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文章以2009—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抱团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抱团可以降低企业违约风险。影响机理的检验证实,机构投资者抱团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营风险对企业违约风险产生影响。进一步从信息、资源和风险的视角探讨两者关系的异质性发现,机构投资者抱团对企业违约风险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资源获取较难和风险较高的样本中。文章的发现有助于深化机构投资者抱团的经济后果与企业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进一步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制度设计、持续优化公司的内外部治理结构,防范化解企业违约风险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数字中国"和"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释放就业效能被社会寄予诸多厚望,但其在理论文献上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78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克服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正向效应。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尽管正向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但在影响效应上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数字经济为中等发展水平时,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边际效应达到最佳。这意味着今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需遵从"适度"原则,需谨防过度数字化带来的"就业无效"和"就业低效"问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新生代"、"高技能"、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为目前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提质扩面"提供了实证支撑,结论对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文章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财富积累、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家庭财富积累,经过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2)创业和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是数字金融影响家庭财富的重要渠道。(3)财富规模越小的家庭,使用数字金融产生的创富作用越大,并且老年人、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农业户口群体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能够产生更大的创富作用。总的来说,财富是富裕的题中之义,数字金融能够在提升家庭财富总体水平的基础上缓解财富不平等,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为进一步推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南方经济》编辑部特邀请广东经济学界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与优秀中青年学者，围绕“二十大”报告中涉及经济建设的重要部署，以系列笔谈形式，开展研究阐释。本期为系列笔谈的第三期，邀请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传添、韩永辉、陈伟光，广东财经大学黄晓凤、黄瑜，广东金融学院李文秀、张呈磊、项后军共八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新发展格局、新安全格局等主题，畅谈各自的观点与体会。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如何利用好ESG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当前热门话题。基于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整体上看，ESG评级事件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性检验、内生性讨论以及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同时，ESG评级分值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ESG评级分值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削弱。通过异质性探究发现，ESG评级更能诱发污染行业和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位于环境规制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ESG评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三条途径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为第三方评级机构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评级、投资者利用ESG评级进行决策、政府部门完善ESG评级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受信息级联效应及声誉机制影响，商业银行信贷决策行为趋同所带来的同群效应，会加大银行业共同风险敞口，继而对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对此，文章在逻辑建构的基础上，以2010—2020年间中国A股上市银行为样本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存在信贷同群效应，呈现出同类模仿的特征，且不因取消存贷比这一政策冲击而发生实质性改变。信贷同群效应提升了贷款行业集中度、造成银行资产重叠，继而增大共同风险敞口，显著提升了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信贷同群效应越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因而，商业银行应当走以科技和创新为驱动力的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之路，拒绝低水平竞争，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助推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正逐渐成为驱动供应链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是当前亟需研究的现实问题，但尚未有文献对此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在构建供应链韧性指标基础上，基于2007—2022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解构供应链韧性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供应链抵抗力和供应链恢复力，且对供应链恢复力的影响更显著。从传导机制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配置和优化供需匹配两个渠道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境不确定性高、内部控制水平低企业，以及位于产业链下游和市场化水平低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助推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并未造成企业经济绩效损失，而是持续推动企业经济表现；“链主”企业和供应链政策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过程中发挥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文章不仅为系统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打造数字供应链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化赋予了国民经济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动能。文章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综合MD&A部分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无形资产数据等多个数据集以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刻画质量,实证考察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具有"增量提质"的双重效应,并且该结论在创新性地采用清朝城墙数据作为历史工具变量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高和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当地环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该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缓解了(环境)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文章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实现数字化与"双碳"目标的"共赢"提供了重要启示。

