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第42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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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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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中国式现代化广东路径的三重逻辑

  郭跃文

  南方经济. 2023, 42(2): 1-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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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广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和“优等生”。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广东抓住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路径，高水平谋划、多路径推进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作出示范。探讨和梳理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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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经济学界“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笔谈（三）

  何传添/韩永辉,黄晓凤,李文秀/张呈磊, 陈伟光,黄 瑜,项后军

  南方经济. 2023, 42(2): 9-2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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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推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南方经济》编辑部特邀请广东经济学界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与优秀中青年学者，围绕“二十大”报告中涉及经济建设的重要部署，以系列笔谈形式，开展研究阐释。本期为系列笔谈的第三期，邀请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传添、韩永辉、陈伟光，广东财经大学黄晓凤、黄瑜，广东金融学院李文秀、张呈磊、项后军共八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新发展格局、新安全格局等主题，畅谈各自的观点与体会。
开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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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组合调整——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孙 林,陈 霜,俞慧洁

  南方经济. 2023, 42(2): 22-4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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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组合调整是企业内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内容，多产品企业更集中于核心产品有助于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文章使用2008—2014年工企海关匹配数据，以中欧班列开通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DID的方法通过辐网效应和多产品企业运输方式比重变化相结合的实证策略考察了处理组（受到中欧班列开通影响的企业）和对照组（未受到中欧班列开通影响的企业）的产品组合差异，探讨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的开通使中国多产品企业更倾向于出口其销量表现更好的核心产品，同时验证了辐网效应的存在和影响边界。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内出口产品组合的影响主要通过“鲶鱼效应”和竞争效应两种中间机制产生作用。最后，文章从产品要素密集度、目的国市场规模和企业竞争策略三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导、目的国市场规模更大、采取质量竞争的中国多产品企业更倾向于出口核心产品。文章为多产品企业在面临外部环境变化时实现企业内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证据，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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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市场需求、经济复杂性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符 磊,周李清

  南方经济. 2023, 42(2): 46-7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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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内循环为主，构建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结构多元的高质量外循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新发展格局中，东道国市场需求不仅是外循环伸展的基础动力，同时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地理分布的关键因素。文章主要探究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及其周边国家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的经济联系，瞄准以下三方面：第一，分析东道国市场需求对中国OFDI的定量影响；第二，引入“第三国”效应，实证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对中国在东道国OFDI的空间经济影响；第三，引入经济复杂性变量，剖析其在东道国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首先，我国 OFDI整体上呈现趋近东道国市场需求的特性，东道国经济复杂性强化该特性。其次，引入“第三国”效应后，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周边国家旺盛的市场需求会刺激中国对东道国投入更多OFDI；最后，引入经济复杂性的空间溢出效应被促进，说明加工体系越完善、技术水平越高的东道国不仅依据自身特性吸引中国OFDI，而且辐射其经济影响，帮助周边其他东道国获得中国投资者青睐。文章研究不仅丰富了新兴国家OFDI投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探讨，而且为新形势下我国OFDI发展逻辑寻找历史与经验依据，并结合新发展格局价值内涵为OFDI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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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与替代

  江 涛,王号杰,覃琼霞

  南方经济. 2023, 42(2): 71-8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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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贸易是国际贸易的新兴力量。研究数字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是构建贸易壁垒有效应对机制，实现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在 Eaton and Kortum（2002）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绝对贸易壁垒和相对贸易壁垒双重约束的数字贸易出口决策模型以探究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的内在机理。据此，文章运用2014—2019年全球49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存在显著的出口抑制效应，该抑制效应受到两者交互作用产生的替代效应影响，呈现出“跷跷板”现象。这意味着在数字贸易中依然存在着所谓的“贸易持续保护法则”。（2）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的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在贸易类别、壁垒类别和国别收入层面上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3）贸易成本是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的重要渠道，国别TFP作为调节变量引发了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逃逸效应”，而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产生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弱化效应”。（4）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在出口二元边际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效应。文章的研究为全面理解数字贸易壁垒的多重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为有效应对双重数字贸易壁垒提供了科学对策。
金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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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科技、企业金融投资动机与“脱实向虚”问题——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证据

  庄旭东,王仁曾

  南方经济. 2023, 42(2): 90-10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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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文章以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会加剧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该核心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而且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促进作用越大，企业金融投资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此外，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改善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该研究从金融创新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并验证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避免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思考方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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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相似而不能倒”：银行信贷同群效应与系统性风险

  张雪兰,李佳宁

  南方经济. 2023, 42(2): 110-12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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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信息级联效应及声誉机制影响，商业银行信贷决策行为趋同所带来的同群效应，会加大银行业共同风险敞口，继而对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对此，文章在逻辑建构的基础上，以2010—2020年间中国A股上市银行为样本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存在信贷同群效应，呈现出同类模仿的特征，且不因取消存贷比这一政策冲击而发生实质性改变。信贷同群效应提升了贷款行业集中度、造成银行资产重叠，继而增大共同风险敞口，显著提升了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信贷同群效应越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因而，商业银行应当走以科技和创新为驱动力的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之路，拒绝低水平竞争，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助推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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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碳素流—价值流”二维分析的企业碳成本控制研究

  张彩平,黄昱茹

  南方经济. 2023, 42(2): 130-14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9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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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密切配合和有效联动，其中微观企业是主力军，因而降低碳排放量和控制碳成本成为我国微观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基于此背景，文章以BS钢铁为案例分析对象，重新定义碳成本，借助“碳素流—价值流”二维分析，识别碳成本控制重点，提出控制碳成本方案并构建指标评价控制效果。研究结果发现，根据含碳资源流转规律开展的碳素流分析可识别出焦化、炼铁和炼钢三个高排放环节，进而提出“焦炉煤气净化处理”、“旋切式高风温顶燃热风炉节能技术”、“高炉煤气余压透平发电装置”和“转炉煤气干法回收技术”四种处理方法来改进生产流程以减少碳排放量和降低碳成本。该研究对全面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宏观愿景，对其他企业加强碳排放管理和碳成本控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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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郭 丰,杨上广,柴泽阳

  南方经济. 2023, 42(2): 146-16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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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体现，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爬取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造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来全面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性交易成本机制并不显著。（3）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西部地区企业，对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结论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