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行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鲜有文献探究政府治理体系的数字变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文章基于2015—2020年中国政府采购合同60余万条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政府建设投资的视角构建指标刻画城市层面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效果在具有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的企业中更佳，且能够缩小企业间的治理效能差距。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降低政企信息不对称和改善政企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推动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偏爱本地企业提供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化领域的制度壁垒。文章不仅丰富了政府治理行为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也打开了数字政府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匣子”，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打造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的新格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作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和数字政府建设的重大举措，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技术驱动。文章以市级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可以有效提升财政透明度，这一结论在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以及公共财政关注意识提升是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促进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城市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存在区域竞争效应，并且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增强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效应。此外，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于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地区创业活力，吸引企业尤其是数字服务企业的进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数据要素资源有效利用和建设现代化财政治理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和经验启示

在当前“稳就业”的重大现实需求下，数字政府建设有望成为实现稳定就业目标的新思路。文章在使用投入产出表测算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基础上，采用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深入考察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数字政府建设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就业数量，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这一影响在私有企业、缺乏政治关联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数字政府建设不仅能通过削减非生产性支出、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济不确定性扩大企业的生产投资和劳动需求，还能通过拓展业务范围发挥岗位创造效应，共同增加企业就业数量；数字政府建设还有助于缓解企业的雇佣不足，提高企业内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增强市场竞争优化企业间的劳动要素分配。文章评估数字政府建设的就业效应，对强化政府数字化建设、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文章通过构建市场潜力指标反映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2007—2020年城市与企业层面的匹配数据，考察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市场潜力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国内市场潜力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和促进专业化分工来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国内市场潜力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市场潜力具有虹吸效应，邻接城市的国内市场潜力会降低本地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国内外市场协同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数字经济有效缓解了该不利影响。该研究不仅为市场潜力的生产率效应提供新的微观经验证据，而且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组成的“三驾马车”。其中，算法作为激发算力潜能与实现数据价值的重要技术环节，是推进“人工智能+”进程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驱动力。与数据要素市场相比，算法市场的商业化进展明显滞后，其交易机制和市场结构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探讨了算法市场的交易标的、市场结构及其关键特征，梳理了算法确权保护和算法流通机制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总结了算法确权和流通市场发展的实践探索。通过分析算法市场与知识产权、数据要素市场，文章发现，算法与知识产权在创新性和虚拟性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对隐私数据的依赖性和开闭源算法的差异性使其确权保护更具复杂性。同时，算法与数据要素市场共享场景依赖和非标特征，但算法更强的外部依赖性对其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我国算法市场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文章提出构建以政府和市场双驱动为核心的算法交易与流通机制的政策建议，通过优化确权机制、促进供需匹配、降低使用门槛以及推动跨境流通，以促进算法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为助推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带来机会窗口，以数实融合驱动工业实现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成为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基于2007—2020年时间序列投入产出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产业前后向关联视角出发检验信息产业与工业的关联融合对23个工业细分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信息产业与工业的前后向关联融合能够发挥显著的“推-拉”作用，促进工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即存在“供给推动、需求拉动”效应。（2）数实前向关联融合推动的行业技术升级、产业链整合以及成本管控是驱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作用路径；后向关联融合则通过规模效应、稳定供需关系和供应质量提升三种潜在的影响渠道助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环境-气候-经济效益等多重目标。（3）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实融合驱动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在信息技术应用、污染密集型、高技术密集型以及高关联融合型行业中更强。环境规制和行业竞争度强化了数实融合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而融资约束则削弱了这一效应。该研究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数实融合驱动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机制路径，而且对于抓住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缩小行业间的“数字鸿沟”，稳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促进新质生产力培育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制度场域将可能成为培育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手。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促进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结果经系列检验后依旧稳健。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善融资约束及创新能力两种方式促进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异质性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新兴优势行业以及节点城市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认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政府应继续坚持并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更加稳定和开放的合作机制；企业则应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平台以及合作项目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并以此培育其新质生产力。

