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如何利用好ESG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当前热门话题。基于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整体上看，ESG评级事件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性检验、内生性讨论以及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同时，ESG评级分值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ESG评级分值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削弱。通过异质性探究发现，ESG评级更能诱发污染行业和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位于环境规制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ESG评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三条途径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为第三方评级机构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评级、投资者利用ESG评级进行决策、政府部门完善ESG评级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我国家庭部门面临来自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风险，亟需一个测度指标来对其进行预警。不同于从风险成因出发的测度方法，文章从经济风险产生的结果出发，构建了一个反映异质性家庭生活水平变动的经济脆弱性测度模型，结合CHFS2015―2019年三期调查数据得到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状况，最终从地区和家庭层面大致得到防范与化解经济风险的方向。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2015年后，我国家庭具有经济脆弱性的情况较为普遍，其中，贫困脆弱家庭占比逐期下降，高生活水平脆弱家庭占比迅速上升；从地区层面看，2015年地区间在经济脆弱家庭占比方面的横向差距较为明显，随后差距逐期缩小，同时，大部分地区家庭经济脆弱性状况的纵向变动与全国的情况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各地区防范与化解经济风险的方向有所不同；从家庭特征层面看，户主性别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逐渐减小，经济脆弱性会随着户主的受教育水平、金融知识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而有所缓解。因此，缩小城乡差异，提高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金融知识，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引导家庭适度投资、适当地维系社会关系等均是家庭层面防范与化解家庭经济风险的方向。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断增长，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以“金税三期”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8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发生的商品与劳务类关联交易数据，通过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文章研究发现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模式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关联交易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时，“金税三期”工程对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关于机制的研究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征税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会计稳健性和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企业关联交易水平。文章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经济效应，而且对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化监管方式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打破市场分割，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对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价格法构建了市场分割指数，实证分析了税收分享对城市间市场分割的影响。结果表明：省市间更高的税收分享比例改善了地方政府财力，保障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减弱了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有助于打破市场分割。在使用移动份额法构造的Bartik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东中西部地区政府财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差别将影响商品的价格和流通，使得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市场保护政策存在差异。税收分享对东部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官员任期与税收分享对市场分割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效果，官员任期的增加弱化了税收分享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本文为促进城市间市场一体化发展提供经验证据，适时调整税收分享比例能够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同时政策调整需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企业家精神为理解当前中国企业投资效率差异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文章采用中国各城市每万人所拥有的中华老字号数量衡量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多寡，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地级市层面的中华老字号数据及地区营商环境指数进行数据合并，再使用城市资源禀赋和播种面积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以此识别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差异对当地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企业家精神资源较丰裕的地区，企业具有更高的投资效率；企业家精神有助于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支出，这既体现在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上，也体现在对企业投资不足的弥补上；对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纾解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本地企业，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产生促进作用；基于地区营商环境指数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在营商环境差的地区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并主要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地级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提供的准自然实验进一步印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结论为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提供了理论启示，对出台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政策措施亦具有参考价值。

2024年3月2日，广东经济学会、《南方经济》编辑部和广东省南方经济研究基金会在广东社科中心联合召开“提升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意蕴，明确了中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和主动力。大家谈体会、说启发、讲思考、提建议，分别从制度建设、技术突破、产业协同、资源配置、金融支撑、人才培养、就业带动、政策配套等多个角度探讨“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现将部分参会专家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南方经济》期待更多有思想、有视野、有高度的优质来稿。

