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第34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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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婷鹤, 何秀荣, 白军飞
    南方经济. 2016, 34(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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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后消费支出下降的现象与生命周期理论不符,被学术界称为“退休—消费之谜”。基于Becker理论,本文利用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及我国城市居民饮食消费与健康调查数据,将生产概念纳入消费分析后发现:第一,食物消费可视为投入时间和货币两种要素的家庭生产活动,老年人退休后时间成本下降,个体倾向于投入更多时间要素从而导致消费支出下降。第二,通过时间对货币的替代,食物消费支出的下降没有导致实际消费数量和质量的下降。模糊断点回归的实证结果显示: 由于增加了家庭生产的时间,尤其是食物购买时间,退休后食物消费支出降低18%;尽管低收入个体的食物消费(量)易受到退休影响,但整体而言以营养物质、具体食物摄入为代表的消费数量和质量没有下降。
  • 马文武, 李梦凡, 韩文龙
    南方经济. 2016, 34(5):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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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运用CHNS数据库,从收入流动性视角,通过反事实计量和数值模拟方法,从众多影响因素中分解出城镇化因子对收入流动性的净效应,进而研究城镇化对我国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虽存在较高收入流动性,但底层居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并不大,且阶层联动结果证实了农村收入分布存在极化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化效应引起的农村收入流动性并不高,主要是引起相邻收入阶层之间经济地位转换;同时,从城镇化导致的阶层联动看,既有促进较高收入阶层和较低收入阶层向两极分化的作用,又有抑制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变小的作用。总体表明,城镇化对农村中等收入以上阶层经济地位提高更有利。
  • 陈琳, 沈馨
    南方经济. 2016, 34(5):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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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运用计量方法分析了父代关系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我们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父代为了子女上学和就业“找关系”来衡量寻租行为,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分位回归法探讨了父代关系对不同人群的影响。结果显示,为子女就学(就业)找关系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位回归和不同社会区域特征的影响揭示,教育和就业领域的“寻租市场”远远不是完全有效市场,在这一市场中所进行的寻租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教育和就业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分布不均。教育资源均等化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对于减少为了子代福利而进行的寻租腐败行为、以及建设机会均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 王生发, 刘金东
    南方经济. 2016, 34(5): 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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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培训官员的调研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共部门内部父母政治资本的代际传递状况,在排除了样本自选择偏误之后,回归结果表明:父母政治资本对进入公平和晋升公平的影响并非全局性的,而是针对特定群体。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全面推广促进了进入公平,使得进入不公平只存在于那些并非通过公开考试进入公共部门的官员群体之中;晋升不公平则表现出“顶端优势效应”,对于低级别官员并不显著,随着级别的提高,父母政治资本对官员提拔速度的正面效应才相对显著。以上发现表明,利用制度建设削弱政治资本的代际传递仍然具有现实迫切性,只有通过选人必考、任人唯贤才能维护公共部门内部个体发展的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
  • 李军, 杨学儒, 檀宏斌
    南方经济. 2016, 34(5): 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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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Gallo 和Sveen开创了家族企业国际化研究,25年来该领域已经成功建立了理论合法性,并成为家族企业研究的重要前沿热点和国际化研究的特色方向,不过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化的影响因素、进程及其绩效,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采用实证和案例研究,研究对象以欧洲和亚洲家族企业为主,基础理论以资源和能力视角、代理理论、管家理论和创业理论为主,运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文献增加较快。未来研究应重视:深化家族影响企业国际化决策、路径选择及绩效的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国际化对家族和企业的反向作用;制度环境等外生因素的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等。
  • 魏伟, 陈潮填
    南方经济. 2016, 34(5):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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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把大学生就业管理看成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利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原理和方法,从需求侧数量、供给侧结构、服务功能、政策环境等方面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现状、问题及原因进行系统分析;然后从大学生就业管理的对象、内容和过程的角度构建大学生就业管理系统工程的设计结构模型、分析框架模型和控制结构模型;最后利用系统工程理论提出“拓宽供给,分流需求,柔性就业,动态平衡”的宏观调控策略及就业管理系统工程的优化控制措施。
  • 张新超, 范良聪, 刘璐
    南方经济. 2016, 34(5): 9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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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在各种高强度、持续性惩罚之下,腐败现象依然存在?通过一个改进的贿赂博弈实验,文章将命令性规范与描述性规范引入到实验情境中,首次在实验室中系统考察了这两类社会规范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社会规范对腐败行为的影响表现为框架效应与从众效应两个方面:一方面,避免使用明确的“腐败”语言会消解框架效应抑制腐败的积极作用,显著增加腐败行为的发生率;另一方面,当腐败成为一种流行现象之后,消极的从众效应会进一步增强个体的腐败倾向,而若不腐败是当前的流行规范,积极的从众效应则会强化框架效应。来自第三方合宜性评价的结果表明,这两种效应的作用模式完全符合一般人的预期。我们认为,腐败行为的这种规范基础可能正是现实中不管反腐力度多大、腐败行为仍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意味着,反腐制度与政策的设计需要考虑腐败的社会性基础,在发挥社会规范积极作用的同时,减少其消极作用。
  • 刘洪铎, 陈和
    南方经济. 2016, 34(5): 11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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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行业上游度测算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地区投入产出表,文章系统考察了2002年、2007年广东省在全球生产链上分工地位的演变特征并与江浙地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在文章考察的起止时间内,广东省表现出由全球生产链的相对下游环节向相对上游环节加速转移的趋向,期间其行业生产链长度进一步延伸,相对江浙地区更加趋近于全球专业化生产分工网络的中间投入端,上述现象一方面揭示了广东省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日益加深,但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其逐步远离价值链的终端。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分解结果显示,有别于江浙地区,推动广东省向全球生产链的上游环节转移的主导因素为行业内效应而非行业间效应。立足于上述发现,文章进一步探析了导致广东省与江浙地区在全球生产链上分工地位差异的成因,并就如何推动广东省分工地位的攀升并抢占价值链的据高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