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如何利用好ESG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当前热门话题。基于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整体上看，ESG评级事件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性检验、内生性讨论以及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同时，ESG评级分值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ESG评级分值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削弱。通过异质性探究发现，ESG评级更能诱发污染行业和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位于环境规制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ESG评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三条途径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为第三方评级机构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评级、投资者利用ESG评级进行决策、政府部门完善ESG评级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数字化转型正逐渐成为驱动供应链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是当前亟需研究的现实问题，但尚未有文献对此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在构建供应链韧性指标基础上，基于2007—2022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解构供应链韧性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供应链抵抗力和供应链恢复力，且对供应链恢复力的影响更显著。从传导机制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配置和优化供需匹配两个渠道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境不确定性高、内部控制水平低企业，以及位于产业链下游和市场化水平低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助推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并未造成企业经济绩效损失，而是持续推动企业经济表现；“链主”企业和供应链政策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过程中发挥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文章不仅为系统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打造数字供应链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了政策启示。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方面。文章选取2002—2019年有发债记录的511个县区，其中包括被划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53个县区、接受生态补偿的113个县区，选择全部未接受生态补偿的样本设立生态功能区研究组、选择全部未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样本设立生态补偿研究组，分别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减负）和生态补偿制度（补偿）作为两种不同的政策冲击，通过PSM方法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和多期DID回归，实证研究减负与补偿这两种不同路径对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而生态补偿制度的效果则恰恰相反。经过平行趋势检验、重新构造研究组、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改变样本范围、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两种路径的效果差异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效应有关。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工业发达的县和县级市更为明显；而生态补偿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普通县更为明显，与工业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关系。文章的研究对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2024年3月2日，广东经济学会、《南方经济》编辑部和广东省南方经济研究基金会在广东社科中心联合召开“提升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意蕴，明确了中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和主动力。大家谈体会、说启发、讲思考、提建议，分别从制度建设、技术突破、产业协同、资源配置、金融支撑、人才培养、就业带动、政策配套等多个角度探讨“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现将部分参会专家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南方经济》期待更多有思想、有视野、有高度的优质来稿。

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行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鲜有文献探究政府治理体系的数字变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文章基于2015—2020年中国政府采购合同60余万条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政府建设投资的视角构建指标刻画城市层面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效果在具有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的企业中更佳，且能够缩小企业间的治理效能差距。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降低政企信息不对称和改善政企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推动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偏爱本地企业提供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化领域的制度壁垒。文章不仅丰富了政府治理行为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也打开了数字政府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匣子”，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打造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的新格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倒逼北方地区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南北差距，还是诱发了经济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的保增长动机，反向加剧了南北方地区的绿色发展差距？文章使用地级市数据细化分析精度，并以2011年制定的“能耗双控”政策为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一刀切”式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区域协调发展与绿色转型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能耗双控”政策实施后，南北方地区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显著扩大，并且经济增长压力的上升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趋势，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个视角进行了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绿色创新的分化是导致南北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压力的存在会通过放大南北方地区在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方面的差异，引致南北方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双碳”目标下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基于不同地区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政策，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和协调发展。

“解决‘卡脖子’难题，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攻克的重点任务。产业投资基金作为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相结合的政策工具，已成为扶持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式。文章以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建立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产业投资基金对“卡脖子”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基金显著促进半导体行业企业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多维度混杂影响、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可能的干扰因素后依旧成立。具体表现为企业规模扩张能力、营业收入增长能力和创新能力均显著提升。（2）相比于孵化期、成熟期的企业，大基金对成长期企业的发展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此外，上述政策效应尤其体现在所处地区腐败程度较低的企业，进一步突出了“市场化”因素在产业投资基金运行中的重要性。（3）机制检验发现，大基金通过直接投资和引导投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通过发挥“信号效应”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渠道助力企业多方位发展。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产业投资基金的效应分析及机制讨论，为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可行的实施路径，也为进一步优化产业政策、突破国际困局以及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打破市场分割，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对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价格法构建了市场分割指数，实证分析了税收分享对城市间市场分割的影响。结果表明：省市间更高的税收分享比例改善了地方政府财力，保障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减弱了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有助于打破市场分割。在使用移动份额法构造的Bartik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东中西部地区政府财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差别将影响商品的价格和流通，使得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市场保护政策存在差异。税收分享对东部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官员任期与税收分享对市场分割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效果，官员任期的增加弱化了税收分享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本文为促进城市间市场一体化发展提供经验证据，适时调整税收分享比例能够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同时政策调整需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组成的“三驾马车”。其中，算法作为激发算力潜能与实现数据价值的重要技术环节，是推进“人工智能+”进程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驱动力。与数据要素市场相比，算法市场的商业化进展明显滞后，其交易机制和市场结构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探讨了算法市场的交易标的、市场结构及其关键特征，梳理了算法确权保护和算法流通机制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总结了算法确权和流通市场发展的实践探索。通过分析算法市场与知识产权、数据要素市场，文章发现，算法与知识产权在创新性和虚拟性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对隐私数据的依赖性和开闭源算法的差异性使其确权保护更具复杂性。同时，算法与数据要素市场共享场景依赖和非标特征，但算法更强的外部依赖性对其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我国算法市场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文章提出构建以政府和市场双驱动为核心的算法交易与流通机制的政策建议，通过优化确权机制、促进供需匹配、降低使用门槛以及推动跨境流通，以促进算法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

