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39卷, 第7期　刊出日期：202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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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解析与动态计量检验

  邓创, 吴超

  南方经济. 2020, 39(7): 1-1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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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构建包含贸易条件的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依次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理论解析和动态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贸易条件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弹性的高低，当贸易弹性较高时，贸易条件恶化尽管有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对消费和投资将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2）货币政策目标对贸易条件变动的动态传导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贸易条件恶化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3）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在短期内和中长期内存在明显不同，并且在不同时期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相比于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经济新常态下贸易条件恶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相对较小，并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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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研究

  刘敏, 朱亚鹏, 辜良烈

  南方经济. 2020, 39(7): 18-3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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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并购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建立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文章基于1993-2017年中国对全球181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并购数据，并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最新测算的国家间政治立场指数之差的绝对值作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政治关系拉近能够显著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在更换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考虑了数据删失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其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通过促进两国签署与生效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孔子学院的建立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第三，进一步检验发现，友好政治关系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效应，在不同行业和资源行业并购中更大，在"一带一路"和亚洲国家效应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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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道国金融结构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缓解还是加剧?

  綦建红, 马雯嘉

  南方经济. 2020, 39(7): 39-5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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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文章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测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样本及其程度，并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结构对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金融结构越是趋向于市场主导型，越可显著缓解中国海外投资不足的程度；随着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加剧，东道国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其缓解作用逐渐增强。异质性分组检验还表明，若投资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企业或者选择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上述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发现，东道国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主要通过限制融资约束来缓解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足，而企业所在地日臻改善的制度环境对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了负向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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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质量、市场信心如何影响出口绩效?——基于2013-2018年广东出口消费品企业的抽样调查

  郑方辉, 刘晓婕

  南方经济. 2020, 39(7): 58-7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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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质量、市场信心与出口贸易关系是近些年学界及实务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因素，落实"质量强国战略"，走提质增效及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贸易之路，客观上要求构建科学有效的出口评价体系。文章导入绩效评价理念，融合财务、战略、质量、信心等维度，建构出口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这一体系，对2013-2018年广东出口消费品行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出口商品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出口绩效，出口市场信心对出口绩效存在正相关，并在前两者关系中产生正向中介效应。同时，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商品质量与出口绩效相关性更大，超大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质量与出口绩效相关性更强。由此，追求出口绩效提升，宏观层面应出台导向性对外贸易政策，强化政策的可预期性，以增强企业对出口市场的信心；中观层面应提高出口商品质量标准，加强出口标准服务与质量监管；微观层面应引导出口企业更加注重国际标准的认知和执行，坚持与兑现顾客满意的市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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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对劳动者创业决定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翟爱梅, 黄立奋

  南方经济. 2020, 39(7): 75-9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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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0、2012和2015年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探讨了个体受教育年限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并引入性别、家庭背景两个调节变量分析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由于模型存在内生性，选取个体英语水平作为工具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学历对创业倾向有抑制效果，即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创业倾向越低；男性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对其创业行为的抑制效果相较于女性明显减弱；所处家庭背景较好的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对其创业行为的抑制效果明显增强。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定相关创业鼓励政策具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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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政放权、职业选择与人才配置

  陈刚

  南方经济. 2020, 39(7): 92-10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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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构建的职业选择模型显示，政府简政放权等放松管制的政策在提高体制外职位预期回报的同时，也降低了体制内职位的预期回报，这将促使个体更偏好在体制外部门就业，进而降低体制内部门的就业规模。使用CGSS数据的研究发现，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提高了个体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这在使用不同出生队列样本的回归中均成立，且工具变量方法估计和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与此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降低了体制外就业者的收入，只是对体制内就业者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政府简政放权等放松管制的政策将有助于促进人才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部门间的优化配置，进而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技术创新和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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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管改革开放经历与创新决策——基于风险承担和职业路径的双重调节效应

  郝盼盼, 张信东, 贺亚楠

  南方经济. 2020, 39(7): 108-12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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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拥有哪些特质?这些特质会影响企业创新决策吗?通过手工搜集CEO背景数据，以2002-2015年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为样本，采用静态面板回归、动态DID分析及2SLS检验等方法后发现，有改革开放经历的CEO会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资，且其个人风险承担和多元化的职业路径起着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与青少年和成年阶段相比，在童年阶段经历改革开放事件的CEO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更明显；与国有企业相比，在民营企业中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CEO作用更显著。此外，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CEO将通过创新投资进而提高创新产出数量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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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锻炼习惯能带来更高的收入吗?

  程郑权

  南方经济. 2020, 39(7): 121-14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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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城乡居民体育锻炼现状不容乐观以及居民收入水平增速不断放缓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中锻炼的收入效应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2014-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以及倾向性匹配得分方法估计个体的锻炼行为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探讨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锻炼确实能够为个体带来显著的收入溢价，同时各种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锻炼行为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外貌状况以及对待工作的态度，从而影响个体的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年龄上，锻炼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青年阶段和中年阶段，且青年阶段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外貌状况，而中年阶段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健康水平；教育程度上，锻炼对收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中等教育程度的个体。本研究的结论表明，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尤其是应当将中青年群体和中等教育群体吸引进来，这对于解决当前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困境可以说是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