出口质量升级是建设贸易强国的必经之路。企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ESG表现，是促进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重要因素。文章建立一个垄断竞争模型，利用2009—2016年上市企业出口数据，探讨ESG表现对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ESG表现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质量升级，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变量、模型以及样本的偏误后，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表明，ESG表现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路径影响出口质量。供给侧机制方面，ESG表现通过提升生产率和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出口质量；需求侧机制方面，ESG表现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和调整ESG区位优势促进出口质量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ESG表现还会带来产品价格提升效应和质量动态提升效应，这意味着好的ESG表现让企业在海外市场拥有更大的“议价权”以及放大企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文章从理论逻辑和事实经验两个层面，为出口质量决定因素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对推动中国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助力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创新驱动政策可为各地区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生态。文章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6—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创新资源流动的视角研究了创新驱动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核心结论如下：（1）创新驱动政策可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2）创新驱动政策为试点城市带来高技术人才、研发资本等创新资源净流入，从而显著提升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3）地方政府新质生产力注意力能够正向调节创新驱动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效应。（4）东部及西部地级市、大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具有优势营商环境的城市、环境重点保护城市中创新驱动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更显著的促进效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应细化监测评估指标体系、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并基于城市禀赋等特点完善差异化政策，实现各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消除贫困是国家贫困治理的核心目标，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文章运用量化文本分析方法，对1978—2020年间402份国家层面发布的扶贫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经历了多个重要的转变：首先，治理对象从“贫困县”和“贫困村”逐渐转向具体的“贫困户”；其次，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逐渐转向“各方联合参与”；第三，治理模式从“输血式贫困治理”转向“造血式贫困治理”；最后，治理路径从“单纯的资金投入”逐渐演变为“多措并举”的综合治理策略。在贫困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总体比重分别为47.2%、40.4%和12.4%，形成了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导、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逐渐增加的贫困治理结构。通过改善生产力系统的主体性、中介性和客体性要素，实现了贫困地区生产力的跨越式开发与大幅度提升，为政府能够源源不断地为贫困地区提供政策倾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规律与历史经验，为乡村振兴阶段的政府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

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竞争基础，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文章基于最优区分理论视角，识别了企业应对数字化趋势的趋同性和差异性的数字技术采纳策略，并鉴于技术阶段作为企业最优区分的情境要素，以美国行业为技术标杆，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数字技术采纳策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不同技术差距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纳入数据要素后，测算得到的我国企业TFP显著提升，但多数行业的企业技术水平仍低于美国。（2）数字技术运用和数字技术创新均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且前者影响效应大于后者，二者对企业TFP的赋能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和行业中存在异质性。（3）数字技术运用缩小了企业与美国技术差距的同时促进了领先企业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理论上认为的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效应尚未得到经验数据支持。（4）正向和逆向技术差距分别削弱和强化了数字技术采纳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而该效应在不同数字技术战略中呈现差异性：相较于数字技术运用，削弱效应在数字技术创新中更强，而强化效应却未能显著。

