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39卷, 第12期　刊出日期：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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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地权能够促进农地流转吗？

  仇童伟, 罗必良

  南方经济. 2020, 39(12): 1-18. https://doi.org/DOI:10.19592/j.cnki.scje.37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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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以来，中国的农地流转率一直在快速提升。但以2009年为转折点，随后进入减速阶段，这显然与新一轮农地确权的政策预期并不一致。学界不仅对此缺乏解释，对于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的关系也尚未达成基本共识。文章将农民地权强化分为"还权松管"、"赋权强能"两种形式，借鉴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并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区分由"还权松管"引致的农地流转收益、由"赋权强能"引致的农地生产性收益和在位控制权收益，由此阐明地权强化的不同方式对农地流转的差异化影响。利用2006-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并使用同时处理组内自相关与组间同期相关的FGLS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以"还权松管"和"赋权强能"表达的产权强化分别促进和抑制了农地流转。随着农地流转的管制放松以及产权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进一步的"赋权强能"，尤其是农地确权的实施，不仅无益于促进农地流转，反而抑制了农地流转。文章认为，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决定了农地确权并不能因为单纯的经济收益而激励流转，禀赋效应的强化也是确权的必然结果。因此，以促进农地流转为主线的农地制度安排，应该做出重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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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徐邦栋, 李荣林

  南方经济. 2020, 39(12): 19-37. https://doi.org/DOI:10.19592/j.cnki.scje.380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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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整体上看，企业GVC上游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下游参与程度提高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从分组检验中看，企业GVC上游参与度提高对出口产品质量有稳健的正效应；而下游参与度提高的效应对于不同特征的组别存在差异，加工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一般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外资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的质量效应较明显，而对于国有企业该效应较弱；低技术类型企业GVC下游参与度的提高有助于产品质量提升，而对中、高技术类型企业来说则有显著的负效应。文章还发现GVC下游参与通过"中间品效应"、"溢出效应"渠道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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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结构性减税与最优政策选择

  张明源, 薛宇择

  南方经济. 2020, 39(12): 38-54. https://doi.org/DOI:10.19592/j.cnki.scje.3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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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政策的最优政策选择问题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具有指导意义。既往的研究忽略了利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探求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结构性减税支出的政策选择问题。本文利用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测算比较基建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产出，还可以通过挤入居民消费的方式加强政策福利效应。经过测算，短期的基建支出乘数大于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乘数。同时，基建支出长期平均产出乘数小于结构性减税的平均产出乘数。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比，增加基建支出对于财政资金有限的政府是短期内更加有效的产出刺激政策，但在长期中，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具有较高的政策效应，还可以从消费、劳动、投资等角度实现结构性政策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导致各地区的最优政策选择存在差异性：发达地区可以通过结构性税收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地区则更应该注重运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支出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人口逐渐从欠发达地区流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基建支出是否是可行之策，还需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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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政策变化是否影响了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

  李佳, 闵悦

  南方经济. 2020, 39(12): 55-73. https://doi.org/DOI:10.19592/j.cnki.scje.38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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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政策频繁变化将对银行产生不利冲击，并通过银行行为的变化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银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政策频繁变化进行衡量，充分识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内在关系，以及相应的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银行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动机越强；（2）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银行期限错配、风险承担及盈利水平的不利变化，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的中介效应；（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上市银行、城商行及农商行中更为显著。文章认为，鉴于银行发展资产证券化的目的在于应对外部环境及其对自身微观行为的不利冲击，监管部门应针对资产证券化的功能定位监管措施，并且尽量营造透明公平的环境，稳定银行机构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同时中小银行也要积极推动经营转型，主动增强适应宏观经济环境的能力。文章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宏观视角出发，拓展了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研究维度，基于银行微观结构的变化深化了对经济政策变化及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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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市场化及其传导效率的时变效应——基于DSGE和SV-TVP-VAR模型的分析

  王冰冰

  南方经济. 2020, 39(12): 74-89. https://doi.org/DOI:10.19592/j.cnki.scje.38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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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首先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从理论上模拟了我国政策利率传导的基准效应，然后构建SV-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传导的时变效应并根据基准效应计算了传导效率。DSGE理论模拟结果显示，在理想的情况下政策利率可以传导至产出、价格、消费、投资等变量以及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水平，同时理想的政策利率传导没有时滞效应。从持续期来看，政策利率冲击对产出、价格、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等变量的调控效果在中长期趋于收敛，但对工资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收敛趋势。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政策利率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变量均产生了良好的逆周期调控效果，对通货膨胀率、消费和投资的调控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综合两个模型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政策利率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的传导效率不断提升，1996-2019年对四个变量的传导效率分别由43%、27%、18%、52%上升至86%、36%、54%、95%。文章推断，所有制差异和利率双轨制可能是现阶段制约传导效率提升的两大问题，应以破解利率双轨制逐步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为抓手推进利率市场化，形成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利率的联动传导机制，同时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打破预算软约束，弱化信贷方面隐性担保的体制优势，使得所有市场主体真正对利率变动敏感，政策调控可以更加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文章的边际贡献在于综合理论模拟和实证研究为利率传导效率和利率市场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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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工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刘来会, 安素霞

  南方经济. 2020, 39(12): 90-107. https://doi.org/DOI:10.19592/j.cnki.scje.38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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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126个国家1991-201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去工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去工业化会显著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在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显著。从传导机制看，去工业化既可以通过劳动力就业转移直接影响收入不平等，也可通过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分化间接影响收入不平等。一方面，去工业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受到更大冲击，致使该部分劳动力失业，加剧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去工业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从工业的高薪部门转移至服务业的低薪部门，最终影响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可能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国家去工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发展中经济体要着重预防由于去工业化可能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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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创企业合法性门槛的跨越机制——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案例研究

  项国鹏, 万时宜, 黄大明

  南方经济. 2020, 39(12): 108-125. https://doi.org/DOI:10.19592/j.cnki.scje.37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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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创企业会面临能否跨越合法性门槛的严峻考验，但是新创企业面临何种合法性门槛以及如何跨越等问题的研究不为多见，因此很有必要推进新创企业合法性门槛跨越机制研究。文章运用事件系统理论，以滴滴出行和ofo小黄车为例，从事件时空和强度的角度构建分析框架，研究新创企业合法性门槛跨越机制。研究发现，新创企业在合法化过程中存在多重合法性门槛；外部评价者身份的多样性和判断模式的转变，通过影响关键事件的强度引起合法性门槛的周期变化。同时文章揭示了新创企业合法性门槛跨越机制，发现合法性门槛跨越机制具有迭起性，企业在一次次地合法性门槛跨越中，实现合法性水平的动态积累与显著提升；关键事件的时间、空间、强度属性，充分显示新创企业合法性门槛跨越机制的具体内容。本研究促进了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的动态研究，拓展了事件系统理论的应用领域，对致力于共享经济模式创新的新创企业提供了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