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第42卷, 第12期　刊出日期：202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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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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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的测度研究——基于经济脆弱性的视角

  臧旭恒, 项泽兵

  南方经济. 2023, 42(12): 1-1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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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家庭部门面临来自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风险，亟需一个测度指标来对其进行预警。不同于从风险成因出发的测度方法，文章从经济风险产生的结果出发，构建了一个反映异质性家庭生活水平变动的经济脆弱性测度模型，结合CHFS2015―2019年三期调查数据得到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状况，最终从地区和家庭层面大致得到防范与化解经济风险的方向。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2015年后，我国家庭具有经济脆弱性的情况较为普遍，其中，贫困脆弱家庭占比逐期下降，高生活水平脆弱家庭占比迅速上升；从地区层面看，2015年地区间在经济脆弱家庭占比方面的横向差距较为明显，随后差距逐期缩小，同时，大部分地区家庭经济脆弱性状况的纵向变动与全国的情况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各地区防范与化解经济风险的方向有所不同；从家庭特征层面看，户主性别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逐渐减小，经济脆弱性会随着户主的受教育水平、金融知识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而有所缓解。因此，缩小城乡差异，提高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金融知识，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引导家庭适度投资、适当地维系社会关系等均是家庭层面防范与化解家庭经济风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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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贫识别与成因探究——基于Triple-Hurdle模型的分析

  孟 婷

  南方经济. 2023, 42(12): 19-3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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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扶贫时代，如何识别出面临潜在返贫风险的群体并对返贫现象背后的成因进行深入探索、系统梳理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环节。文章首先从定性层面厘清了返贫的内外部成因及作用机理，在此之中，内部因素又可划分为能力缺失型和思想观念型两大类。借助2014—2018年CFPS数据，聚焦相对贫困问题，于实证层面拓展了返贫的内涵，在分阶段识别返贫对象的基础上，首次引入Trible-Hurdle模型剖析了影响贫困家庭脱贫、返贫及其返贫程度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考察了以自然灾害与受教育水平为代表的外部、内部因素对返贫现象产生的互动效应。研究表明：影响贫困家庭能否实现脱贫、进而是否会遭遇返贫以及返贫程度的因素具有异质性；整体而言，内部因素对贫困家庭脱贫、返贫的影响大于外部因素，在内部因素中，能力缺失型指标相较于思想观念型指标表现出了更明显的作用；自然灾害的冲击除了会直接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外，还会抑制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从而对收入产生间接的影响，由此揭示返贫的内外部成因间存在的互动机制。鉴于以上结论，文章认为应当持续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结构，重点保障教育“扶智”政策的落实，这将有助于巩固已有的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现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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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会存在选择性偏向吗？——行业属性与就业偏向

  姜 昊, 董直庆

  南方经济. 2023, 42(12): 37-6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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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均等地应用于不同生产领域，现有文献并未重视人工智能技术会偏向应用于哪个行业，并对就业结构产生何种偏向性影响。文章基于天眼查企业信息数据库，结合中国专利数据库爬取的人工智能专利行业数据，构建行业层面人工智能指数，从上市公司层面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就业筛选效应的存在性及其约束条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存在岗位和技能的双重偏向效应，这源于制造业智能化创新产出差异导致行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差距，诱发岗位和技能就业偏向，尤其会显著提高非程式化认知型岗位劳动占比，引致就业结构出现“单极化”趋势，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处理后结果依然稳健。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技术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就业存在非对称影响，更偏向于提高智能型和科技型企业高端技能劳动就业，而国有企业表现出对低端、中端技能劳动就业的保护。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在行业间存在明显的涟漪效应，这有助于强化其技能和岗位的选择性偏向，新冠疫情则会进一步加剧人工智能技术对中端技能劳动就业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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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使用是否会减轻劳动者工作负担?——来自劳动时长的证据

