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43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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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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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新质生产力笔谈

  罗必良, 邹新月, 白国强, 傅元海/刘和健, 黄新飞, 李 凡

  南方经济. 2024, 43(5): 1-1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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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3月2日，广东经济学会、《南方经济》编辑部和广东省南方经济研究基金会在广东社科中心联合召开“提升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意蕴，明确了中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和主动力。大家谈体会、说启发、讲思考、提建议，分别从制度建设、技术突破、产业协同、资源配置、金融支撑、人才培养、就业带动、政策配套等多个角度探讨“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现将部分参会专家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南方经济》期待更多有思想、有视野、有高度的优质来稿。
  
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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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压力下“能耗双控”政策会加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南北分化吗？

  张 哲, 白雪洁

  南方经济. 2024, 43(5): 12-2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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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倒逼北方地区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南北差距，还是诱发了经济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的保增长动机，反向加剧了南北方地区的绿色发展差距？文章使用地级市数据细化分析精度，并以2011年制定的“能耗双控”政策为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一刀切”式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区域协调发展与绿色转型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能耗双控”政策实施后，南北方地区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显著扩大，并且经济增长压力的上升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趋势，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个视角进行了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绿色创新的分化是导致南北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压力的存在会通过放大南北方地区在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方面的差异，引致南北方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双碳”目标下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基于不同地区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政策，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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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向产业结构、价格指数背离与南北经济差距扩大

  赖华侹, 刘 定

  南方经济. 2024, 43(5): 30-5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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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南北经济差距呈现分化态势，无疑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文章梳理了纵向产业结构、价格指数背离、南北经济差距扩大之间的传导链条及作用机制。实证发现，价格指数背离在纵向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纵向产业结构中，上游产业占比越大，价格指数背离幅度越大，而价格指数背离又会抑制地区经济增长。模型机制分析表明，在纵向产业结构下，由于上下游产品生产中本地要素所占比例的差异，进口要素价格冲击对下游本地要素具有更强的“挤入效应”，推高下游总成本进而遏制CPI下降，致使CPI降幅小于PPI，形成价格指数背离，进而抑制偏重上游产业的北方地区产出增长。“反事实”模拟表明，纵向业结构增强进口要素价格对下游本地要素的“挤入效应”，加剧价格指数背离。由此可见，纵向产业结构增大地区价格指数背离幅度，加深对偏重上游产业的北方地区经济抑制，最终加剧南北经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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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北经济分化的再考察——经济均分线移动与增速贡献分解的双重视角

  罗 津, 孙雅慧, 李 悦

  南方经济. 2024, 43(5): 51-7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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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从南北方经济差距视角探究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特征与成因。文章提出“南北经济均分线”反映南北差距动态变化，发现均分线大致在南京—上海一带徘徊，但其位置在2000—2013年缓慢北移、2013年后则迅速南移，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南北方经济差距已超过东西部经济差距且尚无收敛趋势，已经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深入探寻南北经济差距在 2013 年后出现趋势转折的原因。从区域-产业归因角度而言，文章创新性地提出增速贡献分解模型将南北经济总差距在产业和区域层面进行分解。发现南北经济差距在区域维度表现为“东北失速-失速现象扩散-区域经济分化”的发展规律，在产业维度表现为“工业失速为主-各行业普遍失速”的演化特征。为说明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文章构造包含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地域差距、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五大驱动因素的经济增长框架，对南北方分别进行门槛分析，结果表明北方地区经济增长模式在2014年发生转折，转折点后北方产生投资增速下降、劳动力外流、人力资本弹性降低、地域不平衡性增大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可能是南北差距的主要诱因。最后，文章针对上述复杂因素提出政策建议。
  
国民经济运行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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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水车薪”抑或“雪中送炭”——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张小宇, 黄沁怡

  南方经济. 2024, 43(5): 75-9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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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应对内需不足的内部环境和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货币政策仍将保持低利率状态，然而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是政策制定者的核心关切。现有对于低利率环境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缺少对于当前中国情景下的深入探讨，而且局部投影模型尚未应用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研究。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框架系统性分析了我国高、低利率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状态依存局部投影模型定量分析了我国高、低利率时期货币政策的时变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无论在高、低利率时期均能有效提升产出，从而实现预期的调控效果。（2）我国暂未陷入“流动性陷阱”，低利率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投资和消费的效应会增强，货币政策确实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常规货币政策尚能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意愿，进而拉动总需求。（3）高杠杆会增强低利率时期产出和投资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但会削弱消费的响应，这是因为高杠杆促使企业减少用于缓解日常运转的资金，增加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高杠杆还会增加居民房地产投资，增强流动性约束，从而挤占居民消费。文章结论为优化货币政策有效性，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提出建设性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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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的路径优化研究

  丁冠森, 李一花, 李 佳

  南方经济. 2024, 43(5): 95-11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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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方面。文章选取2002—2019年有发债记录的511个县区，其中包括被划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53个县区、接受生态补偿的113个县区，选择全部未接受生态补偿的样本设立生态功能区研究组、选择全部未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样本设立生态补偿研究组，分别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减负）和生态补偿制度（补偿）作为两种不同的政策冲击，通过PSM方法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和多期DID回归，实证研究减负与补偿这两种不同路径对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而生态补偿制度的效果则恰恰相反。经过平行趋势检验、重新构造研究组、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改变样本范围、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两种路径的效果差异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效应有关。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工业发达的县和县级市更为明显；而生态补偿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普通县更为明显，与工业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关系。文章的研究对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产业发展与企业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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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普惠金融与种地农户增收——来自种植业全生产链条赋能的证据

  安丛梅

  南方经济. 2024, 43(5): 114-13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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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种地”农户的金融供给和收入，既是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亦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更是巩固粮食安全的根本之策。文章立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变化的典型事实，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中的微观农户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种地”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赋能种植业生产链的视角解构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近年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度的增加；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种植业收入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粮食主产区和普通小农户样本中，在非粮食主产区和家庭农场的样本中并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种植业生产链各环节的社会化服务购买，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增加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但这种作用机制在粮食主产区和普通小农户的样本中有所差异。文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深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保障“种地”农户收入和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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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企业数字化可以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

  王欣然, 陶 锋

  南方经济. 2024, 43(5): 132-149.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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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和供应商逐一匹配的供应链条和企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专利大数据，首次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特别是当上游企业规模较大、具有国有性质、知识存量较为丰富，或其所在行业市场竞争度较高、需求量较大、污染密集度较高时，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牵引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上游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能力，进而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提升；不仅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对实质性创新产生“杠杆效应”；但在现有阶段，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生产的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环节，还未深入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源头预防阶段。文章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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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效应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广东省制造业集群的调研

  毛艳华, 邱雪情, 荣健欣

  南方经济. 2024, 43(5): 150-16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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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广东省关于“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调研及问卷数据，检验了产业集群归属是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同时探究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等不同情境下产业集群效应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有利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并提高数字化转型成效，且集群内的企业主攻生产制造环节更能充分发挥效能。产业集群的效应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三个方面体现出异质性，更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薄弱、中小民营和“专精特新”等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难题。机制分析表明，产业集群通过共享技术研发、培训服务、同源供应商和订单分配等途径推动数字化转型，反映出集群的知识溢出、资源共享和交易匹配等三大效益机制。该研究以一手调研数据拓展了现有文献中对产业集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法；以机制分析揭示产业集群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和阶段差异，印证并深化产业集群理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企业“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推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