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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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刚, 王雪松

南方经济. 2024, 43(12): 1-2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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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布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学术界关于产业链的研究还存在着理论和实证的脱节：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产业链的理论模型并不能论证微笑曲线的存在。文章首先构建了关于产业链的理论模型以论证微笑曲线的存在，并提出产业链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有效途径。以此为基础，文章进一步提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仅局限于“三去一降一补”等短期措施，而应从根本上优化产业链结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应当是逐渐减少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依附性，使它们逐渐向价值链两端移动，最终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使企业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端移动，推动产业实现这种攀升的核心力量就是新质生产力。文章通过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探讨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关键作用。文章最后对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推动这样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简短的讨论：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为企业提供市场开拓和技术研发两方面的支持，以加快实现从依附型企业向全球产业链主导型企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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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之桑榆，失之东隅？专利质押政策的金融配置效应研究

杨晨曦, 乔翠霞

南方经济. 2024, 43(12): 22-4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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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质押政策是缓解我国企业融资困境的一项成功实践，但同时也带来了企业金融错配问题。利用2004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方法评估专利质押政策对企业金融配置的政策效应并探讨了其发生机制与不同样本中的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专利质押政策的实施加深了企业间金融错配程度，主要表现为资本价格劣势企业融资成本的进一步上升，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专利质押的金融错配效应主要是通过诱导企业策略性创新与加剧企业金融化实现的，参与专利质押政策的企业更有可能增加研发操纵和寻补贴行为及降低创新质量，研发强度没有明显变化但企业金融化程度有所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专利质押政策的金融错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企业、弱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中更加突出。研究证明了专利质押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存在偏离，政策实施过程中，企业实际资本价格的差距相对拉大，从金融资源合理配置视角为知识产权融资政策的效率提升与效果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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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税收补贴政策对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动力学分析 ——基于政府、消费者的演化博弈模型

李燕, 王亭栋, 王东, 陈俞有

南方经济. 2024, 43(12): 44-6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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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节能新能源汽车是落实“双碳”建设目标的有效手段，政府和消费者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主体，在推广新能源汽车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探究促使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最优税收和补贴政策，在新能源汽车税收与补贴退坡的现实背景下，文章从动态税收与补贴政策的新视角出发，构建基于政府与消费者的演化博弈模型，应用演化均衡分析与仿真实验方法，探究不同形式的财税政策组合下政府与消费者的演化稳定策略。演化博弈均衡分析表明，静态税收和静态补贴政策下博弈系统演化无法自动达到均衡点，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而动态税收和静态补贴、静态税收和动态补贴、动态税收和动态补贴三种机制时都可以使演化达到均衡。仿真实验结果进一步表明，静态税收和动态补贴政策策略组合表现最优，极大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该研究结论在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政府优化推广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仿真实验的研究方法，也为探索不同政策多变性的效果提供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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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基于实物和金融资金流量表的研究

陆江源, 王鹏举

南方经济. 2024, 43(12): 69-8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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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定位金融循环是连接实物分配与实物最终需求的桥梁，编制链接可支配收入和最终需求的FWTW 资金流量表，从狭义金融空转、广义金融乘数、动态金融效率改进对内需增长贡献三个角度，研究了 1992—2022年间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变化并与典型国家相对照，得出结论：一是从狭义的金融空转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角度看，2014—2016年间金融空转现象严重，2017年以来金融空转已有明显好转，同时 1999—2016年间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资金比例呈现波动式下行，到 2016年已经下降至 43.1%，2022年又回升至 67.4%。二是从广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乘数看，2009—2016年金融部门快速扩张，2006—2016年金融投入产出乘数平均高达2.08，金融资源产生了极大浪费，但 2017年—2022年间金融投入产出乘数迅速下降，疫情以来有所抬升但仍远低于 2017年峰值。三是从动态金融效率变化对内需扩张的影响看，2009年以后金融部门的扩张在较短年份间促进了内需扩张，但之后的金融空转又降低了金融效率，直至2017年以来金融业回归本源后，金融循环对于内需增长的作用才逐渐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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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东大数据测度的中国城市群社会联系：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李莹, 黄新飞, 李腾

