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正逐渐成为驱动供应链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是当前亟需研究的现实问题，但尚未有文献对此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在构建供应链韧性指标基础上，基于2007—2022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解构供应链韧性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供应链抵抗力和供应链恢复力，且对供应链恢复力的影响更显著。从传导机制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配置和优化供需匹配两个渠道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境不确定性高、内部控制水平低企业，以及位于产业链下游和市场化水平低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助推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并未造成企业经济绩效损失，而是持续推动企业经济表现；“链主”企业和供应链政策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过程中发挥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文章不仅为系统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打造数字供应链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了政策启示。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方面。文章选取2002—2019年有发债记录的511个县区，其中包括被划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53个县区、接受生态补偿的113个县区，选择全部未接受生态补偿的样本设立生态功能区研究组、选择全部未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样本设立生态补偿研究组，分别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减负）和生态补偿制度（补偿）作为两种不同的政策冲击，通过PSM方法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和多期DID回归，实证研究减负与补偿这两种不同路径对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而生态补偿制度的效果则恰恰相反。经过平行趋势检验、重新构造研究组、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改变样本范围、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两种路径的效果差异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效应有关。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工业发达的县和县级市更为明显；而生态补偿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普通县更为明显，与工业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关系。文章的研究对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2024年3月2日，广东经济学会、《南方经济》编辑部和广东省南方经济研究基金会在广东社科中心联合召开“提升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意蕴，明确了中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和主动力。大家谈体会、说启发、讲思考、提建议，分别从制度建设、技术突破、产业协同、资源配置、金融支撑、人才培养、就业带动、政策配套等多个角度探讨“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现将部分参会专家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南方经济》期待更多有思想、有视野、有高度的优质来稿。

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行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鲜有文献探究政府治理体系的数字变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文章基于2015—2020年中国政府采购合同60余万条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政府建设投资的视角构建指标刻画城市层面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效果在具有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的企业中更佳，且能够缩小企业间的治理效能差距。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降低政企信息不对称和改善政企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推动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偏爱本地企业提供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化领域的制度壁垒。文章不仅丰富了政府治理行为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也打开了数字政府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匣子”，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打造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的新格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倒逼北方地区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南北差距，还是诱发了经济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的保增长动机，反向加剧了南北方地区的绿色发展差距？文章使用地级市数据细化分析精度，并以2011年制定的“能耗双控”政策为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一刀切”式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区域协调发展与绿色转型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能耗双控”政策实施后，南北方地区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显著扩大，并且经济增长压力的上升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趋势，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个视角进行了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绿色创新的分化是导致南北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压力的存在会通过放大南北方地区在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方面的差异，引致南北方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双碳”目标下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基于不同地区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政策，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和协调发展。

“解决‘卡脖子’难题，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攻克的重点任务。产业投资基金作为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相结合的政策工具，已成为扶持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式。文章以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建立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产业投资基金对“卡脖子”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基金显著促进半导体行业企业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多维度混杂影响、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可能的干扰因素后依旧成立。具体表现为企业规模扩张能力、营业收入增长能力和创新能力均显著提升。（2）相比于孵化期、成熟期的企业，大基金对成长期企业的发展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此外，上述政策效应尤其体现在所处地区腐败程度较低的企业，进一步突出了“市场化”因素在产业投资基金运行中的重要性。（3）机制检验发现，大基金通过直接投资和引导投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通过发挥“信号效应”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渠道助力企业多方位发展。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产业投资基金的效应分析及机制讨论，为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可行的实施路径，也为进一步优化产业政策、突破国际困局以及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打破市场分割，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对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价格法构建了市场分割指数，实证分析了税收分享对城市间市场分割的影响。结果表明：省市间更高的税收分享比例改善了地方政府财力，保障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减弱了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有助于打破市场分割。在使用移动份额法构造的Bartik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东中西部地区政府财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差别将影响商品的价格和流通，使得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市场保护政策存在差异。税收分享对东部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官员任期与税收分享对市场分割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效果，官员任期的增加弱化了税收分享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本文为促进城市间市场一体化发展提供经验证据，适时调整税收分享比例能够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同时政策调整需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组成的“三驾马车”。其中，算法作为激发算力潜能与实现数据价值的重要技术环节，是推进“人工智能+”进程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驱动力。与数据要素市场相比，算法市场的商业化进展明显滞后，其交易机制和市场结构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探讨了算法市场的交易标的、市场结构及其关键特征，梳理了算法确权保护和算法流通机制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总结了算法确权和流通市场发展的实践探索。通过分析算法市场与知识产权、数据要素市场，文章发现，算法与知识产权在创新性和虚拟性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对隐私数据的依赖性和开闭源算法的差异性使其确权保护更具复杂性。同时，算法与数据要素市场共享场景依赖和非标特征，但算法更强的外部依赖性对其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我国算法市场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文章提出构建以政府和市场双驱动为核心的算法交易与流通机制的政策建议，通过优化确权机制、促进供需匹配、降低使用门槛以及推动跨境流通，以促进算法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

