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第35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1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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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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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喝腐败、税收寻租与企业成长——来自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

  张璇, 刘贝贝, 胡颖

  南方经济. 2016, 35(1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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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的弹性空间使低成长率的企业能够借助吃喝腐败进行税收寻租以促进其成长，这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导致了资源误置。本文运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吃喝腐败和税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重税负阻碍企业成长，吃喝腐败有助于缓解企业税负对其成长的不利因素。但这种润滑剂作用主要体现于低成长的企业，使其能在权力庇佑下继续生存，对高成长的企业这种作用并不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解决税收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根据企业规模和制度质量进行的分样本研究发现，吃喝腐败缓解企业税负以促进其成长的润滑剂作用在中小企业和制度质量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结构性减税与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释放企业成长空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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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财富能预测股指收益吗

  张红伟, 杨琨

  南方经济. 2016, 35(11):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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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财富能否预测股票市场收益率?借鉴Lettau和Ludvigson消费财富比的研究思路，考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财富对股票资产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消费财富比反映了典型代理人根据预期收益率变化而不断调整的消费行为，测度了消费对长期均衡的短期偏离程度；第二，消费财富比本质是高频经济变量，创新采用递归HP滤波方法实现消费财富比预测模型，对单次HP滤波处理后的周期序列继续进行多次分解以提取目标频率范围内的有效高频信息，提高 HP滤波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和灵活性；第三，2010年1月至2016年6月，消费财富比对沪深股指收益率具有显著的解释和预测能力。这说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资产和收入之间存在的长期趋势决定了股票价值中枢，消费财富比通过间接测度城镇居民的预期收益率，能显著预测股指收益率对价值中枢的短期偏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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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资产获取与中国OFDI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丛静, 张宏

  南方经济. 2016, 35(11): 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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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面板多元排序离散被解释变量模型，对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除了验证传统理论中企业基于生产率的“自我选择”效应外，检验结果还发现：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企业规模更大、多为非国有企业、多位于沿海开放城市、创新能力更强、更注重品牌塑造、长期偿债能力更强、增长速度较慢。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考察发现：中国OFDI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存在着区域间和行业间的差异；通过引入金融危机虚拟变量，文章证明中国OFDI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在金融危机前后存在着“经济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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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美双边贸易要素结构分析——对HOV定理的再检验

  王岚

  南方经济. 2016, 35(11): 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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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的跨境流动赋予了贸易要素含量新的内涵。本文提出了符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贸易要素含量测算框架，并以中美贸易为对象对Heckscher-Ohlin-Vanek（简称HOV）定理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美双边贸易的要素结构并不符合HOV定理的预期，中国对美国的资本净出口大于劳动净出口，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增大。美国跨国公司的FDI和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的中国（美国）对美国（中国）出口资本/劳动比的提升（下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中美两国劳动要素结构体现出显著的互补性。优化要素结构，提升中高技术劳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贡献度，是实现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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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优势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比较优势真的很重要吗

  李强

  南方经济. 2016, 35(11): 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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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11年的企业微观数据，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和倍差法，研究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能够显著的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结果仍然是稳健的；从企业异质性的估计结果来看，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以及出口产品多样性的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时，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出口阅历的增加而提高，但是出口强度的影响不显著；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明显，但是人力资本是企业创新要素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学界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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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赋效应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进展

  连洪泉, 董志强, 张沛康

  南方经济. 2016, 35(11): 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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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赋效应是指拥有某物品的人们对某物品的评价，比不拥有该物品品的人对该物品的评价要高得多。大量的行为实验研究表明，禀赋效应是人类行为的固有倾向，而非诱导的偏好。文章概述交换范式和估值范式这两种不同测度方式的禀赋效应早期实验研究，禀赋效应稳定性、普遍性和微观偏好基础的扩展实验研究，以及最新的关于禀赋效应究竟是源于被试误解还是客观事实的最新实验进展。在此基础上，文章展望了禀赋效应行为经济研究的未来方向。
广东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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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能提升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吗——基于2016年广东省的抽样调查

  郑方辉, 周礼仙

  南方经济. 2016, 35(11): 11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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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全面发展理念，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是我国既定的战略部署。从历史经验看，法治建设能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不确定性，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条件和动力，反过来，经济增长能否提升法治政府建设绩效有着截然不同认识及个案。针对2015年度广东省的实证研究表明：地区GDP和人均GDP对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存在较强的正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758和0.883，回归系数分别为0.747和0.890。同时，区域所处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内公众收入的分化程度对两者的相关系数影响明显。显然，发展经济能有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但并非线性关系。对广东而言，应努力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缩小贫富差距，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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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第11期广东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研究

  李源

  南方经济. 2016, 35(11): 12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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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应从投资驱动逐渐转向创新驱动，而科技创新又是创新驱动的核心内容。广东科技创新能力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广东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尚不十分清楚。文章利用2004-2013年广东全省及其各地级市数据，分别采用非参数和参数法考察广东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仍主要来自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逐渐增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正在缓慢增长。广东科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效率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并且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创新效率是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