行业的垄断水平,对区域内中小企业创业的间接促进效应甚至超过了其直接促进效应;银行业垄断性市场结构对于中小企业创业产生了阻碍作用;分区域的企业样本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创业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东部地区。
  • 叶珊瑚, 韩永辉, 邹建华
    南方经济. 2014, 32(1): 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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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我国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成效如何,可以通过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予以回答。为了克服传统(宏观)方法估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本文从微观角度,利用汽车企业数据完成了对汽车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并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法、Olley&Pakes法与Levinsohn&Petrin法等多种方法的横向比较,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结果显示,1999-2007年我国汽车行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升,细分为各控股类型、各子行业研究亦是如此;国有控股汽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低于非国有控股汽车企业,但由于上升较快,逐步与非国有控股企业趋同。由此说明,“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已取得实效,汽车产业正从“引进—吸收—消化”向“创新—超越”转型,继续加强技术研发,构筑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
  • 谢俊, 汪林
    南方经济. 2014, 32(1): 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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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经济背景下,如何有效地激发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既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也是实践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体现在完成任务的熟练度,还包含能够适应任务变化及主动提出完成任务的新方法。通过对广东323名知识型员工及其领导的问卷调查,本文探讨了授权型领导对知识型员工任务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表明:领导的授权行为不仅能够直接增强知识型员工的任务熟练度、任务适应性和任务主动性,还将通过增强员工对主管的信任而影响任务熟练度、任务适应性和任务主动性。
  • 李翀
    南方经济. 2014, 32(1):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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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币税是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凭借着发行货币的权利而得到的一种类似于税收的收益,而国际铸币税则是一个国家凭借着本国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所获得一种类似于国内铸币税收益。国际铸币税收益有流量和存量之分,美国凭借着美元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获得了巨额的国际铸币税收益。但是,国际铸币税在性质上是一种债务,一旦美国经济地位下降,美国将返还以前的国际铸币税收益,从而有可能对持有美元的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也可能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 邓淑莲
    南方经济. 2014, 32(1): 9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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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在各种政策的扶持下,国企,特别是央企迅速做大做强,随之而来的公平问题日益突出。从国企发展的结果视角考察,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国企高管以及其他从业者,而不是国企的所有者——广大民众。引发国企发展不公平的原因是制度性的,必然性的,而不是管理操作性的,或然性的,是公权力进入经营领域必然带来的结果。因此,将国有企业限制在尽可能小的必需的范围之内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选择。
  • 李扬
    南方经济. 2014, 32(1): 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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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已进入了新的平台,出现结构性减速,需要做结构性调整。2009年针对经济危机采取的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是积极的,但是超常规政策的副作用已逐渐显现。经济运行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宏观调控政策也有了一些新的安排。第一是潜在增长率,上限要防通胀;第二是就业,下限要保就业。理论上,好的宏观调控是让实体企业感受不到的宏观调控,专心做技术和市场。而中国的货币政策20年来被外汇绑架的,发达经济体还在主宰着世界经济。由美欧日主导的跨太平洋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多边服务业协议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有韩国和加拿大,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发达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区,而中国和“金砖国家”通通不在内。这个新体系具有排他性,尤其排斥中国。面对这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神圣同盟,我们要有应对的政策,建立上海自贸区,就是一个大的应对国际贸易的策略。
  • 宋海
    南方经济. 2014, 32(1): 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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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银行对于我们深化改革金融体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2012年以来,我国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由于其潜在的金融风险而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影子银行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商业银行的隐形担保,资本不足和风险集中度偏高,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影子银行不规范、不透明,风险难以及时发现和监管,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影响稳定;影子银行产品存在法律关系不清晰,存款化倾向严重、信息披露不充分,虚假宣传等问题。当影子银行的流动性下降的时候,比如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甚至出现“钱荒”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数量和期限方面的问题。但这个风险是可控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较小;影子银行的运作形式比较简单,而且杠杆率比较低;资金的主要来源是社会闲散资金存款,发行到期直接兑付,与套期获利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