为应对当今世界经济复杂变化，我国货币政策调整速度和频次有所加快，市场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文章基于我国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样本，采用TVP-SV-FAVAR模型、主成分分析法与MCMC算法估计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并结合实物期权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会显著增大企业非效率投资，企业可能出现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现象，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经过替换关键变量、排除系统性偏差和剔除经济波动后，结果依旧支持初步发现，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升，通过降低融资便捷度、恶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现金流不确定性水平三条路径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拓展了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边界。异质性分析显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同时引起企业投资过度与不足，对民营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及高科技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深化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常态化沟通机制、创新多元化融资方式、完善层级化政策评估、实行差异化因应策略等政策建议，为正确评价货币政策效果、促进货币当局精准施策与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协同发展在税收系统中表现为两者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财税增长，相互关系体现在企业税负结构的变动：在共同的财政压力背景中，一方主体更易化解压力就意味着另一方主体实际税负减轻。文章用2008—2022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做验证，证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是有影响的，经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一系列检验后结论是稳健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资产和数量占比均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实际税率。具体而言，所在省份所属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民营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下降0.016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增加1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实际所得税率会降低0.0340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占比对民营企业的税负的减轻效应主要来自财政压力的变化。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会倾向性地转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税源稳定性等特征致使财政压力和税收征管力度都较易在国有企业体现。国有企业占比对民营企业产生的税负减轻效应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越发明显，体现了国有企业税收稳定器的作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价值判断不依据主体结构比例，而应依据协同关系是否促进了主体繁荣和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为两类主体协同发展的必然和必要提供了新证据。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文章构建包含企业最优创新决策的空间均衡模型，考虑新质生产力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知识密集度高、投资周期长等特征，揭示城市网络外部性如何通过影响市场可达性、技术可达性和金融服务可达性，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文章基于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中国企业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文本分析，构建城市层面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业活动指标，系统地考察了城市网络外部性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网络外部性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于东部地区、中小城市受到网络外部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提高城市间市场可达性、技术可达性和金融服务可达性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机制，且市场可达性对中小城市、技术可达性对低创新水平城市、金融服务可达性对低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形成具有更显著的边际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阐述了城市网络外部性激励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微观机制，也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推进城市间产品、知识和资金畅通共享的视角，为各级政府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提供了政策启示。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推出新关税政策，对全球 70多个国家实施差别化关税措施，其中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最高曾累计达到 145%，已超越传统贸易保护政策范畴，成为美国破坏性重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政策工具，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产生深刻冲击。文章结合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和安全化理论，从国内经济政策外溢效应的视角，系统分析了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角色转变的深层动因，及其新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多维冲击。研究发现，美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维护者转向破坏性重构者，主要源于美元霸权内在矛盾与维护成本上升、制造业空心化引发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新兴经济体崛起对既有治理架构的系统性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新关税政策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造成三重冲击：推动治理机制从多边协调向双边博弈回退，加剧治理主体分化与集体行动意愿下降，促使治理客体从经济议题向泛安全化扩展。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应坚持维护多边主义，主动承担全球公共品供给责任，推动经济议题去政治化与去安全化，同时构建更加自主可控的经济循环体系。在维护自身发展利益的同时，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效改革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如何有效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中国制造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视角探讨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的制定逻辑和实施效果，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制定效率、增进与其他相关政策的协调性。文章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创新性地测算了地方政府的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并考察了其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地方政府的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整体上显著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政策带来的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成熟期企业以及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地区。机制分析发现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通过抑制市场竞争、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企业退出和影响企业成长等渠道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地方政府的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却有效提高了微观层面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就业和税收，宏观层面城市生产总值和利税总额。文章对于新发展阶段更好地评估区位导向性政策制定效果、进一步优化区位导向性政策设计、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促进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实现农民稳定增收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立足要素集聚视角，文章将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创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现代农业产业园对农民稳定增收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现代农业产业园可以显著降低农民收入波动，促使农民稳定增收。机制检验发现，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创建能够通过强化要素集聚效应，打破原有分散低效的资源配置格局，不仅显著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环境污染引发的负外部性，进而对农民收入波动产生抑制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对农民收入波动的抑制作用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丰富、产业结构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越高的地区，还有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销区所在的县域中更为明显。这些研究结果丰富了传统要素配置理论和经验证据，为未来“十五五”规划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差异化布局提供依据，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园区化路径破解小农生产脆弱性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前中国正积极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适时转变，是促进宏观金融调控同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重要一环。文章从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利率调控模式、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及传导机制等角度，对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的代表性研究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总结。与此同时，文章从基础货币注入主渠道的优化方向、操作目标的选择与培育、中国式利率走廊机制的完善、中国式利率市场化的难点及配套改革等方面，对未来可继续深入研究或拓展的方向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如何推动国债成为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如何进一步提升DR的市场基准性和流动性、优化DR的统计、发布、监测和评估机制，如何促进中国式利率走廊与公开市场操作实现有机结合，以及如何在恰当的时机取消存款基准利率、系统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更加市场化的存贷款FTP机制等问题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作为新型贸易保护方式，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的生产共享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4—2016年OECD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和OECD-AMNE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借鉴能够测度跨国公司生产活动的扩展的全球价值链生产分解框架，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以中国为例）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抑制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2）数字服务贸易壁垒通过限制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来抑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3）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影响比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影响更大，对属于低数字密集型行业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影响比对属于高数字密集型行业的跨国公司影响更大，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的“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型生产共享活动有促进作用，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型生产共享活动有抑制作用等。（4）正式制度距离的增大会加剧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抑制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为通过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来加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生产分工与合作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间委托贷款是我国影子银行最大的组成部分，完善对委托贷款业务的制度监管，有利于促进委托贷款的健康发展，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从而更好地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文章以委贷新规的实施作为外生事件，基于2015—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子银行严监管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委贷新规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实业投资水平，这表明对影子银行业务进行金融严监管能够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尤其是对从事高息委托贷款的企业影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委贷新规政策可以抑制企业的委托贷款活动并有效压降委托贷款的投机空间，进而产生反向挤出效应。此外，委贷新规还具有规范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以及明确委托人业务定位的政策效果，且在非正规金融更活跃的区域这一影响更加明显。文章从发放方企业的视角明晰了委贷新规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拓展了企业委托贷款问题的研究视野，而且细化了金融严监管的研究范畴，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微观证据。

