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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第44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6-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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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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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路径和政策导向——基于人口量质权衡的理论框架
李明广, 孙明松
南方经济. 2026, 44(2): 1-2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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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议题,如何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至关重要。立足典型事实分析,借鉴人口“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将造成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三种生育压力逐步内生化,构建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积累与研发创新的多部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系统探究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机制及政策导向。研究发现:(1)中国人口负增长主要由“少生优育”“想(待)生育的人口没钱生育”和“大多数人口存在生育压力,而少数高收入群体生育贡献不足”三种内生的生育压力相互叠加所致;(2)若能把握住人口量质转型的窗口机遇,人口负增长反而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强化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驱动的新契机;(3)激励创新与提高教育质量是这一动能转换的长效加速器,能够在不以牺牲生育为代价的条件下催化和加速中国人口量质转型,而居民生活压力上升与收入不平等则会对其产生阻碍作用。文章为理解中国现阶段人口负增长、催化和加速中国人口量质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判断依据,也为破解低生育率背景下的增长困境、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提供了政策参考和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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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经贸规则对能源贸易网络韧性的影响——基于“圈”结构视角
余紫菱, 王 喆, 马梦涓
南方经济. 2026, 44(2): 23-43.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3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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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突发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评估能源领域高标准经贸规则对能源贸易网络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03—2023年193个国家(地区)的双边能源贸易数据,构建涵盖结构韧性、冲击韧性和恢复韧性的能源贸易网络韧性指标,分析能源领域高标准经贸规则对网络韧性的影响和机制路径。研究发现,能源领域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了能源贸易网络的结构韧性、冲击韧性和恢复韧性,且对新能源贸易网络的韧性提升更为突出。相较于法律约束,缔约国的实际承诺对韧性提升更具推动力;国家能源进口依赖度越高,规则对能源网络韧性的提升效果越显著;其他类型高标准规则在韧性维度的边际效用也具有异质性,例如,创新政策合作在三类韧性上均具有正向作用,投资便利化有助于恢复韧性,环境规则和政策对话机制则体现在恢复与需求韧性。从“圈”结构的视角看,规则通过扩大圈规模、增强圈强度与促进圈重组,优化能源贸易网络韧性。不同国际机制的“圈”结构效应各有侧重,“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圈的扩展和灵活调整,国际能源署强化了圈内各国之间的深度联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主要推动了圈规模扩大和圈结构重组。文章揭示了能源领域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能源贸易网络韧性的关键作用,为推动制度型开放和构建兼具安全性与包容性的全球能源治理新格局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国民经济运行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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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裁对全球跨国并购网络的冲击:“非故意后果”假说的再检验
高 天, 王智新
南方经济. 2026, 44(2): 44-6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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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工具日益“武器化”的今天,经济制裁如何溢出其直接目标,重塑全球跨国并购网络?文章利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并结合2000—2021年全球并购与经济制裁数据,评估了经济制裁对跨国并购网络的冲击效应。研究证实,尽管跨国并购并非经济制裁的直接目标领域,但经济制裁对全球跨国并购网络依然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冲击效应,“非故意后果”假说成立。文章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该效应的异质性特征与作用机制:首先,在制裁类型异质性上,金融制裁及美欧联合制裁的破坏性最强;其次,在并购目标异质性上,针对产业链上游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并购交易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最后,在作用机制上,经济制裁通过降低双边政治关系稳定性来抑制全球跨国并购网络,而国家层面的融资替代、制度嵌入与治理能力则通过负向调节作用,有效缓冲外部冲击。该研究从网络视角揭示了经济制裁对跨国并购网络的“非故意后果”,克服了传统计量模型的局限,使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复杂、更现实的统一框架内,系统性地检验跨国并购网络是如何在外部冲击和内部演化规律的共同作用下动态演变的。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经济制裁与跨国并购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也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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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型环境政策的“本地-邻地”绿色低碳发展效应——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刘 乾, 程洪乾, 杨琰伦, 邵砾群, 陈海滨
