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第38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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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历程

  周业安

  南方经济. 2019, 38(1): 1-4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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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实验经济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历程，文章首次对这一历程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客观地回顾、总结和评价。文章把这一本土化历程划分为萌芽、兴起和初步繁荣三个阶段，并简要描述了这三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和重要特征。其中，以实验室实验研究为主线，重点总结评述了当前实验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现状，以及本土学者与海外学者的学术贡献，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不足，对未来可能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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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转型下FDI溢出及其对能源效率影响的门槛特征分析

  范如国, 杨维国, 罗明, 孟雨兴

  南方经济. 2019, 38(1): 41-5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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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及中国1995-2014年的省际数据，研究引发FDI对能源效率地区内和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在相关制度性因素下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转型中的各区域FDI对能源效率的溢出效果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市场化水平及对外开放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地方政府竞争引致下的地区间FDI空间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也具有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地区间溢出相比于地区内溢出而言更倾向于阻碍本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且地区间溢出比地区内溢出发挥积极作用所要求的相应门槛更高。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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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控制、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与反贫困效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1996-2014)

  潘春阳, 吴柏钧

  南方经济. 2019, 38(1): 60-8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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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治腐败和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文章基于1996年到2014年138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探索了腐败控制降低一国贫困率的新机制，即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我们发现：第一，腐败控制显著促进了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第二，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显著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第三，"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腐败控制是通过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进而降低一国贫困率的。文章的发现是对发展中国家腐败与贫困关系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不但有助于理解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的制度基础，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设计反贫困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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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貌能带来幸福感吗?

  黄玖立, 田媛

  南方经济. 2019, 38(1): 81-10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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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项稀缺资源，好的外表能够为个体带来多重溢价和福利。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个体的外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影响幸福感的其他因素之后，个体的外貌对其幸福感依然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外貌更具吸引力的个体，其自评的生活满意度更高。外貌的这一影响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收入群组中均有所差异。同时，在该影响机制中，个体的经济状况扮演着中介渠道的角色。文章运用访员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估计控制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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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根组织发育与农民幸福感

  张靖娜, 陈前恒

  南方经济. 2019, 38(1): 103-11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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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使用2012-2017年中国22个省325个村庄的4863个农户的混合截面数据探究了村庄中草根组织发育情况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社会组织发展情况和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讨论增添了新证据。研究发现：村庄草根组织发育程度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村庄中的草根组织数量越多，其居民幸福感越高；进一步使用生活满意度法（Life Satisfaction Approach，LSA）对草根组织的货币价值进行估计发现，村庄中草根组织数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相当于家庭人均总收入增加0.667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研究结论表明，发展乡村草根组织是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一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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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来源、本地信息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地级市数据的新证据

  陈绍俭, 冯宗宪, 殷永昆

  南方经济. 2019, 38(1): 120-13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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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基于1994-2012年中国24个省、自治区241个城市市委书记与城市的匹配数据，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考察了地方官员来源方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外调使得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了0.98个百分点，外调官员对本地信息的缺乏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以地方官员前后任职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作为本地信息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发现，对一个外调官员而言，前后任职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当前任职地区的经济表现越差。此外，官员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对当地经济增长绩效并无显著的差异。研究结果对中国官员交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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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军经历会导致农村青年收入溢价吗?——以CFPS2010调查9628个样本为例

  王兵, 杨宝

  南方经济. 2019, 38(1): 137-14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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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CFPS2010调查的9628个农村男性数据，研究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并以"家庭成分"作为工具变量去除了内生性问题引起的估计偏误。研究发现：参军经历显著增加了个人收入，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农村退伍军人的收入高于没有参军者35.5%。进一步分析表明，（1）农村退伍军人更容易获得城镇就业机会，而城镇就业显著提高了个人收入；（2）农村退伍军人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也显著促进了个人收入。因此，文章创新地发现了参军经历通过"城镇就业"和"社会网络"两个中介渠道影响个人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