作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和数字政府建设的重大举措，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技术驱动。文章以市级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可以有效提升财政透明度，这一结论在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以及公共财政关注意识提升是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促进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城市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存在区域竞争效应，并且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增强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效应。此外，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于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地区创业活力，吸引企业尤其是数字服务企业的进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数据要素资源有效利用和建设现代化财政治理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和经验启示

在当前“稳就业”的重大现实需求下，数字政府建设有望成为实现稳定就业目标的新思路。文章在使用投入产出表测算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基础上，采用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深入考察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数字政府建设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就业数量，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这一影响在私有企业、缺乏政治关联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数字政府建设不仅能通过削减非生产性支出、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济不确定性扩大企业的生产投资和劳动需求，还能通过拓展业务范围发挥岗位创造效应，共同增加企业就业数量；数字政府建设还有助于缓解企业的雇佣不足，提高企业内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增强市场竞争优化企业间的劳动要素分配。文章评估数字政府建设的就业效应，对强化政府数字化建设、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技创新是扩大优质需求的根本方式，是驱动新一轮康波周期开启的关键力量。近年来，全球涌现了众多革命性的科技成果，包括星链系统、智能机器人、太空产业、量子计算、核聚变、室温超导等，带来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是未来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引擎。经济运行呈现周期性波动，根据周期长短可以划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短周期主要受供给和需求影响，而长周期则依赖于创新驱动。因此，尽管短期内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长期看全球经济将逐步进入新的经济长周期。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高级形态，明确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就是引导中国经济进入长周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在新能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量子计算技术等领域已经取得显著优势，需要抓住本轮科技革命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原创性创新，着眼于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打造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新优势，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向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绿色化和数字化方向加速重构与调整。在此背景下，美欧等国家和地区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加速产业转移步伐，直接影响到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对此，文章利用fDi Markets、UN Comtrade等多个数据库，基于开放视角从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间品贸易三个关键维度对我国产业转移的理论与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并归纳出当前产业转移的四种典型模式，进而在“分类研判”基础上提出“精准施策”的方案。研究发现：第一，在来华投资方面，尚未表现出大规模产业转移，法国等欧洲国家对华投资率先增长，但需警惕美日韩等地区以及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等产业链较长行业的来华外资下降趋势。第二，在对外投资方面，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其中对墨西哥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势最为突出，对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等高端制造行业以及矿产资源行业的投资也表现出了持续向好的态势。第三，在中间品贸易方面，近年来我国中间品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显著提升，其中对越南、印度和泰国等地区的出口比重大幅提高，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势也尤为突出。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归纳提出当前产业转移的四种主要模式：地缘政治驱动型、生产成本驱动型、产业链布局驱动型以及国际合作驱动型。最后，根据不同产业转移模式以及当前的产业转移新特征，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提供有益的支撑。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文章通过构建市场潜力指标反映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2007—2020年城市与企业层面的匹配数据，考察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市场潜力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国内市场潜力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和促进专业化分工来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国内市场潜力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市场潜力具有虹吸效应，邻接城市的国内市场潜力会降低本地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国内外市场协同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数字经济有效缓解了该不利影响。该研究不仅为市场潜力的生产率效应提供新的微观经验证据，而且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绿色低碳转型不可避免对劳动力需求造成影响。为了评估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冲击效应，文章将2012年的绿色信贷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从理论上探究了该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同时，从内部企业特征、外部环境特征和城市特征角度讨论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就业。第二，资本更新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和就业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产出效应和融资约束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和就业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低、市场化水平低的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更深的负面影响。此外，在城市产业结构水平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以及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负面影响更强。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预期效应检验、控制重要政策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PSM-DID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研究结论。文章具有启示意义，随着环境规制的继续加强，政府部门在考虑企业的减排目标时，也应考虑到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数据要素在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将深刻改变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与逻辑。文章实证考察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参与对制造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出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即当数据要素参与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才转变为促进效应。进一步，仅从生产要素属性看，无论是国内数据要素参与还是国外数据要素参与，两者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无二致。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是导致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产生“U”型影响的机制。其中，信息效应会同时影响“U”型关系的顶点和曲率，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U”型关系变强，并且顶点右移；而资源效应则影响“U”型关系的曲率，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强时，“U”型关系变强。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数据要素参与对资本配置效率“U”型关系拐点呈现出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初创期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高市场化程度区域企业进入数据要素参与“适度区间”的阈值相对更低。