我国家庭部门面临来自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风险，亟需一个测度指标来对其进行预警。不同于从风险成因出发的测度方法，文章从经济风险产生的结果出发，构建了一个反映异质性家庭生活水平变动的经济脆弱性测度模型，结合CHFS2015―2019年三期调查数据得到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状况，最终从地区和家庭层面大致得到防范与化解经济风险的方向。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2015年后，我国家庭具有经济脆弱性的情况较为普遍，其中，贫困脆弱家庭占比逐期下降，高生活水平脆弱家庭占比迅速上升；从地区层面看，2015年地区间在经济脆弱家庭占比方面的横向差距较为明显，随后差距逐期缩小，同时，大部分地区家庭经济脆弱性状况的纵向变动与全国的情况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各地区防范与化解经济风险的方向有所不同；从家庭特征层面看，户主性别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逐渐减小，经济脆弱性会随着户主的受教育水平、金融知识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而有所缓解。因此，缩小城乡差异，提高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金融知识，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引导家庭适度投资、适当地维系社会关系等均是家庭层面防范与化解家庭经济风险的方向。

作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和数字政府建设的重大举措，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技术驱动。文章以市级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可以有效提升财政透明度，这一结论在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以及公共财政关注意识提升是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促进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城市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存在区域竞争效应，并且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增强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效应。此外，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于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地区创业活力，吸引企业尤其是数字服务企业的进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数据要素资源有效利用和建设现代化财政治理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和经验启示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断增长，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以“金税三期”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8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发生的商品与劳务类关联交易数据，通过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文章研究发现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模式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关联交易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时，“金税三期”工程对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关于机制的研究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征税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会计稳健性和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企业关联交易水平。文章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经济效应，而且对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化监管方式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在当前“稳就业”的重大现实需求下，数字政府建设有望成为实现稳定就业目标的新思路。文章在使用投入产出表测算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基础上，采用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深入考察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数字政府建设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就业数量，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这一影响在私有企业、缺乏政治关联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数字政府建设不仅能通过削减非生产性支出、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济不确定性扩大企业的生产投资和劳动需求，还能通过拓展业务范围发挥岗位创造效应，共同增加企业就业数量；数字政府建设还有助于缓解企业的雇佣不足，提高企业内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增强市场竞争优化企业间的劳动要素分配。文章评估数字政府建设的就业效应，对强化政府数字化建设、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科技创新是扩大优质需求的根本方式，是驱动新一轮康波周期开启的关键力量。近年来，全球涌现了众多革命性的科技成果，包括星链系统、智能机器人、太空产业、量子计算、核聚变、室温超导等，带来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是未来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引擎。经济运行呈现周期性波动，根据周期长短可以划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短周期主要受供给和需求影响，而长周期则依赖于创新驱动。因此，尽管短期内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长期看全球经济将逐步进入新的经济长周期。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高级形态，明确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就是引导中国经济进入长周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在新能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量子计算技术等领域已经取得显著优势，需要抓住本轮科技革命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原创性创新，着眼于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打造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新优势，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家精神为理解当前中国企业投资效率差异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文章采用中国各城市每万人所拥有的中华老字号数量衡量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多寡，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地级市层面的中华老字号数据及地区营商环境指数进行数据合并，再使用城市资源禀赋和播种面积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以此识别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差异对当地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企业家精神资源较丰裕的地区，企业具有更高的投资效率；企业家精神有助于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支出，这既体现在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上，也体现在对企业投资不足的弥补上；对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纾解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本地企业，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产生促进作用；基于地区营商环境指数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在营商环境差的地区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并主要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地级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提供的准自然实验进一步印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结论为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提供了理论启示，对出台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政策措施亦具有参考价值。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向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绿色化和数字化方向加速重构与调整。