促进农村共同富裕是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2017年以来正式启动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具有强农富农使命,但其对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尚不明确。文章以"总体富裕"和"成果共享"两个维度构建地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使用2015—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从农业生产效率和劳动力转移就业角度研究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有助于推进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处于经济发展中间水平地区。同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成果共享"效应大于"总体富裕"效应。进一步地,在机制检验方面,文章发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提高了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农民群体就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提升了弱势群体收入,从而促进了发展包容性,切实推进了共同富裕。因此,文章提出:加快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总量扩容,扩大覆盖面,严格考核,切实发挥其包容性发展效应;加快形成省市区联动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体系,为农村共同富裕注入持续动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应注重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依托其优势特色产业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等政策建议。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方面。文章选取2002—2019年有发债记录的511个县区，其中包括被划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53个县区、接受生态补偿的113个县区，选择全部未接受生态补偿的样本设立生态功能区研究组、选择全部未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样本设立生态补偿研究组，分别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减负）和生态补偿制度（补偿）作为两种不同的政策冲击，通过PSM方法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和多期DID回归，实证研究减负与补偿这两种不同路径对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而生态补偿制度的效果则恰恰相反。经过平行趋势检验、重新构造研究组、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改变样本范围、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两种路径的效果差异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效应有关。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工业发达的县和县级市更为明显；而生态补偿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普通县更为明显，与工业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关系。文章的研究对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2024年3月2日，广东经济学会、《南方经济》编辑部和广东省南方经济研究基金会在广东社科中心联合召开“提升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意蕴，明确了中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和主动力。大家谈体会、说启发、讲思考、提建议，分别从制度建设、技术突破、产业协同、资源配置、金融支撑、人才培养、就业带动、政策配套等多个角度探讨“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现将部分参会专家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南方经济》期待更多有思想、有视野、有高度的优质来稿。

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行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鲜有文献探究政府治理体系的数字变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文章基于2015—2020年中国政府采购合同60余万条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政府建设投资的视角构建指标刻画城市层面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效果在具有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的企业中更佳，且能够缩小企业间的治理效能差距。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降低政企信息不对称和改善政企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推动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偏爱本地企业提供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化领域的制度壁垒。文章不仅丰富了政府治理行为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也打开了数字政府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匣子”，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打造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的新格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倒逼北方地区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南北差距，还是诱发了经济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的保增长动机，反向加剧了南北方地区的绿色发展差距？文章使用地级市数据细化分析精度，并以2011年制定的“能耗双控”政策为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一刀切”式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区域协调发展与绿色转型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能耗双控”政策实施后，南北方地区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显著扩大，并且经济增长压力的上升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趋势，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个视角进行了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绿色创新的分化是导致南北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压力的存在会通过放大南北方地区在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方面的差异，引致南北方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双碳”目标下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基于不同地区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政策，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和协调发展。

“解决‘卡脖子’难题，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攻克的重点任务。产业投资基金作为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相结合的政策工具，已成为扶持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式。文章以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建立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产业投资基金对“卡脖子”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基金显著促进半导体行业企业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多维度混杂影响、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可能的干扰因素后依旧成立。具体表现为企业规模扩张能力、营业收入增长能力和创新能力均显著提升。（2）相比于孵化期、成熟期的企业，大基金对成长期企业的发展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此外，上述政策效应尤其体现在所处地区腐败程度较低的企业，进一步突出了“市场化”因素在产业投资基金运行中的重要性。（3）机制检验发现，大基金通过直接投资和引导投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通过发挥“信号效应”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渠道助力企业多方位发展。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产业投资基金的效应分析及机制讨论，为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可行的实施路径，也为进一步优化产业政策、突破国际困局以及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南北经济分化加剧,平衡南北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文章深入考察了我国新时代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变化趋势。文章首先通过偏离-份额法分析得出2015-2020年北方经济趋弱的原因在于其三次产业差异性竞争力均处于劣势地位、失去了第二产业结构性竞争优势;其次,进一步将差异性因素划分为区位性、机制性两方面,选取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检验了"区位性-结构性-机制性"三大经济影响因素;另外,面向形成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北方区位将迎来发挥优势的契机;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转型和发展动力转型是北方结构转型的重点;南北平衡发展更亟待制度和战略创新;最后,提出加快北方发展、促进南北均衡的若干对策建议。文章试图为挖掘缩小我国南北经济差距的可能因素提供科学分析框架,期望对平衡南北发展有所助益。

发展夜间经济,刺激夜间消费是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夜间经济发展呈现较大的南北差异,其背后的深层影响因素是什么,目前未有定论。考虑到南北在自然条件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气温的不同,文章讨论了气温影响夜间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并以此对夜间经济发展的南北差异进行解释。随后结合高德地图的兴趣点数据,计算了夜间经济场所的兴趣点(POI)密度,用以衡量城市的夜间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夜间经济整体呈现南强北弱、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气温对夜间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气温每升高1%,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水平提高0.484%,在更换变量和剔除部分样本后,该结果依旧稳健。除气温外,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经度、日照时长、产业结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以及每万人公交车数量对城市的夜间经济发展均具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气温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要小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气温对夜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随着夜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文章的实证结果表明气温偏高的南方城市在发展夜间经济方面具备一定的自然条件优势,因此夜间经济的发展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南北差距,我们要谨防夜间经济蓬勃发展背后隐藏的区域发展失衡问题。