南方经济. 2026, 44(2): 69-91.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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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普遍证实了市场型环境政策对本地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关于其对邻地的空间外溢性尚未形成统一结论。文章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结合2003—2021年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E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试点政策对“本地-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在提升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对邻近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均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邻近试点地区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但该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仅存在于200千米内,超出200千米后转为正向效应。机制检验显示,在200千米内,试点政策通过阻碍邻地绿色研发和推动邻地承接污染产业转移抑制了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在200千米外,通过推动邻地绿色研发提升了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污染产业就近转移效应未得到验证。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核证自愿减排市场正在发挥创新激励效应,且高碳市场活跃度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弱于低活跃度地区。此外,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越高、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越强,试点政策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对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越突出。文章创新性地区分并量化了绿色研发效应和污染就近转移效应,系统剖析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于优化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产业发展与企业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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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标准提升、产业关联与全产业链绿色转型——基于生产网络的视角
丁辰鑫, 孙 慧, 王芝炜, 张贤峰
南方经济. 2026, 44(2): 92-11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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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具体举措,如何更有效地发挥环境标准对全产业链绿色转型的带动效应在当前阶段尤其值得关注。文章基于生产网络视角,通过构建企业在环保约束下的生产设备选择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标准提升对代表性企业生产设备选择的影响,以及不同的设备更新方式(外部购置或自主创新)如何带动上下游关联行业的生产变革,并最终带动全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在此基础上,将2004—2014年的水污染排放标准提升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构造省级4位数行业层面的生产网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水污染排放标准的分批次提升不仅能在不减产的前提下促进规制行业的COD减少,还能协同减少关联行业的COD,实现全产业链的绿色转型。水污染排放标准提升引发了规制行业的技术创新、生产设备和污染治理设备更新,且对不同产业链位置的关联行业的减排存在非对称影响:(1)设备购买诱发了上游设备行业的自主创新,并协同减少了其COD;(2)水污染标准提升的压力和知识溢出的辅力共同推动下游行业通过创新、增加生产设备和污染治理设备购买实现了COD减排;(3)水污染标准提升的压力在平均意义上未能有效降低上游原材料行业的COD,仅当标准提升幅度较大时,或与被国家和地方共同关注的行业关联时才存在减排效应。进一步,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再次检验2015年后新一轮水污染排放标准提升的效果,新一轮标准提升对不同产业链位置关联企业的绿色转型均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文章从产业链溢出视角丰富了环境标准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经验证据,可为环境标准规制对象的扩围和限值提升幅度的选择提供依据,也可为树立产业链治理思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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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劳动雇佣
刘金东, 魏雨丹, 张 新, 初 虹
南方经济. 2026, 44(2): 117-13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3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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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提法转变,要求实体经济在数实融合中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作用。文章以实体企业主动而为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试图厘清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互动效应。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到如下几点结论:其一,实体企业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显著提高了劳动雇佣规模,表现出稳就业效应,多种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其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推动企业向数字产业多元化经营发挥了规模扩张效应,并通过减少“机器换人”和灵活用工纾解了要素替代效应,两种效应共同提高了企业雇佣规模;其三,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强化企业的长期价值导向,促使企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和对员工的长期价值投资,有助于形成人力资本投入的耐心资本。文章的研究指出了实体企业作为创新主体驱动创新的积极影响,也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适配性和互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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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风险、供应链传染与企业劳动雇佣
张济平, 李增福, 汤旭东
南方经济. 2026, 44(2): 139-16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42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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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身气候风险会通过供应链跨主体传染,进而对其供应商企业的劳动雇佣产生显著冲击。利用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前五名客户信息及其气候风险的数据,文章考察了客户气候风险对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客户气候风险越高,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越小,表明客户气候风险在供应链上存在传染效应。(2)机制检验表明,客户气候风险通过需求和生产、风险和收益两条路径,降低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3)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规模较小、供应商企业属于非国有企业,供应商企业所在行业发展前景低迷、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供应商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较低、与客户距离较近的情况下,上述影响更为显著。(4)客户气候风险主要抑制了供应商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文章不仅识别了客户气候风险影响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理,而且对实现管理气候风险和稳定就业的动态平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