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40卷, 第10期　刊出日期：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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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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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

  沈奎

  南方经济. 2021, 40(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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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国必争的新产业高地，也是我国畅通内循环、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改变，也对传统经济理论、生产组织和市场组织、市场监管体系乃至社会治理形态带来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冲击。实践在呼唤理论界加快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步伐。为推动广东经济理论发展，更好服务于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需求，本刊近期召开了新发展格局与数字经济理论座谈会，来自广州市人大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以及华南师大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各述所见，观点鲜明、论述严谨。现将几位专家的发言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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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和运用城市大脑 创新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

  陈鸿宇

  南方经济. 2021, 40(1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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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湾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谢宝剑

  南方经济. 2021, 40(1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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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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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郭吉涛, 梁爽

  南方经济. 2021, 40(10): 9-2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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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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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禀赋、土地用途与挂牌-拍卖出让策略——基于2007—2017年土地出让数据的研究

  杨其静, 吴海军

  南方经济. 2021, 40(10): 28-4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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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6年土地出让的市场化改革后，挂牌和拍卖出让开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尤其是挂牌替代协议成为城市政府最受欢迎的出让方式。针对该情形，文章利用从中国土地市场网获取的2007-2017年间城市建设用地的出让数据，首次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城市政府不同用途土地的挂牌-拍卖出让策略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发现：一个城市距离港口越远，则城市政府越倾向于以挂牌方式出让工业用地和以拍卖方式出让商住用地，尤其是其中的住宅用地；随着财政和增长压力增大，那些地理禀赋差的城市政府会进一步提高工业用地挂牌出让的力度和商住用地，尤其是住宅用地拍卖出让的力度；如果地理禀赋差的城市政府更多地以拍卖方式出让住宅用地，则其会更积极地以挂牌方式出让工业和商服用地。这些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禀赋条件而对不同用途土地采取不同的挂牌-拍卖出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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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精准扶贫与企业创新——基于外部融资视角的分析

  董竹, 张欣

  南方经济. 2021, 40(10): 48-6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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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消除农村贫困和区域贫困的目标，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参与到精准扶贫战略中，然而学术界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经济后果影响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以201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实证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在改变变量度量方法、更换模型以及使用安慰剂检验和PSM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了创新绩效，而资源效应（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税收优惠）和声誉效应（增加媒体正面报道数量）是参与精准扶贫所发挥的外部融资作用。最后，基于宏观社会层面、中观市场层面以及微观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地方扶贫压力较大、资本市场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不仅丰富了参与精准扶贫和企业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对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中的作用以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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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我国微观企业的研究

  吴金龙, 陈启斐, 傅康生

  南方经济. 2021, 40(10): 66-8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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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和分析了我国服务业O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经研究发现：第一，服务业OFDI通过吸收东道国先进技术经验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和避开东道国服务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企业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第二，我国服务业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服务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具体而言，整体上服务业OFDI会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增长4.82%，同时会提升企业的出口概率；第三，我国服务业OFDI"出口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5.68%和3.52%，而公共服务业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区域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4.97%和3.56%，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化解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困境和完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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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网络结构属性如何影响创业学习方式的选择——基于印记理论的单案例研究

  韩炜, 彭靖

  南方经济. 2021, 40(10): 85-10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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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网络对具有新进入缺陷的新创企业以及创业者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知识源"作用，也表现为"印记源"作用。印记理论指出个体或组织在其容易受到影响的时期，外部环境的显著特征将对其产生重大影响，个体和组织将打上环境特征的烙印，并且这种烙印将持续影响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印记理论，利用对一家创业企业的归纳式纵向单案例分析探讨创业网络不同的结构属性经由何种印记过程，继而影响创业者学习方式的选择。结果表明：当创业网络表现为封闭、半开放以及开放的不同网络结构时，经由不同结构属性导致的结构印记和认知印记过程差异，影响着创业者实验式学习、观察式学习以及协同式学习的不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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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力配置与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来自中国加入3G网络的证据

  沈和斌, 邓富华

  南方经济. 2021, 40(10): 103-12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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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和百度指数数据库，借助2009年中国加入3G网络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1）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使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一系列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2）从影响机制看，注意力配置会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效率、降低企业信息搜索成本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3）从企业、行业以及国家异质性看，注意力配置更容易促进一般贸易型、高技术产品行业以及面向发达国家出口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提升。文章的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扩大无形市场开放、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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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兼论过度金融化识别与治理

  刘立夫, 杜金岷

  南方经济. 2021, 40(10): 122-13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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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2008-2019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数据，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影响效应与企业金融化水平有关，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较低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过度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表现为"倒U型"关系。特别的，将企业按照产权属性和行业属性进行分组，研究不同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可以看出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表现出异质性。另外，采用局部调整模型估算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发现：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企业之间相差较大，会随着企业个体的差异及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对过度金融化治理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改善来治理企业过度金融化问题，促使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上，进而提升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