“解决‘卡脖子’难题，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攻克的重点任务。产业投资基金作为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相结合的政策工具，已成为扶持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式。文章以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建立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产业投资基金对“卡脖子”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基金显著促进半导体行业企业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多维度混杂影响、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可能的干扰因素后依旧成立。具体表现为企业规模扩张能力、营业收入增长能力和创新能力均显著提升。（2）相比于孵化期、成熟期的企业，大基金对成长期企业的发展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此外，上述政策效应尤其体现在所处地区腐败程度较低的企业，进一步突出了“市场化”因素在产业投资基金运行中的重要性。（3）机制检验发现，大基金通过直接投资和引导投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通过发挥“信号效应”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渠道助力企业多方位发展。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产业投资基金的效应分析及机制讨论，为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可行的实施路径，也为进一步优化产业政策、突破国际困局以及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使得国际贸易供应链安全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全文基于全球重大卫生事件冲击下的国际视角，采用 CoDEA 模型分步评估供应链初始节点、子链和整体链条韧性，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一步探究各节点经济体在风险传导中的角色与功能。结果表明：（1）此次疫情的冲击存在于国际贸易供应链的上游、中游与下游三个节点，对整体韧性的补偿作用有限且成本高昂；（2）风险传导与风险抵御能力不同步，在此次疫情冲击下，风险传导影响力较强的经济体通常不具备较强的供应链韧性，而中国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对强化国际供应链网络韧性起到积极作用；（3）经济体因风险厌恶情绪，试图通过边缘化规避冲击，但并未产生实质性的避险效果；（4）相较于主受益板块与经纪人板块，此次风险传导关系以溢出板块为主，过多的外溢促使风险交叉迭代传播，加剧了疫情对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冲击损伤。基于此文章提出国际贸易供应链韧性提升与风险防范的政策启示。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行为特征和影响研究已有很多，但探讨城市之间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横向竞争策略及其债务扩张效应的研究仍然匮乏。文章构建数理模型论证了在兼顾绩效收益和风险成本的综合考量下，完全对称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博弈将促使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同时存在逐底竞争动机和逐顶竞争动机，且以逐顶竞争动机为主。通过改进空间权重矩阵，文章基于2005—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构建非对称反应模型进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空间分解，验证并量化了逐顶竞争效应。进一步匹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融资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省内城市间经济增长目标逐顶竞争会显著推高地方融资平台的城投债融资概率和融资规模，以信托融资为主的非标债务融资虽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但非标债务融资的担保圈形成概率显著提高，从而助长了区域性、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文章指出了在自上而下的纵向“层层加码”以外，同级政府之间横向逐顶竞争也是造成经济增长目标居高不下的根源，进而通过基建压力向隐性债务风险传导，这一结论为未来进一步优化绩效考核、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改进方向。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金融强国建设目标下，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是充分发挥大湾区改革开放“窗口”“试验田”作用，以金融助力大湾区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必然选择。粤港澳三地金融合作历经市场驱动型、政策驱动型、战略主导型三个发展阶段。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具备重要的战略价值、功能价值。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构筑现代化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全力化解风险，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力。

近年来，国内外金融市场间的联动和风险传染日益增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愈发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更加显著。文章选取四种代表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通过计算已实现半方差将其波动率分解为好波动和坏波动以区分由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带来的波动，进而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特征。结果表明：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且在不同冲击方向和冲击规模下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主要由坏波动驱动，而极端状态下主要由好波动驱动；第二，极端状态与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走势存在较大的差异，极端状态下风险溢出水平远高于正常状态；第三，方向性溢出在总波动、好坏波动上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且与国际金融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极端经济金融事件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工业金属市场的好坏波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显著增强，外汇市场接收的溢出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防范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风险溢出，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方面。文章选取2002—2019年有发债记录的511个县区，其中包括被划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53个县区、接受生态补偿的113个县区，选择全部未接受生态补偿的样本设立生态功能区研究组、选择全部未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样本设立生态补偿研究组，分别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减负）和生态补偿制度（补偿）作为两种不同的政策冲击，通过PSM方法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和多期DID回归，实证研究减负与补偿这两种不同路径对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而生态补偿制度的效果则恰恰相反。经过平行趋势检验、重新构造研究组、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改变样本范围、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两种路径的效果差异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效应有关。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工业发达的县和县级市更为明显；而生态补偿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普通县更为明显，与工业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关系。文章的研究对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近年来，通过城市群规划重构区域发展格局，释放企业发展新动能，已成为国内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2015—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湾区规划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相比之下，大湾区规划更大程度提升了外资及其他企业、中心城市企业和传统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3）从机制分析来看，大湾区规划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人力资本集聚来促进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文章丰富了区域政策效应的研究，为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参考。