  李小瑛, 张宇平

  南方经济. 2023, 42(12): 62-8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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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是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的核心设备，在其广泛应用的过程中将伴随着就业的创造与破坏，从而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工作时长的变化是构成劳动供给的重要方面，深入分析机器人的普及与员工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充分地认识机器人的就业效应。文章放宽了工作时长同质性的假设，构建“机器人-工作任务”模型刻画机器人的引入对员工工作时长的影响。理论模型显示，机器人的使用将缩短非常规任务工作时长，对常规任务工作时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使用2021年广东省“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对机器人的工时效应展开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机器人的使用延长了员工日工作时间以及周工作时间，且工作时间延长的效应主要反映在普通职位、低学历与新生代三个较为弱势的员工群体中。工作时间的延长主要由机器人破坏原有岗位的替代效应、催生新生岗位的创造效应与实现生产扩张的规模效应引起，三种效应所产生的新旧更替压力与规模扩张需求大于机器人技术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作用，使得员工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进一步分析对工资的影响发现，机器人的引入对平均小时工资的影响不显著，但会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和员工加班工资提高个人月工资，并可能导致企业内部工资差距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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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结构双重优化：效益提升与绿色转型

  包 彤

  南方经济. 2023, 42(12): 83-10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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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动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数字技术能否成为制造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的有力抓手，这一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运用投入产出表识别了数字技术对中国制造业的渗透程度，检验了数字技术对制造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城市制造业内部结构高级化转型，但是并未对制造业结构绿色化转型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区分数字投入来源发现，国外来源的数字技术促进效应更明显；（2）机制检验得出，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以及加剧高、低附加值行业间的技术差距，使高附加值行业、企业获得了更多生产要素和市场份额，并吸引高附加值行业进入市场，改善了资源的跨行业和企业间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了制造业高级化转型；（3）异质性分析表明，优化数字人才结构、完善要素市场发育、提高产业集聚程度有助于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高级化转型，通过构造城市—2位数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得出，技术复杂度较高行业以及与国民经济命脉息息相关的重点行业能够更好地吸收和呈现数字红利；（4）基于制造业结构绿色化的拓展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和数字技术的交互作用能够引导资源从污染行业转移到清洁行业，并加速污染企业退出，带动制造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转型，实现了效益提升与绿色转型的双重优化。文章首次关注了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影响，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转型的研究范畴，为数字时代背景下如何高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参考。
  
区域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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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与统一大市场的因果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视角

  付成林, 王德新

  南方经济. 2023, 42(12): 107-12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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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数字经济与统一大市场的逻辑关系，是落实我国现阶段重大战略任务的关键环节。文章基于2011—2021年省级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与统一大市场的因果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考虑更换变量的计算方式、非线性效应、异质性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SYS-GMM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动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和动态效应，该结论强化了两者的因果关系。为进一步识别数字经济赋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因果效应，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原材料的国际价格波动和矿储自然分布以及从业人员历史流动份额，构造了shift-share工具变量。IV估计及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的外生成本波动引致的从业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进而提升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水平。在机制检验方面，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随机前沿模型等方法测算了要素流动壁垒和地方行政壁垒，研究发现发挥有效市场力量、实现区际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建立有为政府、破除行政壁垒是数字经济通往统一大市场的潜在道路。而且相对于推动构建有为政府，数字经济更能充分利用有效市场手段。因此，建设高标准的国内市场体系，需要统筹兼顾，发展高质量数字经济与深化各类体制改革并行，实现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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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基础设施与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启示

  逯海勇, 宋 培, 李 琳, 艾 阳

  南方经济. 2023, 42(12): 128-14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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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基础性的战略意义。文章从信息摩擦视角出发阐明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08—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和异质性冲击。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赋能效果在沿海地区更为凸显；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赋能效果存在阶段性差异。文章还通过建立调节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究了影响数字基础设施有效性发挥的相关因素。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信息传播高度依赖于数字人才和数字产品的支撑，数字人才和数字产品是数字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邻近地区的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存在正向影响。文章旨在为数字经济时代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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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推进共同富裕——兼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路径

  胡汉辉, 申 杰

  南方经济. 2023, 42(12): 143-15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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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能够保证效率，但不能确保公平。现有研究较多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而事实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行业垄断、区域壁垒、市场准入限制等问题，为更多普通人提供不依赖地方保护和人脉关系的发家致富机会，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文章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居民收入差距视角，考察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减小居民收入差距，助力共同富裕实现，且全国市场统一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大约降低0.1036个百分点。相较于东部地区，这种助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从共同富裕的来源分解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较为显著，对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尚未显现。拓展性分析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过推动共同富裕，促进国内大循环。文章的研究不仅为全面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视角，而且为借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和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