文章基于代际交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系统探讨人口老龄化与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延迟退休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政策含义。研究表明，在老龄化背景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尚不足以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和社会保障压力。短期内，延迟退休政策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研发创新、提升代际财富转移，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可以替代部分劳动力，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从而缓解因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困境，并逐步降低对延迟退休政策的依赖。进一步分析发现，老龄化趋势促使劳动者调整经济行为，包括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降低生育意愿，并通过延迟退休以应对未来养老不确定性。高技能劳动者更倾向于通过提高子代人力资本质量来优化代际投资，而低技能劳动者则更侧重于增加子女数量以分散养老风险。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提升劳动报酬的同时，也激发了劳动者的提前退休意愿，削弱了其生育动机。在此背景下，政府若适时加大对低技能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例如提供生育津贴与教育补贴，能够有效提升其延迟退休与增加生育的意愿，但对高技能群体的激励作用相对有限。文章不仅为延迟退休政策的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揭示了技术变革与人口结构转型过程中，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在行为反应与政策敏感性上的异质性。文章结论对于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文章首先使用动态因子随机波动率（DFM-SV）模型估计了全球层面与国家层面的经济不确定性，然后使用面板门限向量自回归（PTVAR）模型分析经济周期视角下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非对称影响，最后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在经济衰退期尤为显著，贸易受抑制程度远超消费。这一特征表明，在不确定性加剧时，内需驱动将成为维系经济增长的核心路径；（2）从政策调控的角度看，在经济衰退时期和内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递减，财政政策可以产生更高的乘数效应，加强财政调控是推动经济复苏和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有效手段；（3）在应对内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方面，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有效性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发达国家没有显著差异，且宽松货币政策可协同增强财政政策效能。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各国应对经济周期波动和内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科技创新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随着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持续升级，中国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加。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外部技术封锁与企业自身创新之间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客户受到技术封锁后，供应商企业是否会进行创新。文章基于供应链关联视角，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实体清单数据，实证检验客户受到技术封锁对供应商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受到技术封锁显著提升了供应商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供应商与客户地理邻近度高、客户议价能力较强、供应商所受政府补贴程度较高以及供应商属于高技术行业时，供应商创新水平的提升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客户受到技术封锁主要通过反馈渠道和需求渠道促进供应商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供应商创新不仅显著提升了其经营绩效，还有助于维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文章证实了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可以通过供应链关联激励供应商创新，为应对技术封锁挑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等因素，正推动全球生产网络加速从效率导向向安全导向转变。作为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重要概念，全球创新网络的重构实际上早于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并且同样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导向。文章基于EPO专利数据库对安全导向下的全球创新网络重构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全球创新网络重构过程中，安全导向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内向化和区域化两个方面。其中，内向化表现为各国更加注重提升自身的技术研发水平和保护自身的技术优势；区域化则表现为创新合作在地理上更加集中，各国倾向于在区域内建立更为紧密的创新伙伴关系，以此降低跨境创新合作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创新活动存在以下特点：一方面，中国创新合作在内向化方面的特征较为明显，这得益于创新体系的日益完善与相关支持政策的出台；另一方面，中国创新活动区域化特征并不显著，体现为区域内创新合作不紧密以及对区域外的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依赖。内向化明显和区域化不足的交互情景使得中国创新活动存在同质化、扁平化和内卷化问题。文章通过刻画全球创新网络重构趋势和在此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挑战，为中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面对全球创新网络的安全导向重构，中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应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资源和技术的双向流动，最终提高中国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