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倒逼北方地区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南北差距，还是诱发了经济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的保增长动机，反向加剧了南北方地区的绿色发展差距？文章使用地级市数据细化分析精度，并以2011年制定的“能耗双控”政策为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一刀切”式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区域协调发展与绿色转型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能耗双控”政策实施后，南北方地区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显著扩大，并且经济增长压力的上升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趋势，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个视角进行了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绿色创新的分化是导致南北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压力的存在会通过放大南北方地区在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方面的差异，引致南北方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双碳”目标下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基于不同地区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政策，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和协调发展。

绿色低碳转型不可避免对劳动力需求造成影响。为了评估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冲击效应，文章将2012年的绿色信贷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从理论上探究了该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同时，从内部企业特征、外部环境特征和城市特征角度讨论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就业。第二，资本更新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和就业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产出效应和融资约束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和就业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低、市场化水平低的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更深的负面影响。此外，在城市产业结构水平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以及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负面影响更强。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预期效应检验、控制重要政策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PSM-DID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研究结论。文章具有启示意义，随着环境规制的继续加强，政府部门在考虑企业的减排目标时，也应考虑到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城际经济协同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城际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方向，而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城际经济协同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11—2020年全国24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构成的29403组两两城市对样本，实证检验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促进我国城际经济协同发展，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处于同一区域内部的城市间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经济协同发展的作用强于不同区域城市间的作用；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市场需求驱动，促进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经济关联度可以强化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地理临近性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数据要素和新型基础设施在各个产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不同产业对数据要素和新型基础设施的应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存在差异，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路径。文章构建包含两个生产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用于代表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企业。每个部门将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将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数据扩展型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函数。不同部门的数据产出弹性、数据和传统要素的替代弹性存在差异，这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路径的重要因素。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数值模拟研究，文章发现：在不同产业之间，由于产品替代弹性较低，提高数据要素和新型基础设施的数量会导致数据产出弹性较高、数据和传统要素的替代弹性较高的产业产出提高，但其产品价格和名义产出降低，促使资本和劳动力流向数据利用效率低的产业。这一过程将改变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同一产业内部，由于不同企业间的产品替代弹性较高，数据要素和新型基础设施导致资本和劳动力流向数据利用效率高的企业，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推动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受到数据要素的调节，且最终的影响方向和路径与数据要素一致，可以通过调整需求结构引导更具针对性和长效的产业结构调整。最后，文章提出数据要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并对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导致的问题提出对策。

在加快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税收可成为运用市场机制完善气候治理的有力工具。基于绿色税收视角，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借助省份工业 2006—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全面 FGLS方法，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并从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环境治理三方面解构了其中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地，从能源消耗、产业多样化、税收负担三个维度探究了不同环境对绿色税收征管作用发挥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绿色税收征管在研究期内能够显著推进中国工业低碳转型，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讨论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税收征管可通过激励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渠道推进工业低碳转型，绿色税收征管对工业低碳转型的推进作用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正向调节，但未受到政府环境治理的正向调节；异质性分析显示，绿色税收征管对工业低碳转型的推进作用随行业及省份能耗水平的下降而递增，更高的产业多样化水平和更低的税收负担强度能够增强绿色税收征管对工业低碳转型的推进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从重视绿色税收体系建设、协调绿色税收征管与政府环境治理、优化绿色税收政策与相关政策的排列组合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为优化和完善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提供了参考