南方经济. 2024, 43(12): 85-10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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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推进中国重大区域城市群协同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任务。提高中国城市群之间的社会联系有助于降低交易和沟通成本，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文章使用广东省某大型电信运营商的电话大数据构建了188个区（县）之间的社会联系指标，基于2018年12月至2020年10月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城市群社会联系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统计结果显示：城市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大部分区（县）与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社会联系程度较高；广东省空间社会网络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凝聚子群；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社会联系不断增强。实证结果表明：地理距离是影响城市群社会联系的重要因素，距离越远的地区之间社会联系越少，相同城市和相邻地区之间的社会联系越强；通行时间和公共交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加强地区之间的社会联系，但是无法消除地理距离的影响；经济差异、文化差异和受教育程度差异等是影响地区之间社会联系的重要因素。拓展分析发现，社会联系越强的地区之间人口流动越频繁，技术扩散水平越高。文章基于大数据为加快中国城市群统一市场建设提供了现实证据，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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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投资与企业海外经济纠纷的有效治理——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中资企业的实证数据

杨玲丽, 张清源, 周奕旭

南方经济. 2024, 43(12): 105-12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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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中资企业走向“一带一路”，企业面临的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多，如果不妥善处理，不仅会导致经济损失，也会对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引出企业海外经济纠纷治理问题。文章基于云南大学“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OCEES）”数据库，构建了多元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对中资企业海外经济纠纷的治理效能。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企业社会资本投资显著影响了中资企业面临经济纠纷的解决机制选择。中资企业的社会资本投资越多，在发生经济纠纷时越大概率采用协商等低成本的解决方式。宏观层面的国际关系因素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治理效能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其中，东道国的良好的政治环境、双边关系可以有效替代社会资本投资，良好的中国产品及国家形象能够显著促进社会资本的治理效能。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对经济纠纷的治理效能在国家和城市类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东南亚国家的促进作用大于非东南亚国家，在商业城市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非商业城市。基于此，文章建议海外中资企业要注重加强对东道国的社会资本投资，国家也需要加强双边关系、加大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力度，助力企业社会资本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纠纷的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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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与小微企业创新——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视角

杨其静, 李秋芸, 唐跃桓

南方经济. 2024, 43(12): 124-14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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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文章利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研究数字平台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使用数字平台有助于促进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其中，在创意产生阶段，数字平台能够提升小微企业开放式合作创新能力；在创意转换阶段，数字平台能够拓展市场规模，进而促进小微企业创新。不过后一个效应受到主要客户类型的影响：当交易对象只有零散客户时，数字平台可以通过市场参与机制提升小微企业的新产品收入；当交易对象为国企或政府等事业单位以及民营企业时，作用效果不显著。文章还发现，数字平台对小微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具有行业异质性，而且只有当小微企业有创新需要或创新意识时，数字平台才能促进小微企业创新。这些研究结果丰富了创新价值链理论及其经验证据，并说明小微企业应积极深化对数字平台的使用，主动推进开放式的合作创新，充分挖掘电子商务的潜在价值，将其作为赋能创新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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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形成与经济繁荣——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述

钟文晶, 罗必良

南方经济. 2024, 43(12): 143-15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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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经济繁荣领域的突出贡献，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詹姆斯·A·罗宾逊三人共同荣获了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开创的新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全球不平等的理解。在理论方面，他们的研究阐释了制度差异为何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如何变化。在实证方面，他们的工作极大地促进关于制度对繁荣影响的因果研究，揭示了当今许多低收入国家制度环境薄弱的历史根源。文章对获奖者的主要成就进行概述，对存在的分歧与质疑进行梳理，并进一步阐明获奖成果对中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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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经济》2024年总目录

南方经济. 2024, 43(12): 1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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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43卷, 第12期　刊出日期：202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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