金融强国建设目标下，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是充分发挥大湾区改革开放“窗口”“试验田”作用，以金融助力大湾区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必然选择。粤港澳三地金融合作历经市场驱动型、政策驱动型、战略主导型三个发展阶段。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具备重要的战略价值、功能价值。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构筑现代化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全力化解风险，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力。

促进新质生产力培育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制度场域将可能成为培育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手。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促进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结果经系列检验后依旧稳健。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善融资约束及创新能力两种方式促进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异质性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新兴优势行业以及节点城市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认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政府应继续坚持并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更加稳定和开放的合作机制；企业则应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平台以及合作项目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并以此培育其新质生产力。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为助推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带来机会窗口，以数实融合驱动工业实现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成为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基于2007—2020年时间序列投入产出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产业前后向关联视角出发检验信息产业与工业的关联融合对23个工业细分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信息产业与工业的前后向关联融合能够发挥显著的“推-拉”作用，促进工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即存在“供给推动、需求拉动”效应。（2）数实前向关联融合推动的行业技术升级、产业链整合以及成本管控是驱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作用路径；后向关联融合则通过规模效应、稳定供需关系和供应质量提升三种潜在的影响渠道助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环境-气候-经济效益等多重目标。（3）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实融合驱动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在信息技术应用、污染密集型、高技术密集型以及高关联融合型行业中更强。环境规制和行业竞争度强化了数实融合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而融资约束则削弱了这一效应。该研究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数实融合驱动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机制路径，而且对于抓住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缩小行业间的“数字鸿沟”，稳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拓展的三地区局部溢出（LS）模型，对城市群创新中心的形成机制、结构特征和空间演化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对最具“创新城市群”特征的长三角城市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于知识资本积累，随着知识资本集聚，城市知识生产（创新）成本逐渐降低，进而促使知识资本更为内生地集聚，如此循环反复，最终促进了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2）知识资本空间溢出是创新中心形成的主导因素，城市群不同地区知识资本本地溢出和跨地溢出存在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群“创新中心—边缘城市”结构；（3）城市群创新互动在于创新中心知识溢出巩固了“群”结构，边缘城市的承接作用使得“中心”更具竞争力，进而提升了城市群整体福利水平；（4）在长三角城市群，本地市场效应和知识资本溢出效应促进了创新中心的形成，市场拥挤效应则起到了抑制作用。打造城市群创新中心是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城市群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文章为解决中心城市虹吸、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建设城市群创新体系、培育城市群创新中心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受可持续发展理念影响，国际市场愈发重视企业的ESG表现。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研究ESG表现与企业出口的关系对于我国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整合 2009—2016年中国海关企业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华证评价体系下的企业ESG评分相合并，系统考察了ESG表现对上市公司出口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ESG表现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ESG表现的效应分解显示，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各个维度的良好表现均会对其出口规模扩张产生积极影响，且相较于社会责任，环境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表现对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表现对不同类型企业及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非国有、非重污染企业及目的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的出口；机制检验显示，ESG表现通过提升企业声誉、减少贸易壁垒限制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企业出口。此外，文章还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提升企业出口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促进企业出口贸易模式转型升级并提高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文章为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提供了证据，也为我国推进ESG建设和助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文章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精神，利用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数据考察了供应链客户稳定度能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较高的客户稳定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2）机制分析表明，客户稳定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三条作用路径分别是促进企业稳收降本和外部融资、提高存货管理效率和促进创新。（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以及客户地理距离近的企业相比，在非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以及客户地理距离远的企业中，客户稳定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4）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较高的客户稳定度可以通过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继而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文章不但拓展了既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客户稳定度经济后果的相关理论研究，而且所取得的一系列结论对供应链管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大客户管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同时也为如何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通过增强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大样本的经验证据。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绿色转型意义重大。文章以2008—2021年长江经济带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试点政策提升了长江经济带试点地区整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尤其提升了非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但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机制分析发现，试点政策通过增强筹资能力，合理化资源配置，促进试验区整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提升。其中，试点政策通过提高非重污染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绿色技术创新，提升了企业绿色转型水平。但对重污染企业而言，试点政策仅倒逼其增加污染环保支出，却并未缓解其融资困境，使其陷入“入不敷出”的低水平转型陷阱，引致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降低。进一步的同群效应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存在行业间企业绿色转型的非对称溢出效应，非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存在负向溢出效应。研究对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促进不同类型企业绿色转型提出了可行建议。