打破市场分割，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对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价格法构建了市场分割指数，实证分析了税收分享对城市间市场分割的影响。结果表明：省市间更高的税收分享比例改善了地方政府财力，保障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减弱了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有助于打破市场分割。在使用移动份额法构造的Bartik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东中西部地区政府财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差别将影响商品的价格和流通，使得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市场保护政策存在差异。税收分享对东部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官员任期与税收分享对市场分割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效果，官员任期的增加弱化了税收分享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本文为促进城市间市场一体化发展提供经验证据，适时调整税收分享比例能够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同时政策调整需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组成的“三驾马车”。其中，算法作为激发算力潜能与实现数据价值的重要技术环节，是推进“人工智能+”进程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驱动力。与数据要素市场相比，算法市场的商业化进展明显滞后，其交易机制和市场结构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探讨了算法市场的交易标的、市场结构及其关键特征，梳理了算法确权保护和算法流通机制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总结了算法确权和流通市场发展的实践探索。通过分析算法市场与知识产权、数据要素市场，文章发现，算法与知识产权在创新性和虚拟性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对隐私数据的依赖性和开闭源算法的差异性使其确权保护更具复杂性。同时，算法与数据要素市场共享场景依赖和非标特征，但算法更强的外部依赖性对其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我国算法市场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文章提出构建以政府和市场双驱动为核心的算法交易与流通机制的政策建议，通过优化确权机制、促进供需匹配、降低使用门槛以及推动跨境流通，以促进算法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

我国家庭部门面临来自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风险，亟需一个测度指标来对其进行预警。不同于从风险成因出发的测度方法，文章从经济风险产生的结果出发，构建了一个反映异质性家庭生活水平变动的经济脆弱性测度模型，结合CHFS2015―2019年三期调查数据得到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状况，最终从地区和家庭层面大致得到防范与化解经济风险的方向。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2015年后，我国家庭具有经济脆弱性的情况较为普遍，其中，贫困脆弱家庭占比逐期下降，高生活水平脆弱家庭占比迅速上升；从地区层面看，2015年地区间在经济脆弱家庭占比方面的横向差距较为明显，随后差距逐期缩小，同时，大部分地区家庭经济脆弱性状况的纵向变动与全国的情况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各地区防范与化解经济风险的方向有所不同；从家庭特征层面看，户主性别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逐渐减小，经济脆弱性会随着户主的受教育水平、金融知识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而有所缓解。因此，缩小城乡差异，提高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金融知识，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引导家庭适度投资、适当地维系社会关系等均是家庭层面防范与化解家庭经济风险的方向。

同产业平等,既是现代市场竞争中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基础,也可以用来作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工作抓手。可据此推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公平和公正,消除过去按企业类别尤其是按所有制性质进行产业政策管理的诸多弊端。作者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破除按照所有制、规模、隶属关系、地区等标准分类管理企业的传统做法,平等企业间的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平等性既是市场规则统一性的基础,也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前提。根据现代产业组织运行及其竞争政策运作的原理,作者在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上独辟蹊径地提出按"同产业"平等这个基本政策主张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了按"同产业"平等的政策内容以及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并从现阶段我国市场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若干具体建议。

数字贸易是国际贸易的新兴力量。研究数字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是构建贸易壁垒有效应对机制，实现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在 Eaton and Kortum（2002）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绝对贸易壁垒和相对贸易壁垒双重约束的数字贸易出口决策模型以探究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的内在机理。据此，文章运用2014—2019年全球49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存在显著的出口抑制效应，该抑制效应受到两者交互作用产生的替代效应影响，呈现出“跷跷板”现象。这意味着在数字贸易中依然存在着所谓的“贸易持续保护法则”。（2）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的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在贸易类别、壁垒类别和国别收入层面上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3）贸易成本是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的重要渠道，国别TFP作为调节变量引发了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逃逸效应”，而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产生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弱化效应”。（4）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在出口二元边际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效应。文章的研究为全面理解数字贸易壁垒的多重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为有效应对双重数字贸易壁垒提供了科学对策。