在此背景下，美欧等国家和地区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加速产业转移步伐，直接影响到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对此，文章利用fDi Markets、UN Comtrade等多个数据库，基于开放视角从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间品贸易三个关键维度对我国产业转移的理论与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并归纳出当前产业转移的四种典型模式，进而在“分类研判”基础上提出“精准施策”的方案。研究发现：第一，在来华投资方面，尚未表现出大规模产业转移，法国等欧洲国家对华投资率先增长，但需警惕美日韩等地区以及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等产业链较长行业的来华外资下降趋势。第二，在对外投资方面，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其中对墨西哥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势最为突出，对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等高端制造行业以及矿产资源行业的投资也表现出了持续向好的态势。第三，在中间品贸易方面，近年来我国中间品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显著提升，其中对越南、印度和泰国等地区的出口比重大幅提高，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势也尤为突出。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归纳提出当前产业转移的四种主要模式：地缘政治驱动型、生产成本驱动型、产业链布局驱动型以及国际合作驱动型。最后，根据不同产业转移模式以及当前的产业转移新特征，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提供有益的支撑。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文章通过构建市场潜力指标反映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2007—2020年城市与企业层面的匹配数据，考察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市场潜力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国内市场潜力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和促进专业化分工来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国内市场潜力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市场潜力具有虹吸效应，邻接城市的国内市场潜力会降低本地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国内外市场协同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数字经济有效缓解了该不利影响。该研究不仅为市场潜力的生产率效应提供新的微观经验证据，而且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绿色低碳转型不可避免对劳动力需求造成影响。为了评估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冲击效应，文章将2012年的绿色信贷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从理论上探究了该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同时，从内部企业特征、外部环境特征和城市特征角度讨论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就业。第二，资本更新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和就业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产出效应和融资约束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和就业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低、市场化水平低的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更深的负面影响。此外，在城市产业结构水平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以及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负面影响更强。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预期效应检验、控制重要政策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PSM-DID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研究结论。文章具有启示意义，随着环境规制的继续加强，政府部门在考虑企业的减排目标时，也应考虑到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使得国际贸易供应链安全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全文基于全球重大卫生事件冲击下的国际视角，采用 CoDEA 模型分步评估供应链初始节点、子链和整体链条韧性，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一步探究各节点经济体在风险传导中的角色与功能。结果表明：（1）此次疫情的冲击存在于国际贸易供应链的上游、中游与下游三个节点，对整体韧性的补偿作用有限且成本高昂；（2）风险传导与风险抵御能力不同步，在此次疫情冲击下，风险传导影响力较强的经济体通常不具备较强的供应链韧性，而中国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对强化国际供应链网络韧性起到积极作用；（3）经济体因风险厌恶情绪，试图通过边缘化规避冲击，但并未产生实质性的避险效果；（4）相较于主受益板块与经纪人板块，此次风险传导关系以溢出板块为主，过多的外溢促使风险交叉迭代传播，加剧了疫情对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冲击损伤。基于此文章提出国际贸易供应链韧性提升与风险防范的政策启示。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行为特征和影响研究已有很多，但探讨城市之间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横向竞争策略及其债务扩张效应的研究仍然匮乏。文章构建数理模型论证了在兼顾绩效收益和风险成本的综合考量下，完全对称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博弈将促使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同时存在逐底竞争动机和逐顶竞争动机，且以逐顶竞争动机为主。通过改进空间权重矩阵，文章基于2005—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构建非对称反应模型进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空间分解，验证并量化了逐顶竞争效应。进一步匹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融资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省内城市间经济增长目标逐顶竞争会显著推高地方融资平台的城投债融资概率和融资规模，以信托融资为主的非标债务融资虽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但非标债务融资的担保圈形成概率显著提高，从而助长了区域性、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文章指出了在自上而下的纵向“层层加码”以外，同级政府之间横向逐顶竞争也是造成经济增长目标居高不下的根源，进而通过基建压力向隐性债务风险传导，这一结论为未来进一步优化绩效考核、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改进方向。

数据要素在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将深刻改变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与逻辑。文章实证考察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参与对制造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出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即当数据要素参与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才转变为促进效应。进一步，仅从生产要素属性看，无论是国内数据要素参与还是国外数据要素参与，两者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无二致。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是导致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产生“U”型影响的机制。其中，信息效应会同时影响“U”型关系的顶点和曲率，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U”型关系变强，并且顶点右移；而资源效应则影响“U”型关系的曲率，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强时，“U”型关系变强。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数据要素参与对资本配置效率“U”型关系拐点呈现出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初创期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高市场化程度区域企业进入数据要素参与“适度区间”的阈值相对更低。

金融强国建设目标下，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是充分发挥大湾区改革开放“窗口”“试验田”作用，以金融助力大湾区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必然选择。粤港澳三地金融合作历经市场驱动型、政策驱动型、战略主导型三个发展阶段。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具备重要的战略价值、功能价值。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构筑现代化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全力化解风险，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力。