出口放缓这一现象开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受全球经济低迷和外部需求紧缩的冲击，中国进入了出口放缓的阶段。随着中美“脱钩”愈演愈烈，叠加紧张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未来中国出口贸易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中国出口放缓的经济效应值得关注。文章以商品市场为例，利用1999—2019年省级出口贸易和商品价格数据，考察了中国出口放缓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发现，出口放缓会倒逼和加快地区间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在采用更换解释变量、缩尾处理、长差分检验和更换工具变量等方法后，文章的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一效应尤其表现在沿海、加工贸易占比高和国有经济占比低的省份。文章还使用省份铁路货运量数据进行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一省的出口放缓后，其省内，以及它与其他省份间的铁路货运量均显著增加。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构建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是中国出口放缓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各地要顺势而为，破除行政边界对经济活动的束缚，为盘活国内循环创造有利条件。

文章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精神，利用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数据考察了供应链客户稳定度能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较高的客户稳定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2）机制分析表明，客户稳定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三条作用路径分别是促进企业稳收降本和外部融资、提高存货管理效率和促进创新。（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以及客户地理距离近的企业相比，在非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以及客户地理距离远的企业中，客户稳定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4）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较高的客户稳定度可以通过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继而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文章不但拓展了既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客户稳定度经济后果的相关理论研究，而且所取得的一系列结论对供应链管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大客户管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同时也为如何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通过增强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大样本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正逐渐成为驱动供应链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是当前亟需研究的现实问题，但尚未有文献对此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在构建供应链韧性指标基础上，基于2007—2022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解构供应链韧性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供应链抵抗力和供应链恢复力，且对供应链恢复力的影响更显著。从传导机制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配置和优化供需匹配两个渠道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境不确定性高、内部控制水平低企业，以及位于产业链下游和市场化水平低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助推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并未造成企业经济绩效损失，而是持续推动企业经济表现；“链主”企业和供应链政策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过程中发挥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文章不仅为系统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打造数字供应链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了政策启示。

科技创新是扩大优质需求的根本方式，是驱动新一轮康波周期开启的关键力量。近年来，全球涌现了众多革命性的科技成果，包括星链系统、智能机器人、太空产业、量子计算、核聚变、室温超导等，带来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是未来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引擎。经济运行呈现周期性波动，根据周期长短可以划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短周期主要受供给和需求影响，而长周期则依赖于创新驱动。因此，尽管短期内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长期看全球经济将逐步进入新的经济长周期。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高级形态，明确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就是引导中国经济进入长周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在新能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量子计算技术等领域已经取得显著优势，需要抓住本轮科技革命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原创性创新，着眼于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打造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新优势，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拓展的三地区局部溢出（LS）模型，对城市群创新中心的形成机制、结构特征和空间演化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对最具“创新城市群”特征的长三角城市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于知识资本积累，随着知识资本集聚，城市知识生产（创新）成本逐渐降低，进而促使知识资本更为内生地集聚，如此循环反复，最终促进了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2）知识资本空间溢出是创新中心形成的主导因素，城市群不同地区知识资本本地溢出和跨地溢出存在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群“创新中心—边缘城市”结构；（3）城市群创新互动在于创新中心知识溢出巩固了“群”结构，边缘城市的承接作用使得“中心”更具竞争力，进而提升了城市群整体福利水平；（4）在长三角城市群，本地市场效应和知识资本溢出效应促进了创新中心的形成，市场拥挤效应则起到了抑制作用。