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第38卷, 第12期　刊出日期：201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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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广东实践”理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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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孵化、发展政策与国家能力——建设有效市场的政策逻辑

  万陆, 赵细康

  南方经济. 2019, 38(12): 1-1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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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有效性取决于制度质量，但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不可能迅速建立起符合有效市场要求的高质量制度。为打破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低制度质量—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文章基于中国经验，提出了一个国家实施孵化市场的发展政策与制度建设同步并举的发展赶超路径，通过培育现代产业、扶植竞争性企业和优先发展公共事业尤其是基础设施，籍此扩充市场参与者数量、提升市场参与者能力、扩大市场边界和规模，加速市场发育，并由此反过来倒逼推动制度质量提升。进一步，我们指出，要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如此广泛的发展政策，需要来自国家力量的保障。在现有文献所提出的维持有效市场需要依靠国家财政能力和法治能力支撑之外，文章提出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建设基于"对外学"和"干中学"的国家学习能力，用于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政策中纠错纠偏，并补偿一国发展早期天然存在的国家财政能力和法治能力的欠缺。尽管文章分析主要结合中国经验展开，但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共性问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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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体系和民营企业兴起——基于252家中国最大民营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郭年顺

  南方经济. 2019, 38(12): 15-3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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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经济学家把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的大规模兴起，主要归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企业家精神和遵循比较优势的必然结果。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民营企业在兴起之初就广泛和快速地进入到各个工业，尤其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基于中国工业史和252家中国最大民营制造业企业创业发展史的历史证据，文章找回"工业体系"这一被主流所忽略的重大历史现象和学术概念，从而首次提出一种理解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独特性的结构性解释。文章发现：从计划经济时期继承而来的门类齐全和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解释民营企业创业和发展独特性的关键变量；已有的由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组成的工业体系，从市场机会、技术能力和组织资源等方面塑造了民营企业的创业选择和发展路径。所以，中国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不是仅凭自由市场就会自动出现的普遍现象，而是在市场条件下充分利用工业体系提供的技术和市场条件才得以出现的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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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业对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行业与企业综合视角的实证分析

  孙翎, 张意琳, 李捷瑜

  南方经济. 2019, 38(12): 33-4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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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业与金融业具有强烈的共生性，当房地产业陷入困境时，是否会迅速扩散到与其关联的各类金融机构，蔓延并危及整个金融系统，出现房地产业对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文章综合运用房地产行业指数与房地产企业数据，基于CoVaR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测算了我国房地产业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强度，分析了其时变趋势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业对金融机构存在较为显著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周期性；房地产业对股份制与城商行的风险溢出强度最大，其次是保险机构和信托，最小的是国有银行；房地产企业的自身风险、规模和负债水平对风险溢出强度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文章对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与房地产行业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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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高新区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李政, 杨思莹

  南方经济. 2019, 38(12): 49-6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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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2003年至2016年我国21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高新区设立带动的城市投资集聚是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并非源于其对周边城市创新资源的掠夺，相反高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和省内城市均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提升了本省城市和周边外省城市创新水平。此外，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能够显著提升一般地级市创新水平；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高新区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直至不再显著的非对称"倒V型"变化特征。但是研究也发现，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区位异质性并不显著，高新区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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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业经历与农业经营方式选择:生产环节外包的视角

  罗明忠, 唐超, 邓海莹

  南方经济. 2019, 38(12): 68-8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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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业经历丰富的回流农村劳动力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对促进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加快农业服务市场发育有重要作用。文章讨论的核心议题是不同从业经历是如何影响农业经营方式选择的，并尝试建立了"从业经历—个人能力—农业经营方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此，本文首先在一个简单理论架构下，对从业经历影响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作用机制进行归纳分析，之后分别利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务工、务农、经商经历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选择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模型（PSM）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期为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提供参考。结果显示：务农经历固化了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不利于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务工经历有利于农户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利用提高，促进了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经商经历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选择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农地细碎化抑制了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采用PSM最近邻匹配进行检验，结果仍然稳健。因此，中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要考虑农户从业经历的多样性，鼓励部分有志于农业农村的农村劳动力回流，使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务工期间所获得的资本和能力在乡村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同时，应加快农地流转，降低农地细碎化程度，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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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看子女、劳动参与和灵活就业:中国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

  江求川, 代亚萍

  南方经济. 2019, 38(12): 82-9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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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7和2008年数据研究了未成年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中有未成年子女显著降低了女性工作的可能性，提升了工作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学龄前子女更有可能导致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而6-14岁子女更有可能导致女性选择灵活就业；不工作和选择灵活就业使女性更有可能成为学龄前子女的主要照顾者，但灵活就业并没有减少女性的工作时间；女性获得工作灵活性的代价是工资水平显著下降。上述结论在解决了女性劳动参与、职业选择和生育决策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是稳健的。文章的结论对"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保障女性就业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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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治理:空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

  孙攀, 吴玉鸣, 鲍曙明, 仲颖佳

  南方经济. 2019, 38(12): 100-11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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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在对国内外与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相关的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ArcGIS软件将NASA提供的2003-2016年全球遥感地图年均PM_2.5浓度栅格数据值解析为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具体的数值，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与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数据模型（SDDPDM）对中国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之间是否存在EKC曲线以及引致雾霾污染空间溢出的因素进行了经验识别。结果发现，中国（整体）、东部地区及中西部地区均存在雾霾污染EKC曲线（中西部地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处于雾霾污染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的EKC曲线第一阶段（拐点为第二阶段）。这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离雾霾污染EKC曲线拐点的距离有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离雾霾污染EKC曲线拐点越近，该区域雾霾污染EKC曲线越显著；反之，则越不显著。中国（整体）、东部地区及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离各自雾霾污染EKC曲线拐点的距离分别为中等、较近及较远，故，在上述三种情况下，雾霾污染EKC曲线的显著性会出现差异。交通运输对中国雾霾污染治理起到了消极作用；科技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及教育水平对雾霾污染治理均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FDI对中国雾霾污染治理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东部地区FDI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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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流动管制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异质性技能视角分析

  赵恢林

  南方经济. 2019, 38(12): 118-13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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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流动是我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那么人口流动管制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有什么样的影响?文章在标准RBC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异质性高低技能劳动，考察了人口流动管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人口流动管制对总产出和总消费都有负向影响，会增加低技能工资，降低高技能工资；（2）资本质量冲击、政府购买冲击不仅会使消费和工资水平下降，同时也会造成福利下降，其中单位政府购买冲击会使居民福利下降最大，低技能总福利损失大于高技能总福利损失；（3）通过方差分解发现人口流动冲击能解释产出波动的7.83%和投资波动的5.60%，同时还发现随着经济中高技能比重加大，单位人口流动负冲击对社会福利损失越大。文章基于人口流动管制异质性视角研究得出流动人口管制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总福利，为我国流动人口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