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36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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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提升农民消费水平了吗——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旭光

  南方经济. 2017, 36(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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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提供的年度数据，构造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探究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基础上使用断点回归以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研究发现，在不考虑样本自选择情况下对于未满60岁的个体而言，新农保对其消费、储蓄行为影响不显著，而对已满60岁可以领取养老金的个体，新农保政策对其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考虑样本自选择情况下，该效应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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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产出导向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

  罗登跃, 徐宁

  南方经济. 2017, 36(1):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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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采用基于产出导向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2007-2015年95家中国证券公司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这一方法具有一些优势：（1）能处理多产出系统；（2）测度技术效率和分析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同步进行，为“一步法”；（3）考虑了随机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证券公司前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技术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2）2007~2015年间证券公司的技术效率总体上是上升趋势；（3）市场竞争度与证券公司的技术效率显著正相关；（4）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与证券公司的技术效率显著正相关；（5）证券公司的总资产、成本管理能力以及资产负债率与技术效率显著正相关。最后文章给出了提升证券公司技术效率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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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运资本政策的稳健性是否会受大股东社会资本的影响

  刘亭立, 闫聪颖, 杨松令

  南方经济. 2017, 36(1): 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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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关系是形成社会资本的基础”这一思想，研究了我国 A 股上市公司大股东社会资本对公司营运资本政策稳健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社会资本数量与营运资本稳健性显著正相关，大股东社会资本对公司营运资本政策的稳健程度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进而，不同关系强度的股东社会资本的治理效应不尽相同，强关系型社会资本较弱关系型社会资本更能促进利益协同效应的发挥。文章研究证实，大股东社会资本作为“隐形权力”的存在影响了“显性”的股权比例对营运资本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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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省际能源消费的空间相依、动态演进及其机制转换

  周建, 陈娟

  南方经济. 2017, 36(1): 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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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克服现有的能源消费相关文献缺乏理论研究的不足，基于我国省级政府官员考核和政治晋升激励制度的新视角，分析省际能源消费理论机制及其内在成因，并依此构建了能源消费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我国省际能源消费存在着重要的空间相依和动态演进机制。基于上述理论及面板非线性平滑转移模型所进行的实证检验，进一步表明，省际能源消费不仅存在着明显的空间相依和动态演进机制，而且这些机制还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转换关系，表现为省际能源消费机制会依据各省人均GDP高低发生转换。以上理论和实证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完善能源政策以及政府官员考核和政治晋升激励制度政策等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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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如何影响居民工资收入:溢价还是折价

  郑丹, Tatsuaki Kuroda

  南方经济. 2017, 36(1): 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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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文献多从宏观视角上考察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文章则从微观视角出发，探讨城市基础设施影响居民收入的微观机制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文章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与城市特征数据相结合，将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变动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通过2SLS方法估计了基础设施水平对居民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水平对城市居民工资收入具有溢价作用。城市居民名义工资在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城市更高。基础设施水平对工资收入的溢价作用受居民教育异质性的影响，居民教育水平越高，基础设施水平的溢价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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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长留学经历与FDI——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高雄伟, 董秘刚

  南方经济. 2017, 36(1): 8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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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FDI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呈现出不平衡的分布现象。现有文献从多个视角对此做出了解释，却忽略了地方官员特征的作用。在地区分权威权体制下，地方官员面临发展经济的双重激励，他们会竞相争取FDI流入本地，而具有留学经历的地方官员可以利用其留学经历所赋予的优势去吸引FDI流入本地。文章利用1986~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地方官员留学经历对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留学经历的省长^①确实能显著地促进FDI流入本地，而具有留学经历的省委书记对FDI却没有显现出作用。此外，稳健性检验和敏感性分析同样支持该结论。至于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二者在经济工作中的角色差异造成的，即前者侧重于战略上的把握而后者偏向于具体事务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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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基于2003-2014年31个省市的空间差异研究

  蓝庆新, 刘昭洁, 彭一然

  南方经济. 2017, 36(1): 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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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镇化协调程度三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4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2003-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与效率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省域之间城镇化质量差距明显，省域内部城镇化质量各要素发展不均衡；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征；城镇化率不能反映城镇化发展质量。根据测算结果，我国各省域整体城镇化率和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呈现“高—高”、“低—高”、“低—低”和“高—低”四种类型，其自身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指数之间的协调程度分为质量滞后、协调和质量超前3种类型，这与区域间人口迁移流动规律密切相关。根据城镇化质量不均衡状况，文章提出“高—高”型区域关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低—高”型区域重点在体制机制创新、“低—低”型区域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高—低”型区域关注城镇化的社会、生态效应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