当前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和供应商逐一匹配的供应链条和企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专利大数据，首次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特别是当上游企业规模较大、具有国有性质、知识存量较为丰富，或其所在行业市场竞争度较高、需求量较大、污染密集度较高时，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牵引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上游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能力，进而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提升；不仅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对实质性创新产生“杠杆效应”；但在现有阶段，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生产的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环节，还未深入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源头预防阶段。文章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文章从南北方经济差距视角探究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特征与成因。文章提出“南北经济均分线”反映南北差距动态变化，发现均分线大致在南京—上海一带徘徊，但其位置在2000—2013年缓慢北移、2013年后则迅速南移，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南北方经济差距已超过东西部经济差距且尚无收敛趋势，已经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深入探寻南北经济差距在 2013 年后出现趋势转折的原因。从区域-产业归因角度而言，文章创新性地提出增速贡献分解模型将南北经济总差距在产业和区域层面进行分解。发现南北经济差距在区域维度表现为“东北失速-失速现象扩散-区域经济分化”的发展规律，在产业维度表现为“工业失速为主-各行业普遍失速”的演化特征。为说明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文章构造包含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地域差距、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五大驱动因素的经济增长框架，对南北方分别进行门槛分析，结果表明北方地区经济增长模式在2014年发生转折，转折点后北方产生投资增速下降、劳动力外流、人力资本弹性降低、地域不平衡性增大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可能是南北差距的主要诱因。最后，文章针对上述复杂因素提出政策建议。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复杂的背景下，守成大国的技术封锁已成为我国不得不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2018年以来，美国将我国大量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通过限制对被管制企业出口特定商品，切断对被管制企业生产所需包含关键核心技术的原材料、零部件、机器设备的提供。由于关键核心技术不易于模仿掌握，出口管制可能导致企业生产环节由于缺失包含关键核心技术的材料而无法完成，使得其他用于生产的非产成品库存滞留于企业内部而无法转化为产成品，从而降低库存效率。基于此，文章以美国将我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事件为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究出口管制对被管制企业库存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管制显著降低了被管制企业的库存效率，具体表现为非产成品库存占比增多、库存周转天数拉长。面临出口管制时转换成本较高的企业韧性能力较弱，即对于供应链集中度较高、业务多角化程度较低、缺乏非美国进口渠道的企业，出口管制对库存效率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加强资金支持、企业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有助于缓解出口管制对库存效率的负面影响。文章为合理应对贸易摩擦、维护产业链安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2024年 7月 15日至 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方面，对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全局性、系统性的部署。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广东经济学会与《南方经济》编辑部于2024年8月10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广东经济学界专家学者，围绕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决议》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内容，进行了深入学习讨论。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罗必良教授作会议总结，他强调广大经济科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做好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现将部分参会代表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文章对比了传统人工智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的不同影响，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文章运用生产要素理论、微笑曲线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新质生产力—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生态系统的三位一体递进分析框架，系统地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在微观层面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在中观层面上，通过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端的竞争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宏观层面上，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多元主体形成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引领数字经济快速崛起，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新引擎。同时，文章对比了中美两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上的区别，强调了美国的开放创新和中国的政府引导。最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角度全面阐述了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科学路径，旨在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核心竞争力，占据有利地位。

