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39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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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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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不确定性、财政扩张与区域商业银行风险——基于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和银行业的证据

  李振新, 陈享光

  南方经济. 2020, 39(4): 1-1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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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2007-2017年我国93家区域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省级宏观经济数据和地方官员变更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区域商业银行风险；（2）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而不确定性时期的财政扩张，通过降低银行资产收益率增大了商业银行风险；并且财政扩张的负面影响大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面影响；（3）各省的市委书记发生职位更替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更大。文章研究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之间的联系提供参考。
留守儿童实验经济研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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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儿童的竞争偏好:基于自我竞争的视角

  赵俊, 董志强, 佘哲

  南方经济. 2020, 39(4): 15-2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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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的竞争偏好是一种重要的非认知能力，对儿童早期人力资本形成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发现，在社会竞争（与他人竞争）情境中，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存在竞争偏好差异。文章基于实地实验，从自我竞争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留守儿童的竞争偏好。结果表明：在自我竞争情境中，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之间无论是在竞争偏好方面，还是在为自己设定任务目标方面，都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父母缺席主要影响儿童的社会竞争态度，对儿童挑战自我或自我提升的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在不涉及社会交往的竞争时，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一样具有较高的进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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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儿童更信任他人吗？来自实验经济学的证据

  杨晓兰, C. Bram Cadsby, 宋菲

  南方经济. 2020, 39(4): 29-3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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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采用经典的信任博弈框架，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比较城市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村非留守儿童的信任行为。实验结果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对他人的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城市儿童，而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信任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在控制了性别、民族、兄弟姐妹数量等人口学特征后，农村身份对儿童的信任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父母双方外出务工、一方外出务工对信任水平均无显著影响。从被信任度来看，三组儿童中，城市儿童被信任度最低，农村留守儿童被信任度最高，但考虑人口学特征后，农村身份、留守身份均不影响被信任度。结合儿童在利他实验中的表现，文章还发现在利他行为中表现为无私型的儿童比平等型和恶意型有更高的信任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与同年龄城市儿童相比，农村儿童而不仅是农村留守儿童更信任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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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儿童的公平感与幸福度:来自实地实验与调查的依据

  徐慧, 汪斯妤

  南方经济. 2020, 39(4): 40-5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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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实地实验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父母双方均外出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公平感和幸福度上的差异。根据儿童在独裁者游戏、最后通牒游戏和问卷调查中的结果，我们发现两类儿童对优势和弱势不公平的厌恶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留守儿童主观汇报的幸福度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机制探究显示父母陪伴缺失是导致留守儿童幸福度较低的原因。若将留守儿童的定义扩大至父母一方在外务工者，以上差异均消失，说明双留守儿童是我们更应关注的群体。文章研究对补充现有留守儿童行为研究以及相应公共政策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道路与广东实践”理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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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发经济体如何成功开放:从东亚模式到中国道路

  钱金保

  南方经济. 2020, 39(4): 53-6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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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尝试从国家能力视角分析东亚开放模式何以成功，以及中国开放的独特之处。基本史实梳理显示，东亚开放模式的本质特征是渐进开放和有序开放；在此基础上尝试解释东亚模式何以成功，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对外开放，渐进、有序是其固有特征，即使成功发挥"后发优势"压缩追赶进程也需要遵循一定规律，能否发现并遵循规律则反映了国家能力差异。中国在借鉴东亚渐进、有序成功开放经验的同时，亦从"双转型"后发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两个方面拓展了后发开放理论：一是按照"试验-推广"路径扩大开放是大国的可行选择；二是对于双转型经济体需要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最后探讨国家能力在中国开放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动态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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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公路、人口城市化和乡村包容性经济增长

