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第38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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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金融稳定目标的规则型货币政策研究

  刘金全, 毕振豫

  南方经济. 2019, 38(3): 1-1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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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联系的不断深化，中央银行理应在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首先构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并将其加入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在调整名义利率时的确对金融稳定状况有所关注，相比于传统泰勒规则，纳入金融稳定指数的泰勒规则中通胀系数与产出缺口系数均有显著改善，其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央银行的实际政策操作。随后，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当局对名义利率调整的动态变化特征，文章通过TVP-SV-VAR模型对拓展的时变参数泰勒规则进行了再估计。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周期和金融形势的更迭，中央银行也会不断动态调整其政策目标。其中，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不存在明显的惰性区域，控制通胀始终是中央银行工作的重心。其次，中央银行存在规避经济收缩的偏好，在经济下行时期其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向产出缺口倾斜。最后，为了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货币当局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显著增强了对于金融稳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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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负担会阻碍企业创新吗?——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吉赟, 王贞

  南方经济. 2019, 38(3): 17-3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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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税务稽查系统的改革-"金税工程三期"作为政策实验，利用上市公司2006-2016的年报数据，在双重差分模型下研究了"金税工程三期"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上线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显著下降。进一步探讨内在机制，发现"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费用负担率，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金税三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非创新型企业和现金流不充裕的企业中，并且与"金税工程三期"试点版相比，"金税工程三期"优化版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这表明，税收负担的加重会阻碍企业创新，政府应当适当减轻企业税负负担，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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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来自移动互联网的实证研究

  梅立兴, 张灿, 何鲁

  南方经济. 2019, 38(3): 36-5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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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信息并做出投资决策。文章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收集来自移动互联网的用户讨论信息，研究来自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移动互联网用户情绪存在显著不对称特征，其更倾向于表现积极乐观的情绪，且其正负面情绪差异大于PCs端；同时，移动互联网用户情绪越乐观，下一期股票收益越高。进一步实证结果表明，处于较差信息环境（如散户持股较高，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公司，移动互联网用户情绪对其股票收益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对于流动性越差的公司，移动互联网用户情绪对其股票收益的影响也越显著。文章研究结论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投资者优化投资决策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是对行为金融学中传统媒体定价领域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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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即兴、资源整合与新创企业绩效

  程松松, 董保宝, 杨红, 秦慧颖

  南方经济. 2019, 38(3): 54-7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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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经济背景下，环境的动态变化既为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但也导致企业的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化和模糊化。对于面临资源缺陷的新创企业而言，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为其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如何快速即时的响应环境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新创企业的生存。在此背景下，组织即兴研究应运而生。但是，在随机应变中"求快"的组织即兴真的可以为企业带来优质绩效吗?从资源基础观和能力视角出发，利用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用模型，本研究引入了资源整合作为中介变量以期打开组织即兴到新创企业绩效的黑箱，并探究了网络能力的中介的调节效应。文章利用bootstrapping方法对185份新创企业跨期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即兴行为能够显著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资源整合在组织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而网络能力在组织即兴与绩效之间发挥着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当网络能力较高时，组织即兴对绩效的影响更强，而且，网络能力的调节作用通过资源整合的中介实现，当网络能力较高时，组织即兴通过资源整合的中介对绩效产生的积极效果更明显。本研究从资源整合视角出发探究了组织即兴影响绩效的办理，凸显了网络能力在组织即兴向绩效转化过程中的突出作用，为新创企业有效的实施即兴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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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集聚和城市规模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

  陈阳, 唐晓华

  南方经济. 2019, 38(3): 71-8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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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其具有显著的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特点。（2）从单因素考虑，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城市规模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3）从协同效应来看，城市规模能够提升制造业集聚的边际效应，但是制造业集聚阻碍了城市规模效应的发挥，两者协同效应的发挥需要互相匹配；以制造业集聚效应为标准，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存在较大范围的提升空间。（4）从城市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路径差异来看，制造业集聚、城市规模对不同路径具有作用相反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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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与幸福

  祝仲坤, 陶建平, 冷晨昕

  南方经济. 2019, 38(3): 90-11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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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结合2012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迁移行为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省内迁移，跨省迁移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同样，相比于家庭化迁移，孤身外出也会显著弱化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地区效应，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社会交往是迁移行为影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渠道，之所以跨省迁移、孤身外出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偏低，很可能是因为面临着社会交往的困境，社会网络局限、社区参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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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广东经济:发展趋势与政策预期——基于百人问卷调查的分析

  广东经济学会调研组

  南方经济. 2019, 38(3): 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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