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第37卷, 第12期　刊出日期：201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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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的扩张行为:动机及效应

  刘小玄, 杜君

  南方经济. 2018, 37(12): 1-1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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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通过建立国企的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揭示其包含了来自市场激励和政府激励的多元化目标，其中规模最大化是效用最大化的最近似的可量化目标，其能够包括并同时满足国企追求的其它效用目标。本文表明了国企持续超常的规模扩张是建立在长期高额负债率和利润率显著低下的基础上，证实了国企不仅缺乏融资约束，也缺乏市场竞争约束。由于这两个基本约束的软化，导致企业过度膨胀，超过了正常合理水平。由于规模庞大且层级结构复杂，还会加剧了企业的难以监控的"黑箱"行为。这种机制可能诱发腐败，还导致一系列不良效应，包括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垄断势力强化，企业成本剧增等等。对于市场约束的缺位，合理的解决路径是加强市场约束，而不是加强行政约束。改革的选择方向是，实行分类改革，对于面向市场的企业，需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合理契约来实现市场激励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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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冲击、社会资本与农户经济脆弱性——基于“CHIP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涂冰倩, 李后建, 唐欢

  南方经济. 2018, 37(12): 17-3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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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户健康受损时，会通过"劳动效应"、"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影响其经济脆弱性，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在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的连接下，通过及时获取信息与资源等对农户经济产生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3"数据实证分析了健康冲击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处理效应模型解决内生偏误问题、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后，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会通过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两条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分项指标则通过信任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男性户主更易因遭受健康冲击而陷入经济脆弱困境，处于劳动年龄的户主在利用社会资本缓解经济脆弱性方面更具优势；而社会资本在缓解健康冲击对农户经济脆弱性中的作用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农村社会中，社会资本等非正式机制逐渐被正式医疗保障机制所替代。在稳健性检验中，构造基于预期贫困定义的贫困脆弱性指标（VEP）进行替换变量回归，进一步证实所得结论。文章的政策涵义在于，应加强对于农户健康风险的管理，并重新挖掘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缓解经济脆弱性，阻断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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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波动性研究——基于金融网络动态关联的视角

  徐欣

  南方经济. 2018, 37(12): 40-5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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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流动性不足的前提下，建立资金融通的金融网络结构可以降低个体机构的破产概率，但转移的风险会通过网络节点之间的关联度和正反馈效应实现交叉传染，从而增加整个市场奔溃的概率。文章通过DCC-MGARCH模型和无向有权型网络阐释了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多元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时变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机构的动态关联能够较好解释系统性风险的波动性，且我国的金融市场符合无标度网络的风险传染特征。其中，银行部门的市场中介地位不断强化，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联系日益紧密，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在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中应强调关联度指标的重要性和金融机构的网络属性，构建具有风险包容性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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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生的杠杆阈值、金融加速器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分析

  刘一楠, 王亮

  南方经济. 2018, 37(12): 57-7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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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个内嵌金融加速器和名义"债务-通缩"机制的DSGE分析框架，首先证明高杠杆通过金融加速器与名义"债务-通缩"加剧宏观经济波动：一方面高杠杆通过金融加速器导致"高杠杆-外部融资溢价"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名义计价的高债务可能导致"偿还债务-通缩-债务负担加重"的"债务-通缩"风险。进一步，虽然高杠杆可能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不同经济条件下债务的可持续性不同，杠杆阈值具有内生性，经济体最高能承受的杠杆率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与金融市场信息效率、债务合约、储蓄率、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相关。文章为供给侧改革与去杠杆提供了理论支持，一方面要降低宏观债务负担，另一方面要提升经济承担杠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提示去杠杆要避免骤然紧缩信贷导致的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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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排与增长:服务业如何实现绿色均衡发展?

  邓忠奇, 王亮, 庞瑞芝

  南方经济. 2018, 37(12): 78-9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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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是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在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有必要研究服务业绿色发展问题。能否在减排成本最小的前提下提高服务业增长率，走出一条绿色发展路径?为此，文章创新性地将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服务业部门，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非线性规划等实证研究方法测算2004-2012年中国服务业14个细分行业的绿色效率和碳排放影子价格。研究表明：中国服务业发展方式并非"绿色"，服务业减排成本和碳排放量逐年增长，减排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在文章设计的排放权交易模型下，服务业细分行业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影子价格，从而实现一条绿色发展路径，该路径满足帕累托有效和投入产出技术有效；在均衡路径上，流通服务业应出售排放权，而其他减排成本较高的服务业购买排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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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源流、误识及其未来

  方钦

  南方经济. 2018, 37(12): 98-12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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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主旨是梳理当代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思想史。通过文献考据文章主要论证了以下四个观点：第一，虽然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经济学制度研究著作，但是他的理论本身实际上是"反制度主义"；第二，美国制度学派（旧制度经济学）内在的思想渊源之间的冲突决定了其无法建构起有效的理论体系；第三，"科斯定理"是一个被过度诠释的概念；第四，"交易成本"概念的形成是经济学内部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新制度经济学融入了主流理论。文章的结论是，应当抛弃以交易成本为中心的制度解释，转向"深描"的经济学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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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毛艳华

  南方经济. 2018, 37(12): 129-13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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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但粤港澳区域是"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的跨境合作，这与国际典型湾区和国内主要城市群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笔者在对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基础和障碍，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异质性制度下的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实现要素跨境顺畅流通、区内营商规则对接、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作为一种成功的异质性跨境合作模式，欧盟基于要素便利流动、市场体制接轨、多层治理合作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示。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改善营商环境，加强湾区市场体制对接，消除要素跨境流通障碍，强化湾区跨境政策协调，形成湾区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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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经济》2018总目录

  南方经济. 2018, 37(12): 14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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