作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和数字政府建设的重大举措，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技术驱动。文章以市级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可以有效提升财政透明度，这一结论在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以及公共财政关注意识提升是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促进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城市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存在区域竞争效应，并且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增强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效应。此外，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于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地区创业活力，吸引企业尤其是数字服务企业的进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数据要素资源有效利用和建设现代化财政治理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和经验启示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蓬勃兴起,已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在此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中国城市走向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新模式,是当前亟待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文章使用2011—2019年中国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剖析数字经济自身特征的基础上,从边际效应和作用机制两方面提出了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假说,并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数字鸿沟"效应的存在。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创新能力激发效应和公众认知能力提升效应三重机制赋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这些结论在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所进行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解析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与特征,实践上有助于中国政府充分利用数字经济赋予的时代机遇,加快中国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和打造创新、智慧、生态、美丽的新型城市。

提升企业价值是企业进行ESG实践的目标和根本动力。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实践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并以市场竞争程度、机构投资者、媒体监督为切入点,分析外部压力对于企业ESG实践价值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实践初期会降低企业价值,从长期来看,ESG实践对企业价值存在正向的滞后作用。当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时,市场竞争可以显著提升ESG实践的价值效应,机构投资者和媒体监督会削弱ESG实践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进一步说明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外部压力不能必然地转化为治理机制。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断增长，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以“金税三期”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8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发生的商品与劳务类关联交易数据，通过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文章研究发现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模式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关联交易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时，“金税三期”工程对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关于机制的研究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征税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会计稳健性和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企业关联交易水平。文章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经济效应，而且对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化监管方式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在当前“稳就业”的重大现实需求下，数字政府建设有望成为实现稳定就业目标的新思路。文章在使用投入产出表测算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基础上，采用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深入考察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数字政府建设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就业数量，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这一影响在私有企业、缺乏政治关联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数字政府建设不仅能通过削减非生产性支出、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济不确定性扩大企业的生产投资和劳动需求，还能通过拓展业务范围发挥岗位创造效应，共同增加企业就业数量；数字政府建设还有助于缓解企业的雇佣不足，提高企业内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增强市场竞争优化企业间的劳动要素分配。文章评估数字政府建设的就业效应，对强化政府数字化建设、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科技创新是扩大优质需求的根本方式，是驱动新一轮康波周期开启的关键力量。近年来，全球涌现了众多革命性的科技成果，包括星链系统、智能机器人、太空产业、量子计算、核聚变、室温超导等，带来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是未来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引擎。经济运行呈现周期性波动，根据周期长短可以划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短周期主要受供给和需求影响，而长周期则依赖于创新驱动。因此，尽管短期内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长期看全球经济将逐步进入新的经济长周期。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高级形态，明确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就是引导中国经济进入长周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在新能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量子计算技术等领域已经取得显著优势，需要抓住本轮科技革命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原创性创新，着眼于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打造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新优势，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中国幅员辽阔，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影响企业异地并购决策。文章从文化松紧度出发，利用2005—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并购数据，检验地区间文化松紧度距离对企业异地并购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间文化松紧度距离越大，企业越不倾向对该地进行异地并购。即便进行并购，企业的并购规模较小，并购成功率较低；机制检验表明，文化松紧度距离能够通过信息不对称机制和文化冲突机制作用于企业异地并购决策，而且地区正式制度的完善和文化包容度的提升均能减少文化松紧度距离的负向影响；此外，当主并企业为民营企业或去文化紧度更低的地区并购时，文化松紧度距离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于异地并购的经济结果，文章发现文化松紧度距离虽能显著降低并购的短期绩效，但对长期并购绩效无明显作用。文章的研究既是对“文化与经济”相关研究的丰富和补充，也为从不同维度洞悉中国地域文化特征及企业异地并购决策提供思路。

