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第42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3-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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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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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研究

  陈明明,刘禧瑶,聂其辉

  南方经济. 2023, 42(5): 1-1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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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避免落入不同收入阶段中的发展陷阱是每个经济体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构建企业家精神、经济循环与经济体发展陷阱跨越理论框架，探析了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发展陷阱本质是经济体无法从低收入经济循环向高收入经济循环转换的一种发展状态，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经济系统这一转换的“扳道工”；然而，经济体能否跨越发展陷阱与其企业主密度关联性较弱，原因是企业主群体具有结构性特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主—企业家，通过实施要素新组合的创新活动，打破旧有低收入经济循环，推动经济体进入新的更高收入经济循环，因此创新型企业家占比增加有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履行管理职能的企业主—高级经理人，拒绝毁灭性创新带来的经济破坏，固守于旧有经济循环，因此管理型高级经理人占比提高加大了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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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社会与财政危机——财政赤字长期化的社会学阐释

  武靖国

  南方经济. 2023, 42(5): 17-2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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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赤字政策长期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普遍特征。但人们对财政赤字形成原因的认知，主要集中在政府预算约束及扩张型财政政策方面，忽视了其背后更加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在人类社会形态由前工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进而又转向后工业社会或风险社会的进程中，曾经作为风险承担主体的传统共同体和核心家庭先后被解构。与此同时，人类个体行为选择约束的弱化，与其行为负外部性扩散之间形成紧张关系，这构成了风险社会的主要矛盾。失去了传统风险承担主体的缓冲，政府不得不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由私人风险转化而成的公共风险。财政赤字政策正是私人风险向公共风险大量转化背景下的临时性应对方案。要彻底化解财政赤字以及相应风险，需要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以为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创造更好条件，从而使大量私人风险不必转化为公共风险。 
宏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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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式税收优惠与小微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的证据

  于井远,李林木

  南方经济. 2023, 42(5): 30-4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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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创新能力是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文章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多重处理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两种税收激励对小微企业创新的组合式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整体上，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对小微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效果不显著，但有助于增强企业所得税减半的激励效果，二者表现为积极的政策协同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和税收负担，并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进一步地，政策组合的创新激励效应显著存在于技术型企业、行业预期前景好、社会经济关注度高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文章结论有助于为进一步对实施新的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提供经验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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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子成龙、机会不平等与生育意愿

  谢小平,付 康,邹文理

  南方经济. 2023, 42(5): 48-6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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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认为，我国的低生育意愿嵌入在“望子成龙”的文化背景和机会不平等的结构性特征中；子女的成就会给居民带来荣耀和满足，但由于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付出同等努力程度后子女却可能无法获得相应的成就或回报；这时，由于子女成就的不确定性，生育意愿将受到抑制。不仅如此，从机会不平等对居民生育意愿的抑制效果看，家庭对子女成就的重视程度、社会必要养育成本和收入水平均对该抑制效果有重要影响。基于CGSS等数据，本文对系列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机会不平等显著抑制了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在更换模型设定、重新测算机会不平等和采用工具变量法等检验后，证实两者存在稳健的因果关系；（2）从影响渠道看，机会不平等会降低预期子女成就，进而抑制居民生育意愿；（3）社会必要养育成本越高，意愿生育水平越低；但即使降低了社会必要养育成本，机会不平等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仍存在，甚至在社会必要养育成本较低时，其边际作用更大；（4）从其他调节变量看，工资收入提升可缓解机会不平等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而家庭对子女成就的重视程度则加剧其抑制效果。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我国生育意愿偏低的特征事实，并拓展了对机会不平等及其影响的研究。
区域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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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分工、经济周期联动性与经济增长极建设——国内价值链分工的视角

  吴楚豪,周 颖

  南方经济. 2023, 42(5): 64-8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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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特征，构建以内需为主导的分工体系和更为合理的区域分工模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立足国内价值链，文章设计了“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中国区域分工角色的指标，并使用高阶空间滞后模型探析了各省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将研究视角拓展至经济增长极建设，设计了“双循环”格局下区域中心省份的指标。研究发现：2007—2015年南方东部沿海地区依然是保障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来源，中、西部地区在 NVC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稳步提升，北方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在 NVC中的经济构成比重有下降趋势，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地位逐渐凸显。中国省际经济周期联动性具有典型的区域化特征，省际间的经贸互动显著加强了其区域化特征。最后基于“双循环”依存度指标对区域经贸中心省份的选择进行定量分析，为经济增长极建设的有序推进补充一定事实依据。该研究具有两方面政策含义：一是中国在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区域分工对国内分工体系的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充分释放区域（间）分工对内需体系构建的重要促进作用。二是中国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程中，应当依托区域经济增长极等新型空间组织形式，通过展开精准帮扶或合作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现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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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齐 平,宋威辉

  南方经济. 2023, 42(5): 84-10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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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2003—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首先，以测算的企业国内价值链长度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两个微观指标，表征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其次，按照已公示链主企业的标记、已公示链主企业的排序、一般性门槛指标的构建、全国链主企业的识别四个步骤，定量识别链主企业。再次，通过构建链主企业数量矩阵、制造业投入产出系数矩阵和链主企业资产比重矩阵，定量测度链主企业影响力。最后，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厘清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链主企业能够通过提高成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专业化外部性和多样化外部性能够强化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波特外部性表现出抑制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内陆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更具推动力。文章提出了定量识别链主企业与定量测度链主企业影响力的方法，拓展了链主企业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边界，这对发挥链主企业影响力进而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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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何以实现？——对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效应与技术创新的考察 

  庞 磊,阳晓伟

  南方经济. 2023, 42(5): 107-12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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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国泰安数据库、投入产出表与上市公司数据（1990—2020）匹配得到我国1356家高新技术企业，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测度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程度。同时，文章测度产业链中心度与中介度衡量产业链关键环节可控程度，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推进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提升程度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总体层面，高新技术企业集聚、自主创新有效地推动了我国产业链关键环节可控能力提升。具体细分，一是所有制层面，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产业链关键环节可控能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国有企业作用强度略大于民营企业；二是行业层面，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产业链关键环节可控推动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三是地区层面，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产业链关键环节可控能力的推动作用强度依次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四是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高新技术企业集聚通过技术创新有效驱动了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据此，文章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建议，实现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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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型制造、差异化战略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王玉燕,姬含笑

  南方经济. 2023, 42(5): 127-14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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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型制造已经成为制造业培育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趋势。文章选取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型制造水平与企业绩效水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中国制造业企业大多还位于U型曲线的左侧；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检验发现，服务型制造水平与企业绩效的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与东中部地区企业中仍然成立，而在国有企业、低技术企业与西部企业中却不再成立；通过对于两者之间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服务型制造能够增强企业的差异化战略水平，进而与企业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进一步得到强化。文章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进一步发展服务型制造，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