以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后发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系统失灵与制度失灵，从技术追赶迈向技术超越的必由之路。基于切克兰德系统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文章将国家创新体系解构为战略体系、过程体系与能力体系，并以此作为理论分析框架。以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本质上是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优化，其中，战略体系功能是以“四个面向”为主攻领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体系功能是处理好“三类关系”、建设“平衡式”治理系统；能力体系功能是推动形成“三类能力”，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在此过程中，需注重健全制度供需适配机制、政府市场协同发力机制、多元主体融合机制，克服“三重失灵”困境，进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十五五”时期，中国要进一步探索以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实践创新，坚持系统思维，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形成“使命牵引—数智赋能—体系协同—开放竞合”的优选路径，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中国方案。

识别企业的技术进步偏向、优化生产投入结构是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文章基于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微观企业数据，构建社保实际缴费比率代理企业在社保缴费方面的成本负担，并测度微观企业层面的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进而考察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上升对其技术进步偏向方向的影响。研究表明，不论从是否缴纳还是实际缴纳水平的角度，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提升均会驱动其选择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该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和《社会保险法》外生政策冲击的内生性处理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这一影响在非公有制企业、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企业、微型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提升通过提高生产投入的资本劳动比而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方向，这种资本劳动比的提升有员工雇佣减少和固定资产投入增加两个方面原因，此外，这一作用机制在有自主研发活动、工会规模较大、工资扭曲程度更高的企业中效果被减弱；进一步研究表明，近年来一系列社保降费政策以及财政补贴等减轻了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促进了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而这种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文章研究结论对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共同富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创业是推动包容性增长的重要一环，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演进和数字技术的迭代创新正持续颠覆着创业行为与创业模式，使创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文章从城市间的虹吸和扩散效应视角出发，利用城市层面数据，探析网络基础设施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并且在与省会城市距离这一维度上呈现出倒U型非线性特征，体现了网络基础设施能够帮助中小城市抵抗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通过扩散效应有助于城市间协调发展，表现为对中小城市及中西部地区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经济集聚程度提升和数字金融发展是网络基础设施作用于创业活跃度的重要机制路径。此外，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治稳定性是充分发挥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作用的关键外部环境因素。文章为深入理解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提供了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也能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与政策启示。

政绩考核转型及其相伴的政府角色转变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13年政绩考核新规构造的准自然实验，在委托代理和注意力分配框架下，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和2010—2021年城市数据，考察了政绩考核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影响及作用链路。结果发现：政绩考核转型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其原因在于政绩考核转型引致政府角色转变，从而将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政绩考核转型会强化政府的资助者和执法者角色，通过增加财政科技支出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政绩考核转型会深化政府的引导者和支持者角色，通过激发创新活力和提升创业活跃度，加速新质生产力生成。异质性分析证实，在不同条件下政绩考核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具有异质性影响，在高政府效率、强地方政府竞争和强官员晋升激励的城市作用效果更强。研究结论既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延展了政绩考核体系的解释范围，也为通过确立正确政绩观和官员治理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

中美贸易事件新闻是引起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的重要外部因素，其通过投资者情绪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国股票市场传导。精准评估各类中美贸易事件新闻对中国股指波动的影响，对于揭示中国资本市场价格调整的内部微观机制与外部冲击影响具有现实意义。文章结合 ChatGPT 情感分析策略与机器学习模型，研究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中美贸易事件新闻对中国股指收益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美贸易事件新闻类型多维且复杂，其对股指收益率的影响程度与事件的类型、发起国，以及事件情感极性有着密切关联；中美贸易事件新闻对各行业板块股指收益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其中，中国中小市值上市公司、耐用消费品和服装行业受中美贸易事件新闻影响较大；股指收益率波动对不同类型中美贸易事件新闻的敏感度也存在差异，从事件类型的角度，大部分股指板块受到中美双方共同发起的会谈类事件新闻影响最为显著，从事件来源的角度，三种来源对股指收益率的影响由强到弱排序为：中美共同发起的事件、美国发起的事件、中国发起的事件。该研究揭示了中美贸易事件新闻通过投资者情绪驱动市场预期与资产价格调整的微观机制，拓展了贸易事件新闻对金融市场影响路径的实证识别方式，并为构建基于情绪监测的金融预警机制、提升资本市场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提供了现实启示和政策参考。

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引导产业发展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工具，对企业经营决策和治理机制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06—2022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产业政策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鼓励类行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盈余质量和盈余持续性，降低以会计业绩衡量高管努力程度的噪声，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产业政策可以起到更好的外部治理效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更显著；对于非国有经济发展环境较好、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地区，产业政策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果深化了对产业政策影响实体经济作用机制的理解，同时拓展了高管薪酬激励的宏微观互动框架。

