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第44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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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与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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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市场的兴起：概念、挑战与未来发展

  林建浩, 张一帆, 石沛昌, 吴俊樊

  南方经济. 2025, 44(1): 1-1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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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组成的“三驾马车”。其中，算法作为激发算力潜能与实现数据价值的重要技术环节，是推进“人工智能+”进程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驱动力。与数据要素市场相比，算法市场的商业化进展明显滞后，其交易机制和市场结构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探讨了算法市场的交易标的、市场结构及其关键特征，梳理了算法确权保护和算法流通机制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总结了算法确权和流通市场发展的实践探索。通过分析算法市场与知识产权、数据要素市场，文章发现，算法与知识产权在创新性和虚拟性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对隐私数据的依赖性和开闭源算法的差异性使其确权保护更具复杂性。同时，算法与数据要素市场共享场景依赖和非标特征，但算法更强的外部依赖性对其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我国算法市场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文章提出构建以政府和市场双驱动为核心的算法交易与流通机制的政策建议，通过优化确权机制、促进供需匹配、降低使用门槛以及推动跨境流通，以促进算法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
  
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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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政策演进逻辑与政策工具选择

  史九领, 杜子萍, 张兴祥

  南方经济. 2025, 44(1): 18-3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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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消除贫困是国家贫困治理的核心目标，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文章运用量化文本分析方法，对1978—2020年间402份国家层面发布的扶贫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经历了多个重要的转变：首先，治理对象从“贫困县”和“贫困村”逐渐转向具体的“贫困户”；其次，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逐渐转向“各方联合参与”；第三，治理模式从“输血式贫困治理”转向“造血式贫困治理”；最后，治理路径从“单纯的资金投入”逐渐演变为“多措并举”的综合治理策略。在贫困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总体比重分别为47.2%、40.4%和12.4%，形成了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导、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逐渐增加的贫困治理结构。通过改善生产力系统的主体性、中介性和客体性要素，实现了贫困地区生产力的跨越式开发与大幅度提升，为政府能够源源不断地为贫困地区提供政策倾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规律与历史经验，为乡村振兴阶段的政府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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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转型——研究述评与展望

  汪 洋, 刘腾华, 曹 晴

  南方经济. 2025, 44(1): 37-5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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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正积极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适时转变，是促进宏观金融调控同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重要一环。文章从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利率调控模式、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及传导机制等角度，对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的代表性研究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总结。与此同时，文章从基础货币注入主渠道的优化方向、操作目标的选择与培育、中国式利率走廊机制的完善、中国式利率市场化的难点及配套改革等方面，对未来可继续深入研究或拓展的方向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如何推动国债成为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如何进一步提升DR的市场基准性和流动性、优化DR的统计、发布、监测和评估机制，如何促进中国式利率走廊与公开市场操作实现有机结合，以及如何在恰当的时机取消存款基准利率、系统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更加市场化的存贷款FTP机制等问题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国民经济运行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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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刘兴华, 陈赞松

  南方经济. 2025, 44(1): 53-7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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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应对当今世界经济复杂变化，我国货币政策调整速度和频次有所加快，市场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文章基于我国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样本，采用TVP-SV-FAVAR模型、主成分分析法与MCMC算法估计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并结合实物期权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会显著增大企业非效率投资，企业可能出现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现象，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经过替换关键变量、排除系统性偏差和剔除经济波动后，结果依旧支持初步发现，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升，通过降低融资便捷度、恶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现金流不确定性水平三条路径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拓展了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边界。异质性分析显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同时引起企业投资过度与不足，对民营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及高科技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深化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常态化沟通机制、创新多元化融资方式、完善层级化政策评估、实行差异化因应策略等政策建议，为正确评价货币政策效果、促进货币当局精准施策与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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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的证据

  张国建, 胡玉梅, 许东彦

  南方经济. 2025, 44(1): 73-9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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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有效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中国制造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视角探讨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的制定逻辑和实施效果，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制定效率、增进与其他相关政策的协调性。文章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创新性地测算了地方政府的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并考察了其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地方政府的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整体上显著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政策带来的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成熟期企业以及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地区。机制分析发现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通过抑制市场竞争、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企业退出和影响企业成长等渠道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地方政府的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却有效提高了微观层面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就业和税收，宏观层面城市生产总值和利税总额。文章对于新发展阶段更好地评估区位导向性政策制定效果、进一步优化区位导向性政策设计、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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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发展是否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税负——基于财政压力视角

  李 萍, 邓树添

  南方经济. 2025, 44(1): 95.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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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协同发展在税收系统中表现为两者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财税增长，相互关系体现在企业税负结构的变动：在共同的财政压力背景中，一方主体更易化解压力就意味着另一方主体实际税负减轻。文章用2008—2022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做验证，证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是有影响的，经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一系列检验后结论是稳健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资产和数量占比均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实际税率。具体而言，所在省份所属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民营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下降0.016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增加1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实际所得税率会降低0.0340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占比对民营企业的税负的减轻效应主要来自财政压力的变化。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会倾向性地转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税源稳定性等特征致使财政压力和税收征管力度都较易在国有企业体现。国有企业占比对民营企业产生的税负减轻效应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越发明显，体现了国有企业税收稳定器的作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价值判断不依据主体结构比例，而应依据协同关系是否促进了主体繁荣和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为两类主体协同发展的必然和必要提供了新证据。
  
产业发展与企业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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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生产共享活动的影响——以中国为东道国的经验证据

  乔小勇, 侯婷彧, 张瀚元, 陈 雪, 郑闽荟

  南方经济. 2025, 44(1): 117-140.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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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作为新型贸易保护方式，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的生产共享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4—2016年OECD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和OECD-AMNE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借鉴能够测度跨国公司生产活动的扩展的全球价值链生产分解框架，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以中国为例）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抑制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2）数字服务贸易壁垒通过限制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来抑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3）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影响比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影响更大，对属于低数字密集型行业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影响比对属于高数字密集型行业的跨国公司影响更大，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的“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型生产共享活动有促进作用，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型生产共享活动有抑制作用等。（4）正式制度距离的增大会加剧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抑制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为通过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来加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生产分工与合作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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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采纳策略、技术差距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最优区分理论视角

  苏启林, 伍 静, 苏晓华

  南方经济. 2025, 44(1): 141-15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1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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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竞争基础，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文章基于最优区分理论视角，识别了企业应对数字化趋势的趋同性和差异性的数字技术采纳策略，并鉴于技术阶段作为企业最优区分的情境要素，以美国行业为技术标杆，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数字技术采纳策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不同技术差距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纳入数据要素后，测算得到的我国企业TFP显著提升，但多数行业的企业技术水平仍低于美国。（2）数字技术运用和数字技术创新均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且前者影响效应大于后者，二者对企业TFP的赋能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和行业中存在异质性。（3）数字技术运用缩小了企业与美国技术差距的同时促进了领先企业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理论上认为的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效应尚未得到经验数据支持。（4）正向和逆向技术差距分别削弱和强化了数字技术采纳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而该效应在不同数字技术战略中呈现差异性：相较于数字技术运用，削弱效应在数字技术创新中更强，而强化效应却未能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