近年来，国内外金融市场间的联动和风险传染日益增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愈发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更加显著。文章选取四种代表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通过计算已实现半方差将其波动率分解为好波动和坏波动以区分由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带来的波动，进而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特征。结果表明：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且在不同冲击方向和冲击规模下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主要由坏波动驱动，而极端状态下主要由好波动驱动；第二，极端状态与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走势存在较大的差异，极端状态下风险溢出水平远高于正常状态；第三，方向性溢出在总波动、好坏波动上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且与国际金融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极端经济金融事件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工业金属市场的好坏波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显著增强，外汇市场接收的溢出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防范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风险溢出，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促进新质生产力培育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制度场域将可能成为培育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手。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促进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结果经系列检验后依旧稳健。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善融资约束及创新能力两种方式促进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异质性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新兴优势行业以及节点城市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认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政府应继续坚持并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更加稳定和开放的合作机制；企业则应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平台以及合作项目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并以此培育其新质生产力。

城际经济协同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城际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方向，而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城际经济协同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11—2020年全国24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构成的29403组两两城市对样本，实证检验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促进我国城际经济协同发展，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处于同一区域内部的城市间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经济协同发展的作用强于不同区域城市间的作用；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市场需求驱动，促进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经济关联度可以强化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地理临近性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近年来，通过城市群规划重构区域发展格局，释放企业发展新动能，已成为国内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2015—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湾区规划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相比之下，大湾区规划更大程度提升了外资及其他企业、中心城市企业和传统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3）从机制分析来看，大湾区规划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人力资本集聚来促进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文章丰富了区域政策效应的研究，为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参考。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为助推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带来机会窗口，以数实融合驱动工业实现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成为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基于2007—2020年时间序列投入产出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产业前后向关联视角出发检验信息产业与工业的关联融合对23个工业细分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信息产业与工业的前后向关联融合能够发挥显著的“推-拉”作用，促进工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即存在“供给推动、需求拉动”效应。（2）数实前向关联融合推动的行业技术升级、产业链整合以及成本管控是驱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作用路径；后向关联融合则通过规模效应、稳定供需关系和供应质量提升三种潜在的影响渠道助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环境-气候-经济效益等多重目标。（3）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实融合驱动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在信息技术应用、污染密集型、高技术密集型以及高关联融合型行业中更强。环境规制和行业竞争度强化了数实融合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而融资约束则削弱了这一效应。该研究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数实融合驱动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机制路径，而且对于抓住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缩小行业间的“数字鸿沟”，稳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受可持续发展理念影响，国际市场愈发重视企业的ESG表现。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研究ESG表现与企业出口的关系对于我国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整合 2009—2016年中国海关企业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华证评价体系下的企业ESG评分相合并，系统考察了ESG表现对上市公司出口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ESG表现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ESG表现的效应分解显示，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各个维度的良好表现均会对其出口规模扩张产生积极影响，且相较于社会责任，环境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表现对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表现对不同类型企业及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非国有、非重污染企业及目的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的出口；机制检验显示，ESG表现通过提升企业声誉、减少贸易壁垒限制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企业出口。此外，文章还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提升企业出口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促进企业出口贸易模式转型升级并提高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文章为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提供了证据，也为我国推进ESG建设和助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拓展的三地区局部溢出（LS）模型，对城市群创新中心的形成机制、结构特征和空间演化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对最具“创新城市群”特征的长三角城市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于知识资本积累，随着知识资本集聚，城市知识生产（创新）成本逐渐降低，进而促使知识资本更为内生地集聚，如此循环反复，最终促进了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2）知识资本空间溢出是创新中心形成的主导因素，城市群不同地区知识资本本地溢出和跨地溢出存在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群“创新中心—边缘城市”结构；（3）城市群创新互动在于创新中心知识溢出巩固了“群”结构，边缘城市的承接作用使得“中心”更具竞争力，进而提升了城市群整体福利水平；（4）在长三角城市群，本地市场效应和知识资本溢出效应促进了创新中心的形成，市场拥挤效应则起到了抑制作用。打造城市群创新中心是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城市群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文章为解决中心城市虹吸、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建设城市群创新体系、培育城市群创新中心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文章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精神，利用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数据考察了供应链客户稳定度能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较高的客户稳定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2）机制分析表明，客户稳定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三条作用路径分别是促进企业稳收降本和外部融资、提高存货管理效率和促进创新。（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以及客户地理距离近的企业相比，在非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以及客户地理距离远的企业中，客户稳定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4）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较高的客户稳定度可以通过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继而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文章不但拓展了既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客户稳定度经济后果的相关理论研究，而且所取得的一系列结论对供应链管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大客户管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同时也为如何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通过增强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大样本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