  江鑫, 黄乾

  南方经济. 2020, 39(4): 62-8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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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语有曰"要想富，先修路"，但建设乡村公路体系真能实现普遍富裕的目标诉求吗?文章在分工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一城vs两村"的三部门城乡分工理论模型，分析认为，乡村公路建设有利于提升整个城乡分工结构体系内的交易效率，能够将落后乡村区域纳入到一个由所属城镇主导的完整城乡分工网络体系中，此时当城市人口规模扩张需求旺盛时，构建完善的乡村公路体系，有利于促进乡村间经济增长差距收敛的同时推动乡村整体以间接效用表示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的提高，以此实现乡村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目标。据此，文章构建了一个统一将农村经济增长效应和经济效益分配效应囊括在内的计量实证分析框架，通过寻找外生工具变量，并经严谨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了上述理论命题。同时发现，在乡村公路体系建设中，如果忽视人口城市化的协调机制，其建设将导致"富庶之地越富，贫乏之地越贫"之困境，因此，为了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诉求，必须充分重视以完善城镇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特征的人口就近城市化。此外，在对乡村公路等级的异质性分析中发现，二和四级公路建设对乡村包容性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前者强于后者，但三级公路则扩大了局部乡村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上述研究，有利于指导政府在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加兼顾人口就近城市化的协调作用，以此高效推进实现乡村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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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研究——基于家庭养老视角

  邓婷鹤, 毕洁颖, 聂凤英

  南方经济. 2020, 39(4): 84-9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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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结构小型化背景下，家庭养老逐渐弱化，由此对中国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文章以多维贫困为例，试图从家庭养老的角度对中国空巢老人生活质量展开研究。首先从理论上探讨空巢老人获得家庭养老资源变化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然后从老年人的视角，利用2009年与2011年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滞后因变量回归（LDV）考察基期的居住形式在下一期的影响，实证检验了是否空巢所获得家庭养老资源差异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空巢增加了生活满意度维度的贫困发生率，降低了收入和健康维度的贫困发生率，综合作用下空巢并没有显著增加老年人多维贫困发生率，且该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性别和年龄差异。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空巢通过影响老人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获得作用于老人贫困：子女的经济支持和配偶的非经济支持保障了空巢老人免于陷入收入和健康维度贫困；子女的非经济支持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老人生活满意度维度的贫困。这意味着在养老资源有限情况下需更多关注独居空巢老人，在鼓励子女关爱老人的同时，还可以鼓励老人通过社会参与弥补缺失的精神慰藉。文章为理解中国空巢老人生活质量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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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企业慈善行为中的红色文化因素研究

  余威, 翁若宇, 陈秋平

  南方经济. 2020, 39(4): 100-11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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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2007-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捐赠意愿和捐赠规模两个维度检验红色文化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非革命老区民营企业，老区企业具有更强的捐赠意愿和更大的捐赠规模，该结论在使用"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拓展检验发现，在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及面临业绩压力的企业，红色文化促进慈善的作用明显较弱。机制检验表明，董事长的老区成长经历能够促进红色文化对慈善捐赠的影响，由此说明，红色文化是通过核心管理者将慈善的"奉献"理念嵌入企业的决策行为。文章从财务学视角探讨红色文化与企业慈善行为间的联系，丰富了中国情境下文化与微观企业决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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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旅游景区、环境考核与企业环境治理

  胡珺, 伍翕婷, 周林子

  南方经济. 2020, 39(4): 115-12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6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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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级旅游景区代表了中国最高级别的精品旅游景观，具有打造城市品牌、助推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其动态评选机制对地方环境质量有着严格的考核标准。文章以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了5A级旅游景区机制是否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督缺位，从而推动企业环境治理。研究发现：当地方城市存在5A级旅游景区时，当地企业的环境投资更多，且上述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对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处于5A级旅游景区的企业承受的政府环境监督力度相对更强，但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环保补贴对5A级景区不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然资源相对于人文资源景区对企业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旅游收入占地方GDP比重更大时，5A级旅游景区的环境治理作用更强。综上，文章首次结合中国旅游景区的评级制度，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环境治理的驱动因素，这对探索如何协同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环境保护激励、生态文明建设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