在多变的全球化局势下，数字化转型为增强多元稳定的对外经贸格局提供新视角。文章以A股上市的 国际化公司2010—2022年数据作为样本，根据海外投资子公司增加、维续和退出识别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布局，进而从 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稳定发展的视角考察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市场的维续与拓展，加强了多元化的经贸格局。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 制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声誉，降低资产专用性和供应链集中度，从而推动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市场的稳定与拓展。异质性分析表明，低新质生产力和高环境规制地区，数字化转型对海外投资市场维续与拓 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于成长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海外市场维续与拓展的积极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数字化转 型程度越高，企业对外投资新拓展市场的能力越强。进一步分析表明，海外关联公司层面的双向布局模式会促进数 字化转型对海外经营韧性的赋能效应。文章不仅为推进国际化企业数字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维护中国多元 化的经贸格局和稳定的对外经贸关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近年来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的松绑既带来了灵活化的股份回购操作，也给债权人带来了风险。本文以我国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PSM-DID模型实证分析了股份回购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股份回购会显著增大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第二，作用条件检验表明，在过度负债水平高、融资约束水平大的公司，债券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股份回购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增大作用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水平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不具备股份回购条件的公司强行回购，更有可能导致债券信用利差增大；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削弱股份回购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保护债券投资者的权益。第四，拓展性分析发现，无论股权激励股份回购还是市值管理股份回购，均显著增大了债券信用利差，表明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股份回购缺少基本面支撑，可能存在较大的机会主义行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我国股份回购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为我国股份回购改革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提供政策参考。

适者生存的逻辑同样适用于企业。面对数字技术产生的冲击，能否为之作出转变成为考验企业生存的关键。文章基于 2011—2020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经验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生存概率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切入设置兴趣事件，结合 Cox PH 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如何提高企业生存概率，从中刻画企业层面适者生存的逻辑。结果表明，选择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进入成熟期的可能性，进而提高生存概率，企业层面的适者生存逻辑成立。和同行相比越快实现数字化转型，企业进入成熟期的可能性就越高，数字化转型对生存概率的提升效果越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适者生存战略主要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和拓展企业边界的路径发挥作用，样本期间效率提升路径的效果尚不明显；数字化转型的生存绩效受到企业数字化投入成本、融资能力的干扰。扩展性讨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对低融资约束的企业提高生存概率发挥积极作用，对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作用受限。基于此，文章认为企业要减少生存战略转型失败的可能性，有必要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关键领域，以此降低生存战略选择的机会成本；政府可以结合企业所处的阶段和增长面临的困境，针对性地引导企业选择数字化转型的生存战略，降低选择的制度障碍。

基于关系网络中结构性权力的视角，文章探究了国际关系网络对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认为，获取全球经济网络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网络的结构性权力，已经成为冷战结束后理性国家行动的核心目标；而国际关系网络的结构性权力可以通过便利贸易主体和提升国家能力等方式，提升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利用GDELT数据库和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文章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国际关系网络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有紧密联系；国际关系网络的结构性权力有助于提高全球价值链网络的结构性权力。研究还发现，国际关系网络的结构性权力，通过提升以FTA网络为代表的国际经贸制度网络的中心地位，而对全球价值链网络产生积极影响。此外，当一个国家深度融入全球化而与他国的贸易距离缩短时，国际关系网络的结构性权力效应会加大。文章结论表明，在逆全球化风险与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国家需要超越传统依赖实体性权力差距或双边非对称关系的竞争模式，高度重视并积极发挥在国际关系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应着力优化外部环境，增强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度，以有效应对可能的战略风险。

在县域人口持续流出的背景下，评估某一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应当同时考察总量、人均的经济指标和人口指标。基于中国2010—2017年县级面板数据，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简称“示范县”政策）视为准实验，文章使用多时点DID方法识别该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GDP，同时未降低人均GDP，并有效减少了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未造成县域人口进一步外流。异质性分析显示，在财政支出、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县，以及位于人口流动大省或距离省会城市越远的县，“示范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县”政策有助于解决农村电子商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提高市场可达性，并激励更多农民参与电商的消费和销售活动，从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最后，该政策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且整体收益大于实施成本。研究结果可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