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40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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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打开城门到开放村庄

  张露, 罗必良

  南方经济. 2021, 40(5): 1-1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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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是解构工农城乡关系生成及演化规律的关键。从人民公社体制到家庭承包制的制度变迁,由集体经营变革为家庭经营,释放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财政包干制度促进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业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进入非农产业。随后的分税制则激发工业化与城市开发热情高涨,大量农业用地被征收为国有用地,也促使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地区转向工业与商业聚集的城市,但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难以获得市民化的身份认同,人户分离成为普遍现象。制度问题的根源在于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逻辑,造成生产和生活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和集中,从而形成城乡分割、引发城乡关系扭曲与不可持续问题。打破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格局、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策略在于：打开村门,以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为突破口；反哺乡村,以城乡融合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缓解约束,以开放村庄引导主体与要素进村；构建载体,以县域经济发展融入城市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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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还是负担？国有资本参股对跨境并购的影响分析

  陈航, 李东红, 陈东

  南方经济. 2021, 40(5): 14-3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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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并购是中国企业获取海外市场与战略性资产的重要方式,已有研究表明国有资本直接参与跨境并购过程中遭遇了不少阻碍,但少有学者关注国有资本发挥的资源作用。文章则探讨了非国有制企业引入国有股东在跨境并购中获得的资源优势。以2009-2018年中国非国有上市公司跨境并购交易作为样本,研究发现：非国有制企业中国有资本持股的比例更高会带来更多的资源,有助于跨境并购的完成。而当被并购目标是上市企业、属于高科技行业以及位于制度完善度较好的东道国时,东道国合法性门槛提高,导致国有资本参股的非国有制企业仍然会遭遇到来自东道国的歧视与制度压力,削弱国有资本的资源优势。在进一步分析中验证了主效应的机制,发现国有资本能够帮助解决非国有制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进而促进跨境并购的完成。除此之外,文章也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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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分级诊疗模式是否能节约医疗资源

  龚秀全, 孙晨晗

  南方经济. 2021, 40(5): 34-5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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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借鉴2014版的Andersen模型构建分级诊疗与医疗资源利用的理论框架,并基于2008-2014年126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量化评估我国行政主导下的非强制性分级诊疗模式的实施效果,作者首次检验了医疗生产要素规模、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分级诊疗对医疗资源利用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该研究发现：（1）分级诊疗的实施显著节约了门急诊与住院服务资源利用,并且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等方法的结果仍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地区医疗生产要素规模越大,分级诊疗对门急诊服务资源的节约效应越强。（3）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越高,分级诊疗对住院服务资源的节约效应越强。基于上述结果,作者认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实施分级诊疗可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医疗服务利用效率,减少医疗资源浪费,但是,我国深化分级诊疗改革,必须平衡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从利益竞争到分工合作。该研究科学论证了我国分级诊疗模式能有效节约门急诊与住院服务资源利用,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完善分级诊疗模式提供理论指导,也为进一步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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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叶永卫, 曾林, 李佳轩

  南方经济. 2021, 40(5): 52-6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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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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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趋同行为

  黄琼宇, 姚琼, 黄晓珊, 王斌

  南方经济. 2021, 40(5): 69-9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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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2003-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显著增强企业投资趋同行为,该影响效应在信息优势企业有所减弱,在资产不可逆程度较高企业有所增强。分行业检验发现,在管制性行业以及景气度较低行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实体投资趋同性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化,特别是在行业实体投资总体趋于放缓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现象更加严重。该研究为宏观经济波动下企业投资趋同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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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创空间类型如何塑造创业服务行为？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的分析

  吕秋慧, 杜运周, 胡登峰, 尤树洋

  南方经济. 2021, 40(5): 91-10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8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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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制度逻辑视角,以浙江省746家众创空间为样本,分析了政府、高校、民营企业三类主体设立的众创空间和创业服务行为选择的关系。研究发现：（1）制度逻辑对众创空间的创业服务行为选择具有塑造作用,持有行政逻辑的政府型众创空间会将时间更多的分配给办公场所服务,而持有专业逻辑的高校型和持有公司逻辑的民企型众创空间,则分别会将时间更多的分配给培训咨询服务和投融资服务。上述发现在替换了其它两种因变量测量指标后依然成立。（2）国家级认证会使民企型众创空间显著减少在投融资服务上的时间分配比重,而显著增加在办公场所服务和培训咨询服务上的时间分配比重,这种调节效应在另外两类众创空间中并不显著,在替换了省级认证后结果依然成立。这表明,相较于公司逻辑,政府逻辑和专业逻辑更具稳定性,更不易受高阶制度因素的影响和干扰。文章拓展了制度逻辑和众创空间创业服务行为关系的理论认识,为创业者的众创空间入驻决策以及政府针对众创空间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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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张呈磊, 郭忠金, 李文秀

  南方经济. 2021, 40(5): 110-12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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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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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腐败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对143个国家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殷, 刘忠

  南方经济. 2021, 40(5): 127-14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7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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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对全球143个国家2002-2014年企业的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企业微腐败行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微腐败会显著降低企业生产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此外,文章还重点探讨了微腐败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机制,发现微腐败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从而损害企业生产率。分子样本讨论发现,微腐败对私营企业、服务行业、腐败程度高地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的生产率负面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