打造城市群创新中心是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城市群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文章为解决中心城市虹吸、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建设城市群创新体系、培育城市群创新中心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当前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和供应商逐一匹配的供应链条和企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专利大数据，首次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特别是当上游企业规模较大、具有国有性质、知识存量较为丰富，或其所在行业市场竞争度较高、需求量较大、污染密集度较高时，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牵引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上游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能力，进而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提升；不仅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对实质性创新产生“杠杆效应”；但在现有阶段，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生产的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环节，还未深入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源头预防阶段。文章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技术创新“绿色化”是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高铁开通加速了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为绿色创新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文章以中国高铁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从绿色创新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双重维度出发，基于2003—2019年282个地级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高铁开通对技术创新“绿色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技术创新“绿色化”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显著增加了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数量，但对绿色创新占比无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在需求层面，高铁开通促进了沿线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壮大，增大了绿色创新需求；在供给层面，高铁开通加快了沿线地区创新要素的流动，促进了空间知识溢出，改善了绿色创新供给条件，从而促进了绿色创新数量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旅游城市和非中心城市技术创新“绿色化”的促进作用较非旅游城市和中心城市更为突出；高铁开通优化了沿线地区的绿色创新结构，提升了绿色创新质量；高铁开通对绿色创新数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文章为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并发挥高铁开通对技术创新“绿色化”的正向作用，激发主体绿色创新积极性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推动母公司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投资动机是分析跨国企业OFDI影响的一个基本角度。文章以A股上市企业2008—2019年数据作为样本，根据海外子公司的经营范围手工整理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利用 PSM-DID 方法实证检验不同投资动机下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公司绿色创新。结果发现：（1）整体上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公司绿色创新，多种稳健性检验证明该结论的可靠性；（2）区分OFDI动机的研究发现，商贸服务型OFDI和当地生产型OFDI对母公司绿色创新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研发型OFDI和资源开发型OFDI对母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3）机制检验发现，商贸服务型OFDI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绿色竞争效应两种途径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当地生产型OFDI通过提高利润、资本配置效应和环境合规效应三种途径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技术研发型OFDI无法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难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资源开发型OFDI不能提高企业利润，进而对母公司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文章为中国政府制定针对性的OFDI政策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实现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影响持续深化，不仅表现在传统受雇工作形态，还表现在企业创业选择和决策方面。文章基于国家层面自动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使用2011—2017年全球创业观察（GEM）创业活动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国家层面机器人数据，研究机器人使用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及可能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机器人使用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按照创业动机划分机会型创业活动和生存型创业活动发现，机器人使用增加显著促进了机会型创业活动。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考虑不同衡量指标下依然稳健。文章进一步从市场进入障碍、人力资本效应两个维度考察机器人使用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机制分析发现，机器人使用通过简化企业生产程序，降低企业市场进入障碍，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创业活动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机器人使用对创业活动促进作用在OECD国家幅度更大，机器人使用显著增加了中年群体、女性群体以及中低受教育水平群体机会型创业活动概率，机器人使用有利于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创业差距。文章研究为促进我国机器人应用深化以及机会型创业活动实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义。

