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第38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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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弛, 张曙光
    南方经济. 2019, 38(2): 1-1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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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应关注数字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生产力带来的巨大变化,并借此来发展和创新经济学理论。文章集中讨论了经济学方法论从同质性分析向异质性考察转变,论证了经济分析角度从拥有权中心论变成使用权中心论的趋势,进而考察了新经济的分工方式和协调方式及其赋予制度环境和组织"铁三角"——权利(决策/财产)、合约(完全/不完全)、交易(经济和政治)——的新内容。
  • 李沫, 邢炜
    南方经济. 2019, 38(2): 14-3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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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先是通过理论分析发现金融波动通过影响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概率的途径来影响投资率的高低。进而基于2001-2015年中国286个地级市数据对金融波动性和投资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第一,金融波动性与投资率之间负相关。第二,金融波动对投资率的影响呈非线性:随着金融波动剧烈程度的增加,金融波动对投资率的抑制效应逐渐减弱。第三,无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非东部地区,金融波动对投资率的抑制效应都很显著。但是金融波动对投资率的非线性影响在东部地区显著,在非东部地区则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
  • 马亚明, 张洁琼
    南方经济. 2019, 38(2): 35-5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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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采用TVP-VAR模型系统考察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四部门杠杆分别对总产出和资产价格波动的时变影响,从产出效应和潜在风险两方面实证检验了各部门杠杆率的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杠杆率过快增长会加重资产价格波动,使金融不稳定性上升,削弱杠杆率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当前,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杠杆对产出仍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部门杠杆上升对产出的正向影响最小,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正向影响最大。进一步,文章实证研究了杠杆率变动在部门间的信息溢出,发现政府部门加杠杆将显著推升全社会杠杆率,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对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有挤出作用,居民部门杠杆则可以分担部分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过剩杠杆。因此,当前应优先调控金融部门杠杆,减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其他三个部门则应保持杠杆率总量的平稳。研究结论对于宏观金融稳定和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实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 陈春春
    南方经济. 2019, 38(2): 51-6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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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声交易与股票流动性都是行为金融研究的重点,但二者的相关性问题学界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正负之争"不休。文章改进Kyle (1985)的假设,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流动性数理模型,模型表明:噪声交易与流动性负相关,且相关关系受信息不对称、风险厌恶度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文章以中国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数据证实了"噪声交易-流动性"关系,发现其存在显著的月历效应和市场行情效应。文章对"正(负)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析,为争论的清晰化、明朗化做出贡献。
  • 刘晓宁
    南方经济. 2019, 38(2): 69-8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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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 徐慧, 梁捷, 桂姗
    南方经济. 2019, 38(2): 86-10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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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减少欺骗是当前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文章结合社会地位理论和自我概念理论,研究了减少欺骗行为的机制。我们利用实验室实验,区分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地位获取方式,用欺骗博弈来检验不同社会地位来源对欺骗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人通过真实劳动获得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可以显著减少欺骗行为;由于幸运得到的先赋性社会地位不能减少欺骗行为。同时,非物质收益的社会地位比赋予物质收益的社会地位更有效减少欺骗行为,说明物质收益是对市场化自我概念的提醒,从而无助于降低欺骗。研究结果在剔除策略性行为后依然稳健。研究有效验证了Mazar et al.(2008)关于影响欺骗行为的自我概念内在决定机制,并对各类组织提升诚信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韦永贵, 李红
    南方经济. 2019, 38(2): 108-12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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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及ARDA宗教数据,构造引力模型实证考察东道国宗教信仰多样性和东道国与中国宗教信仰相似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宗教信仰多样性对中国OFDI有促进效应,但东道国与中国宗教信仰相似性对OFDI没有显著正影响。使用1900年宗教信仰结构匹配的宗教变量及1500年东道国与中国的遗传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纠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存在。同时,用控制传导变量及剔除金融危机影响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最后,在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中初步发现,宗教信仰会通过选择偏好效应、信任间性效应和制度介导效应作用于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