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39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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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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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通用性、全球创新链嵌入与国际知识流

  李传超, 杨蕙馨

  南方经济. 2020, 39(2): 1-1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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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通过技术的通用性水平差异刻画各国制造业在全球创新链中的位置，并在非线性双指数知识流模型的基础上，分析知识在全球创新链不同环节间的流动。研究表明，知识流在全球创新链的上游和下游强度较高，在中游强度较低，中国制造业的融入位置处于全球创新链的中下游，并随着中国内需市场的扩张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下游化趋势日趋显著。在下游化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企业完成了由低端技术的供给者向技术资源的整合者的转型，实现了对全球的科学知识资源的高效利用，但研发资源集中于下游环节使得企业更加依赖国外技术，技术革新过程受制于人。在上游通用性技术领域，中国制造业企业仍然处于追赶者的角色，亟需抓住新一轮通用性技术革新的机遇，从供给侧发力，通过创新驱动提高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由知识使用者向知识创造者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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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与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研究

  刘振杰, 李惠, 顾亮, 郝臣

  南方经济. 2020, 39(2): 20-3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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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2001-2012年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数据，利用混合面板OLS和Logit回归方法，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聚集以及总部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总部的分布极不均衡，且趋向于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迁往东部沿海，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地区；地方政府治理风险显著减少了地方上市公司总部数量，对总部的外迁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地区总部迁移的总体状况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考察了公司董事政治关联与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共同作用对总部迁移的影响，在不考察两者交互作用时发现，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中央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对总部的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对总部的迁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考察两者交互作用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风险越大，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越多，总部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即使公司存在本地政治关联董事，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总部的迁移也会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回归的结果进行了检验，发现结果具有稳健性。研究对理解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以及总部迁移现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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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异质信念下的信用债违约风险量化研究——基于我国信用债市场的应用

  单双, 毕秋香, 胡挺

  南方经济. 2020, 39(2): 36-5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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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债违约不完全依赖于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投资者无从得知企业兑付意愿，且我国市场信息披露与违约追偿机制尚不完全，市场价格与外部评级反应延迟，投资者信息认知不同，因此对违约判断存在异质信念。针对提出了适用于我国市场的信用债违约风险模型，将Giesecke（2006）中关于企业违约阈值预期的均匀分布假设拓展到一般的Beta分布，通过Beta分布的方差刻画投资者异质信念的强度，并给出条件违约概率和信用价差的一般解析表达式。数值分析指出，投资者异质信念对短中期信用债影响较大，异质信念越高，信用利差越大；在接近违约时，异质信念会造成违约风险预期的低估。通过我国市场真实信用案例的实证检验，模型可以较早预警信用事件，且精度优于已有信用风险量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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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铁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资源再配置的视角

  黎绍凯, 朱卫平, 刘东

  南方经济. 2020, 39(2): 56-7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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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铁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交通网络体系，这对地区经济时空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文章采用2000-2016年地级市辖区数据构建"反事实"框架下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高铁开通对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因果净效应。结果发现，高铁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高级化进程，且东、中部地区高铁开通的净效应显著，西部地区却不明显，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进一步从资源再配置视角检验高铁建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加速了地区劳动力流通和资本积累，并且高铁建设主要通过提升资本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化。同时劳动力和资本再配置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即东、中部地区劳动力和资本再配置效率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具有潜在的"俱乐部收敛"特征。
“中国道路与广东实践”理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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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国家能力变迁——一个关于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解释

  江伟涛

  南方经济. 2020, 39(2): 73-8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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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缘何落后?这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经久不衰的问题。其实质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为何工业革命未能爆发于经济总量大幅领先的明清中国?当工业化确立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进入中国后，中国为何未能利用强大的底蕴较快地完成工业化而进入到经济强国的行列?文章试图从国家能力的视角回答这一历久弥新的问题：明清时期中国的国家能力大体是与发展农业经济，维持统治的国家目标相一致，正是这一国家目标使得中国无法发生工业革命；当列强叩开中国的国门，将中国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后，晚清政府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学习、财政、法治等国家能力的严重不足导致了最终的失败，继起的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了学习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然而分裂的现状阻碍了其财政能力与法治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仍不足以支撑孵化市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努力提升学习、财政、法治三种国家能力，但国民党作为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内部组织涣散，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既无法从国家能力层面有效动员广大乡村经济潜力，也无法建立起政令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加之日本入侵，在内忧外患下最终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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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宽余(冗余):效率的损失还是柔性的需要？

  游夏蕾, 贾生华

  南方经济. 2020, 39(2): 88-10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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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组织宽余一直都是组织与管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宽余对组织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宽余在组织的运营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不同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不小的争议，现存的实证研究也未能给出一致的证据。文章从组织宽余最为经典的基础文献整理入手，系统梳理了组织宽余的理论渊源、内涵和类型，归纳了学者们从不同理论视角对组织宽余的功能或效应做出的各种解读，以及目前已经积累的经验证据。同时，还对组织宽余测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识别与分析，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最后，就组织宽余如何更好地融入不同的主流管理研究议题作了一些探索性的解读，以求能够促成不同研究之间的通约与互鉴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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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地补偿与农村减贫

  吕小锋, 朱政, 王田富

  南方经济. 2020, 39(2): 108-12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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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地后农业收入及土地权益的减少会阻碍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但征地补偿的存在可以扩大农户生产经营的可选集，为持续提高农户家庭经济水平，促进农村减贫提供了必要前提。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2013年的农村住户数据，文章设立了以家庭财富为基础的农户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建立三元联合分布计量模型，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征地和征地补偿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征地过程中减贫效应起主要作用，征地能够显著增加农户财富，促进农村减贫。征地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征用宅基地形式下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征用耕地时效果则会下降；不同补偿方式下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组合下的征地减贫效应最强，而单独资金补偿的减贫效应最弱；征地减贫效应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及高财富农户中更加明显。处理效应结果表明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的组合能够为农户带来最多的财富收益，具体为233578.8元。最后文章还检验了征地的影响机制，发现征地补偿是征地减贫效应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途径，补偿在征地的减贫效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效应所占比重约为59.5%。文章结论表明政府征地不仅有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还具有促进农户减贫，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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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与子女劳动力供给

  李江一, 闫雪凌

  南方经济. 2020, 39(2): 128-14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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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数据，本文考察了来自父母的私人转移支付对子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采用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作为私人转移支付的工具变量克服了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每提高1%，子女的日、周、年劳动力供给将分别降低0.0254%、0.0536%、0.0991%，据此测算，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将使全国劳动力日劳动供给减少约5.24万小时。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父母通过私人转移支付"购买"子女提供的关爱、照料服务而挤出了子女的劳动力供给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研究还发现，来自父母的私人转移支付对子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只存在集约边际，而不存在广延边际，即其仅减少了子女的劳动供给时间，而并没有使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自上而下的代际转移支付带来的经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