与一般创业活动相比，农村电商创业对区域生态系统内的要素更加依赖，文章以6家中国淘宝村为案例对象分析农村电商创业，基于生态系统理论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构建农村电商创业生态系统框架。案例分析发现，首先，基础设施和创业文化是农村电商创业形成必要且关键外部因素，其中，信息与通信技术和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则使得在农村创业者可以直接对接目标市场和消费者。而商业文化可以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到电子商务的浪潮中来，首位创业成功者的故事则会激励村里的其他村民学习纷纷投入到电商创业。其次，电商平台的低门槛以及农村熟人社会效应构成农村电商创业的运行机制。电商平台的低门槛使得大量村民有机会参与到电子商务，而农村的熟人社会效应会鼓励和诱发更多的村民迅速模仿。最后，文章还揭示了创业带头人和当地政府在推动农村电商创业发展的关键角色。研究结论清晰勾勒出农村电商创业活动的要素以及形成机制，对中国农村电商创业实践具有一定现实指导作用，也进一步丰富了农村电商创业的相关理论。

保障“种地”农户的金融供给和收入，既是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亦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更是巩固粮食安全的根本之策。文章立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变化的典型事实，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中的微观农户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种地”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赋能种植业生产链的视角解构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近年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度的增加；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种植业收入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粮食主产区和普通小农户样本中，在非粮食主产区和家庭农场的样本中并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种植业生产链各环节的社会化服务购买，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增加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但这种作用机制在粮食主产区和普通小农户的样本中有所差异。文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深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保障“种地”农户收入和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文章从南北方经济差距视角探究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特征与成因。文章提出“南北经济均分线”反映南北差距动态变化，发现均分线大致在南京—上海一带徘徊，但其位置在2000—2013年缓慢北移、2013年后则迅速南移，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南北方经济差距已超过东西部经济差距且尚无收敛趋势，已经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深入探寻南北经济差距在 2013 年后出现趋势转折的原因。从区域-产业归因角度而言，文章创新性地提出增速贡献分解模型将南北经济总差距在产业和区域层面进行分解。发现南北经济差距在区域维度表现为“东北失速-失速现象扩散-区域经济分化”的发展规律，在产业维度表现为“工业失速为主-各行业普遍失速”的演化特征。为说明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文章构造包含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地域差距、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五大驱动因素的经济增长框架，对南北方分别进行门槛分析，结果表明北方地区经济增长模式在2014年发生转折，转折点后北方产生投资增速下降、劳动力外流、人力资本弹性降低、地域不平衡性增大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可能是南北差距的主要诱因。最后，文章针对上述复杂因素提出政策建议。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广东省关于“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调研及问卷数据，检验了产业集群归属是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同时探究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等不同情境下产业集群效应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有利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并提高数字化转型成效，且集群内的企业主攻生产制造环节更能充分发挥效能。产业集群的效应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三个方面体现出异质性，更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薄弱、中小民营和“专精特新”等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难题。机制分析表明，产业集群通过共享技术研发、培训服务、同源供应商和订单分配等途径推动数字化转型，反映出集群的知识溢出、资源共享和交易匹配等三大效益机制。该研究以一手调研数据拓展了现有文献中对产业集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法；以机制分析揭示产业集群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和阶段差异，印证并深化产业集群理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企业“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推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有效途径。

完善的正式制度是激活地区创业活力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整体制度或单一制度展开分析，忽视了不同制度对创业选择的作用机制差异及其潜在复杂效应，这既造成了现有诸多争论的产生，也极大限制了对创业选择中制度影响力的理解。基于制度解绑观点，文章将合约履行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视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两个关键维度，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对2010-2015年54个国家的355769个劳动力个体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尽管两种制度的改善均有助于提高个体机会型创业可能性，但内在机制的差异却将导致不同制度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明显的效应差异。一方面，合约履行制度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对低人力资本个体的机会型创业决策产生更明显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产权保护制度则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对高人力资本个体的机会型创业决策产生更明显促进作用。特别是，作用机制的差异也将导致两种制度对创业决策的共同作用产生潜在抵消效应。上述结论在采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一致。文章研究结论揭示了对多元制度进行划分是有价值和必要的，有助于推动领域讨论从整体、单一制度的简单分析向多元制度复杂分析的视角转变，并为地方政府根据具体实践促进创业提供一定启示。

向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开辟国际贸易新通道是新时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31个省份层面的面板数据，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国际贸易新通道建设对中国“向西开放”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向西开放”，政策效应集中于主通道区域与沿海地区，且主要促进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与RCEP国家的向西出口开放水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主要通过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带来的的贸易成本节约效应与市场资源的整合效应带动中国“向西开放”。拓展研究表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向西开放”效应存在可持续与可推广性质，其出口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周边地区合作共建的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文章为中国开辟更多“向西开放”国际贸易新通道，规避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等“向东开放”传统问题提供经验证据，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政策启示。

受可持续发展理念影响，国际市场愈发重视企业的ESG表现。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研究ESG表现与企业出口的关系对于我国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整合 2009—2016年中国海关企业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华证评价体系下的企业ESG评分相合并，系统考察了ESG表现对上市公司出口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ESG表现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ESG表现的效应分解显示，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各个维度的良好表现均会对其出口规模扩张产生积极影响，且相较于社会责任，环境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表现对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表现对不同类型企业及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非国有、非重污染企业及目的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的出口；机制检验显示，ESG表现通过提升企业声誉、减少贸易壁垒限制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企业出口。此外，文章还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提升企业出口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促进企业出口贸易模式转型升级并提高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文章为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提供了证据，也为我国推进ESG建设和助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