自2018至2023年，中国—东盟区域经贸合作遭遇了疫情冲击，但同时获得了贸易规模升级、RCEP协议生效的发展成果，经济金融的“同频”效应加强。文章从流动性风险视角运用Vine-Copula类模型来研究该区域流动性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采用R-Vine-Copula模型及设计的流动性风险指标，较好地刻画了该区域2018—2023年期间流动性风险溢出状况，还揭示了影响风险变动的主要因素；（2）2018—2020年初疫情发生前、疫情发生后至2022年初RCEP协议生效前、RCEP生效后这三个阶段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各不相同：疫情发生前区域的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在三个阶段中最低；疫情期间整体溢出效率最低且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处于最高位，2022年后整体流动性风险值由于俄乌冲突与疫情反扑等内外部因素冲击未能回落到 2018—2020 年初状态，而整体溢出效应却达历史新高；（3） RCEP协议在带来更加紧密经济金融合作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该区域流动性风险整体溢出效应，但各国间的溢出关系从负向溢出更多地变为正向溢出，中国—东盟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在逐渐代替竞争关系。论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中国—东盟区域流动性风险溢出问题的研究成果，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出的“流动性竞争”理论概念为研究金融风险溢出问题开辟了新视角。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推动母公司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投资动机是分析跨国企业OFDI影响的一个基本角度。文章以A股上市企业2008—2019年数据作为样本，根据海外子公司的经营范围手工整理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利用 PSM-DID 方法实证检验不同投资动机下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公司绿色创新。结果发现：（1）整体上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公司绿色创新，多种稳健性检验证明该结论的可靠性；（2）区分OFDI动机的研究发现，商贸服务型OFDI和当地生产型OFDI对母公司绿色创新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研发型OFDI和资源开发型OFDI对母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3）机制检验发现，商贸服务型OFDI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绿色竞争效应两种途径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当地生产型OFDI通过提高利润、资本配置效应和环境合规效应三种途径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技术研发型OFDI无法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难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资源开发型OFDI不能提高企业利润，进而对母公司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文章为中国政府制定针对性的OFDI政策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实现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广东省关于“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调研及问卷数据，检验了产业集群归属是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同时探究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等不同情境下产业集群效应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有利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并提高数字化转型成效，且集群内的企业主攻生产制造环节更能充分发挥效能。产业集群的效应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三个方面体现出异质性，更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薄弱、中小民营和“专精特新”等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难题。机制分析表明，产业集群通过共享技术研发、培训服务、同源供应商和订单分配等途径推动数字化转型，反映出集群的知识溢出、资源共享和交易匹配等三大效益机制。该研究以一手调研数据拓展了现有文献中对产业集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法；以机制分析揭示产业集群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和阶段差异，印证并深化产业集群理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企业“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推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有效途径。

