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第38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9-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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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关键性风险因素的中国金融状况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孙彦林, 陈守东

  南方经济. 2019, 38(5): 1-1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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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从系统性风险冲击来源的角度拓展并构建了包含关键性风险因素的FCI，并以FCI作为同步指标构建了金融景气指标体系，包括金融一致指数、金融先行指数以及金融滞后指数，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金融状况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显示：关键性风险因素中，房价波动风险与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惯性特征明显，但也受其他因素的冲击影响，需对其进行风险监控，去产能风险则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显著，需辅以经济政策与调控措施来保证产能过剩行业的稳定；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尽管中国金融状况长期向好的趋势性特征没有改变，但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均以较高的转移概率处于风险积聚区制，且存在着影响中国金融状况稳定的其他因素，应更多关注系统性风险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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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别化信贷政策的房价“稳定器”效果研究

  徐小华, 徐志豪, 胡先伟

  南方经济. 2019, 38(5): 17-3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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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Iacoviello（2005）模型基础上，文章根据不同的住房需求，将借贷家庭进一步划分为刚需型家庭与投机型家庭，构建了包含异质性借贷家庭与信贷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以此探讨差别化信贷政策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从长期均衡看，投机购房首付比例的提高可以显著拉低房价并且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小；刚需购房首付比例的降低有利于长期经济向好，但同时也要注意提防首付比例过低引致的系统性风险。②从短期波动看，"抑制投机需求的同时支持自住需求"的差别化信贷政策能有效地抑制房价波动与住房投机需求的波动。③在调控政策方面，加息政策对投机型家庭消费和购房需求的抑制时期要长于刚需型家庭；限贷等打压房价的调控政策，会使产出、资本在短期内下降，但通过改善信贷结构会使产出在长期实现增长。因此，文章建议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时要与其他政策有效搭配，统筹兼顾长、短期效应，以谋求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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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性监管策略对险资举牌的影响——基于万科、南玻、伊利和格力的多案例研究

  毛文娟, 王俊俊

  南方经济. 2019, 38(5): 37-5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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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我国金融监管政策由松转紧的影响，险资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呈现出举牌"涨潮"和"退潮"之势。基于回应性监管理论，文章对宝能举牌万科、前海人寿换血南玻、阳光保险举牌伊利和前海人寿突袭格力四个事件进行了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监管策略会根据险资举牌动机和行为进行相应调整，当险资投资是单纯性财务投资行为时，监管机构主要以规范行为和能力提升为主，采取被监管主体自我监管和强化型自我监管策略；当险资举牌演变成一种行业性激进式恶意收购行为时，监管机构逐步升级监管强度直至暂停业务、市场禁入等严厉的惩罚措施。随着监管策略呈现从强化型自我监管向命令控制型监管，后又回归至强化型自我监管的转变，险资举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监管处于强化型自我监管阶段，南玻被前海人寿多次举牌，最终丧失控制权；面对宝能系的三次举牌，万科虽然紧急停牌，随后发布资产收购预案，但反收购举措也以失败告终。当监管强度逐渐升级进入命令控制型监管阶段，万科管理层重夺控制权，随着监管趋严的形势逐渐明确、监管层的态度立场和惩罚措施日益清晰，阳光保险未再继续增持伊利股份，伊利保持了控制权；前海人寿突袭格力时，正值保监证监齐发力明确对险资恶意举牌的态度和立场、要进一步强化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于是格力最终保住了控制权。当险资举牌行为得到严格限制后，政府再次进入强化型自我监管阶段，只是此次的监管规则在之前强化型自我监管阶段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完善。本文提出，监管机构应重视提高监管对象自我监管的主体责任和能力，采取先宽松后强硬的监管措施，并用权威有效的强制措施防范违背基本底线的金融风险，同时要考虑各监管策略之间的互相融合促进转化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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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苏昕, 周升师

  南方经济. 2019, 38(5): 52-7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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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组织二元性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探究了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以及冗余资源的权变影响，并以2009-2015年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具有"拐点效应"，呈正"U"型，利用式创新促进了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双元性创新的互补性降低了企业竞争地位，而平衡性则对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财务冗余强化了双元性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促进作用，并能缓解利用式创新的负效应；人力资源冗余弱化了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积极效应，但对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统计结果在基于勒纳指数年度行业排名的面板排序模型和一阶差分模型中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探索式创新与双元性创新互补性的积极作用具有"时滞效应"，利用式创新及双元性创新平衡性之积极影响存在差异化的效应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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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过高了吗:经济增长的视角

  杨本建, 张立龙

  南方经济. 2019, 38(5): 78-9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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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提高城镇化质量对未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于如何优化人口分布格局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现有的文献存在持续争议。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讨论城市最优人口密度问题，认为各城市之间存在一种赶超现象，少数城市是吸收和转化国外技术的主要场所，是本国的增长前沿，其他城市通过接受前沿城市的溢出来实现增长，城市人口的最优密度与城市在宏观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有关，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而不同。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在一个赶超的框架下分析了人口密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重点考察在靠近增长前沿和远离增长前沿的城市中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运用1999—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的城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靠近增长前沿的城市来说，人口密度的经济增长正效应更大；对于远离增长前沿的城市来说，人口密度的经济增长正效应更小或效应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这种非线性效应随着与增长前沿城市的空间距离和行政边界数量增加而衰减。文章结果意味着，限制增长前沿城市的人口密度将会对它们的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下一步城镇化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对这些城市做好发展规划，在增加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通过科学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从而控制这些城市的拥挤，而不是简单地限制人口进入和将人口分布在广阔的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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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

  李丽丽, 李荣林

  南方经济. 2019, 38(5): 97-12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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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以及进出口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引入企业创新机制效应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考察企业的出口状态、所有制结构及企业所属地区差异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及企业创新对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通过节约成本、提升生产率及企业创新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利润共享机制存在。在控制成本效应及生产率效应两种机制之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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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五权分享的科研成果转化创新模式研究

  吴琦, 朱彤

  南方经济. 2019, 38(5): 121-14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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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研成果转化的三权改革模式中，科研人员没有处置权，科研成果处置权归科研单位所有，科研人员与转化中介被动接受科研单位主持的收益分配比例，没有平等参与分配方案制定的权利，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创造、处置、转化的积极性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所有权也没有期限界定，导致科研单位处置积极性不足。本研究以产权明晰为分析框架，明晰科研成果的权益及科研成果处置权归属问题，提出五权分享模式和所有权动态归属制度，打破科研单位一方掌握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权，科研成果创造者权益受到不公待遇的格局，由科研人员与科研单位平等协商收益权分享比例，解决三权改革模式中得到改进而未完全得到解决的处置权、收益分配权进一步下移的问题。在三权改革基础上提出了转化权，强调转化权是整个五权分享结构的核心与关键，科研成果转化的核心是转化环节，对转化环节的开放，不能仅限于科研单位与科研人员，需要引入转化中介的积极参与，将转化中介、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共同作为转化权的拥有者。同时，在五权分享与平等协商收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大包干的分配制度，建立科技人员、科研单位与社会主体三方参与的所有权动态归属机制，形成三方主体分步骤介入科技成果处置与转化的竞争格局，有利于激活科技人员、科研机构与社会团体转化科技成果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