企业家精神为理解当前中国企业投资效率差异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文章采用中国各城市每万人所拥有的中华老字号数量衡量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多寡，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地级市层面的中华老字号数据及地区营商环境指数进行数据合并，再使用城市资源禀赋和播种面积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以此识别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差异对当地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企业家精神资源较丰裕的地区，企业具有更高的投资效率；企业家精神有助于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支出，这既体现在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上，也体现在对企业投资不足的弥补上；对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纾解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本地企业，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产生促进作用；基于地区营商环境指数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在营商环境差的地区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并主要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地级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提供的准自然实验进一步印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结论为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提供了理论启示，对出台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政策措施亦具有参考价值。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向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绿色化和数字化方向加速重构与调整。在此背景下，美欧等国家和地区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加速产业转移步伐，直接影响到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对此，文章利用fDi Markets、UN Comtrade等多个数据库，基于开放视角从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间品贸易三个关键维度对我国产业转移的理论与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并归纳出当前产业转移的四种典型模式，进而在“分类研判”基础上提出“精准施策”的方案。研究发现：第一，在来华投资方面，尚未表现出大规模产业转移，法国等欧洲国家对华投资率先增长，但需警惕美日韩等地区以及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等产业链较长行业的来华外资下降趋势。第二，在对外投资方面，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其中对墨西哥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势最为突出，对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等高端制造行业以及矿产资源行业的投资也表现出了持续向好的态势。第三，在中间品贸易方面，近年来我国中间品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显著提升，其中对越南、印度和泰国等地区的出口比重大幅提高，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势也尤为突出。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归纳提出当前产业转移的四种主要模式：地缘政治驱动型、生产成本驱动型、产业链布局驱动型以及国际合作驱动型。最后，根据不同产业转移模式以及当前的产业转移新特征，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提供有益的支撑。

 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的全新视角，利用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探究了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政策对下游制造业 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可能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上游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显著促进了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使用不同时期样本以及采用不同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②服务业开放与下游FDI溢出效应的关系受到异质性影响，服务业开放对下游FDI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具有较低吸收能力和较高吸收意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相比生活型和公共型服务业开放，生产型服务业开放更能促进下游制造业 FDI技术溢出。③机制检验发现，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要素和中间品要素供给以及提升地区产业集聚和企业分工水平等渠道对下游 FDI 溢出效应产生积极影响。④进一步以服务业金融开放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表明，扩大上游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高下游 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水平。文章的研究对于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上游开放政策与下游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以内循环为主，构建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结构多元的高质量外循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新发展格局中，东道国市场需求不仅是外循环伸展的基础动力，同时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地理分布的关键因素。文章主要探究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及其周边国家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的经济联系，瞄准以下三方面：第一，分析东道国市场需求对中国OFDI的定量影响；第二，引入“第三国”效应，实证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对中国在东道国OFDI的空间经济影响；第三，引入经济复杂性变量，剖析其在东道国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首先，我国 OFDI整体上呈现趋近东道国市场需求的特性，东道国经济复杂性强化该特性。其次，引入“第三国”效应后，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周边国家旺盛的市场需求会刺激中国对东道国投入更多OFDI；最后，引入经济复杂性的空间溢出效应被促进，说明加工体系越完善、技术水平越高的东道国不仅依据自身特性吸引中国OFDI，而且辐射其经济影响，帮助周边其他东道国获得中国投资者青睐。文章研究不仅丰富了新兴国家OFDI投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探讨，而且为新形势下我国OFDI发展逻辑寻找历史与经验依据，并结合新发展格局价值内涵为OFDI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文章通过构建市场潜力指标反映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2007—2020年城市与企业层面的匹配数据，考察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市场潜力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国内市场潜力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和促进专业化分工来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国内市场潜力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市场潜力具有虹吸效应，邻接城市的国内市场潜力会降低本地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国内外市场协同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数字经济有效缓解了该不利影响。该研究不仅为市场潜力的生产率效应提供新的微观经验证据，而且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城市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城市运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高铁的快速发展不仅加强了城市间的交通联系,也促进了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发展。尤其在大都市区乃至城市群内部高铁出行日常化、公交化的背景下,城市内高铁站点的选址对于提升城市效率往往有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历史上铁路站点的选址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历史条件下的高铁站点选址远郊的现实原因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目前城市发展和高铁出行不断增加的现状,讨论了大城市中心城区建设高铁站点的必要性,并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分别从"站"和"城"两维度对中心城区高铁设站的效益(交通网络效益和经济集聚效益)进行分析,结合对重庆北站和重庆西站为实证案例的成本分析,探讨"站-城"融合视角下的中心城区高铁设站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