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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39卷, 第10期 刊出日期:20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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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嵌入、区域融合发展与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考
赵蓉, 赵立祥, 苏映雪
南方经济. 2020, 39(10): 1-1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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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文章将全球价值链、国内区域间融合发展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作为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切入点。使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参与全球化分工以及国内区域流入型融合对制造业产业升级产生明显溢出效应,且后向溢出更显著。东部参与全球化分工能够享受产业升级红利,中西部则更多通过国内流入型融合获得升级红利。且区域竞争优势与主导分工环节越契合越有益于产业升级。分行业看,高技术类型对于产业升级的拉动效应更显著。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的改善是参与全球分工以及国内区域融合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最后提出了基于三个梯队产业带动系数的区域产业升级扶助路径,对四大板块协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布局作出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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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风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金融市场摩擦的间接渠道视角
张承鹫, 吴华强
南方经济. 2020, 39(10): 20-3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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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表明,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影响企业投资,但着重分析间接渠道的文献较少。文章以199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股票交易数据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样本,在控制住直接渠道的影响后,实证检验了不确定性风险如何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来显著增加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融资数量;且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降低企业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在异质性企业的对比中,成本效应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效果差异不大;而相对于低杠杆、国有化和大规模的企业,数量效应对高杠杆、民营和小规模等高风险企业的影响效果更大。这说明,成本效应和数量效应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但数量效应更具结构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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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的价值与定增并购价格偏离——基于B-S期权定价模型
刘娥平, 李泽熙
南方经济. 2020, 39(10): 37-5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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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业绩承诺被广泛运用于定增并购中,其作用主要在于保护投资者和激励标的公司。现有研究中,基于业绩承诺的存在与否、及其部分参数的设定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在理论层面及实证层面得到初步验证,但是这部分研究的出发点不够全面,衡量业绩承诺产生经济影响的真实路径,依然需要进一步探索。文章选取2011年至2019年7月A股上市公司签订了业绩承诺的定增并购事件为样本,基于B-S期权定价模型,测算以期权形式存在的业绩承诺价值,并探讨该价值高低对定增并购价格偏离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业绩承诺价值越大,并购溢价越高,该影响在股份支付的情况下更明显;业绩承诺价值越大,定增折价越低,该影响在非股份支付情况下更明显。文章从新颖而全面的视角衡量了业绩承诺的价值,独特地解释了定增并购价格偏离形成的机理,为定增并购多方设置更合理的交易价格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监管机构完善定增并购交易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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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张栋浩, 尹志超, 隋钰冰
南方经济. 2020, 39(10): 56-7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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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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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素养是否降低了家庭金融脆弱性?
刘波, 王修华, 胡宗义
南方经济. 2020, 39(10): 76-9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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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通过增加家庭的资产和收入,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也可能通过增加家庭的负债与支出,提升家庭金融脆弱性。本文首先从金融知识、金融行为、金融态度三个维度测算金融素养,再基于"资不抵债"、"入不敷出"两个维度量化家庭金融脆弱性,最后构建实证模型,以CFPS(2014)为样本,量化分析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金融素养的增加显著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及"资不抵债"的概率;在金融素养的三个维度中,金融知识降低金融脆弱性、缓解资不抵债的作用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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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导向与新企业绩效:基于关系学习和网络响应的链式中介模型
贾玥, 董保宝, 罗均梅, 王湘茗
南方经济. 2020, 39(10): 92-10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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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进入缺陷和小规模缺陷影响,新企业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大多数研究认为网络导向有助于新企业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获取资源并突破资源瓶颈,改善企业绩效。然而,现有管理实践表明,仅仅获取有价值的资源还不足以推动企业的持续成长,有效的资源编排才能导致竞争优势的构成和企业绩效的提升,但现有文献并未对"新企业如何在动态的环境中编排资源推进网络导向的实施以实现持续成长"这一问题形成洞见。为回答这一问题,文章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考察了关系学习、网络响应在网络导向与新企业绩效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并通过Bootstrapping方法对177份新企业两阶段的跨期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导向正向促进新企业绩效,关系学习、网络响应在网络导向与新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了并列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且在多条中介路径中,关系学习发挥的中介作用最大。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资源编排的视角揭开了网络导向促进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还有助于启发新企业管理者如何更好地管理资源以提升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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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社会身份认知与新创企业创新
苏晓华, 肖洁, 陈嘉茵
南方经济. 2020, 39(10): 108-12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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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活动,创业者社会认知如何影响其创业战略决策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区分创业者达尔文主义、社群主义和传教士主义三种不同社会身份认知对新创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达尔文主义身份认同感促进创业者为积累个人财富而选择不确定性较低的商业模式创新;社群主义身份认同感使创业者为提供真正造福社区的产品和服务而积极开展技术创新;而传教士主义身份认同感促进创业者开展一切提升社会价值的创新活动,包括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且创新网络关系强度通过提供创新所需的资源与信息在上述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借助社会认同理论,将创业者社会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引入新创企业创新决策的驱动因素研究中,深化和拓展了创业者创新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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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改善生态环境了吗?——基于PSM的结果
朱艳, 陈红华
南方经济. 2020, 39(10): 125-14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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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美丽中国"采取的重要举措。文章采用倾向值匹配法(PSM)实证检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效果、效果的动态变化以及转移支付标准高低异质性对生态效果的影响。基于广东省是实施该政策较早、又具有投入资金多等特点,因此选取广东省2011-2017年县级层面统计数据为样本,以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作为生态效果的衡量指标进行效果分析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市的生态环境,该类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平均提高约3.42个单位,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高4.5%。另外随着生态转移支付拨付年份的增加,该项政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呈现增大的趋势,但在2017年前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进一步的政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转移支付标准会影响政策的生态效果。因此建议我国长期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适当加大转移支付拨付力度,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加快建设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生态绿色经济,以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文章采用倾向值匹配法(PSM)验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丰富了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发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维护生态安全的作用、完善我国生态补偿体系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