从理论构建到实践探索，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文章基于2009—2020年中国1640个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将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获批作为准自然实验，在分析政策背景及其影响污染企业进入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了成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污染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成立显著抑制了当地污染企业的进入，且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显著。同时，环境规制和财政支出结构会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成立对污染企业进入的抑制作用；政策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数字乡村指数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作用效果更显著。此外，政策的实施带来了PM2.5及碳排放的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专业技术服务业企业进入的增加，同时也对部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入产生了冲击。因此，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应科学有序扩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试点政策实行范围，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发展禀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帮助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是促使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抵御全球冲击的重要抓手。文章采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探究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可有效促使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经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依然显著。该影响效应在不同贸易方式、企业所有制、不同行业及区域间具有显著异质性，表现为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中高技术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效应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工智能出口主要通过提高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研发创新促使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跃升。拓展性分析显示，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可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体现在稳定已有链条、增强其韧性和安全性上。文章立足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和韧性提高视角，为如何借助人工智能稳定高效地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陪读作为农民家庭帮助幼年子女获得更优教育机会的教育风险投资，将大量年轻母亲束缚在家庭中，使其承受着剧增的子女教养负担，从而抑制了其多孩生育意愿。文章基于农民家庭教育投资策略变迁的视角，利用CFPS数据实证考察陪读行为对农村母亲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陪读显著抑制了农村陪读母亲的多孩生育意愿。有陪读经历的农村母亲，其生育孩子的期望数量明显少于没有陪读经历的农村母亲，且其结果具有稳健性。（2）机制分析发现，农村母亲在陪读过程中的“密集母职”实践引致其精神压力的增大，显著抑制了其多孩生育意愿。（3）进一步证据表明，陪读对农村母亲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存在溢出效应，即对于没有选择陪读的农村已婚育龄女性来说，其生育意愿会受到同村陪读母亲经历的负向影响。（4）异质性分析发现，不论子女在何地学校就读，陪读对农村母亲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具有普遍性。由此，提高农民生育意愿的关键，在于保障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推动教育责任回归学校，减轻农民家庭子女教育负担，并警惕农村社会互动的消极效应。

保障“种地”农户的金融供给和收入，既是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亦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更是巩固粮食安全的根本之策。文章立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变化的典型事实，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中的微观农户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种地”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赋能种植业生产链的视角解构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近年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度的增加；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种植业收入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粮食主产区和普通小农户样本中，在非粮食主产区和家庭农场的样本中并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种植业生产链各环节的社会化服务购买，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增加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但这种作用机制在粮食主产区和普通小农户的样本中有所差异。文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深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保障“种地”农户收入和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愈发凸显的现实背景，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主体的职业选择模型，通过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不同居民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收入不平等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提高个体居民的人力资本，但会降低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陷入“内卷”。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使一部分企业家被排斥出信贷市场，降低居民收入水平，最终加剧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增加企业的预期经营利润，激励更多居民创业以及更多企业家进入信贷市场并扩大生产，由此增加企业人力资本需求，降低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最终缓解收入不平等。总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否缓解收入不平等，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渠道和技术创新渠道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居民财富分布差距更大、企业生产的资本份额更低以及信贷市场的金融摩擦更大情况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容易扩大收入不平等。政策分析发现，相较于普惠贷款类型的货币政策，针对企业减税的财政政策更有助于改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两者协调配合能够发挥更好的收入分配效果。

受特殊地缘位置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项目面临愈加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挑战。文章基于地缘政治理论，以美国为例，考察域外大国干预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受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权变性的影响，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和东道国与域外大国联盟关系的双层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特定国家的投资倾向；东道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能显著弱化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在域外大国的盟国体系内，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并且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说明面对域外大国强大的关系性权力，经济依赖的“压舱石效应”是脆弱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国家层面的发展潜力和企业层面的竞争潜力是引发域外大国对中国威胁认知和权力消长认知发生剧变的关键变量，因为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较多的东道国，以及中国企业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大规模投资上，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拓展了对外投资区位决策的研究视角，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的战略布局具有启示意义。

文章采用手工查找的2005—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工业化背景下贸易开放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开放提高本地人均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有利于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且该结果经过工具变量法、系统GMM法等方法处理后仍然具有稳健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FDI流入以及形成工资溢价影响城乡共同富裕。在贸易开放提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FDI以及工资溢价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贸易开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溢价发挥了积极作用，FDI作用则不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进、出口开放对城乡共同富裕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出口开放的促进作用更强。贸易开放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带动更强；贸易开放通过缩小城乡居民个体收入比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入城”两种方式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文章最后提出了深化贸易开放、加快投资自由化、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等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