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损失厌恶与偏好异质性——来自神经经济学的证据 2.产权制度的起源与禀赋效应 3.信任的测度

本文通过梳理近四十年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成果，从中提炼出一个关于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偏好内生于人的认知过程，既具有自利性，又具有社会性。自利偏好和社会偏好内在互动，可能相互挤出，也可能相互挤入，这种互动关系决定了人的行为的复杂性。本文认为，这种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足以形成新古典范式中理性自利偏好的替代性假设，从而，行为范式足以成为新古典范式的替代性理论范式。

中国改革最基本的经验是以开放为改革提供压力、动力、标准和经验，是动力中的原动力。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启动市场化导向改革，必定营造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上海自贸区则是以开放促改革的最新前沿试验场。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给中国造成了改革国内体制的外部压力，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上海自贸区为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做历史性准备。作者认为，2017年左右将是中国金融风险聚集期。人民币升值到1：5.5左右，房地产泡沫难以维持，政府债务接近警戒线，香港政治动荡加剧，美国停止量化宽松美元走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和金砖国家经济调整。此时如外资大规模撤资，人民币可能在香港贬值，超过在国内贬值幅度。人民币贬值预期将促使资本继续外流，房地产泡沫破裂。上海自贸区没有自己的货币，比香港容易控制。在区内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不可能不设二线与国内隔离。自贸区内人民币汇率会与香港套平，与国内人民币汇率不能拉平。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美元可能到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流通，这是一种化解外汇风险的方式。上海自贸区内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不会带动人民币总体自由兑换。反而发展上海自贸区，在客观上有规避香港金融风险的意义。

铸币税是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凭借着发行货币的权利而得到的一种类似于税收的收益，而国际铸币税则是一个国家凭借着本国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所获得一种类似于国内铸币税收益。国际铸币税收益有流量和存量之分，美国凭借着美元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获得了巨额的国际铸币税收益。但是，国际铸币税在性质上是一种债务，一旦美国经济地位下降，美国将返还以前的国际铸币税收益，从而有可能对持有美元的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也可能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行为经济学家通过经验观察发现了个体风险决策中的损失厌恶现象，从而对经济学理性假说的公理体系构成了挑战。我们运用神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技术，从因果关系角度进一步验证了损失厌恶的神经机制。我们的研究发现，大脑神经系统对收益和损失的信息处理是非对称性的，从而使风险决策者的偏好表现出明显的逆转；但在给定的情境（收益或损失）下，决策者的行为偏好仍然服从一致性公理的要求。这一研究结果既可以拓展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偏好的传统认识，又可以容纳行为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偏好的经验观察，从而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式。

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将会引起其它国家相应政策一定程度的调整以及世界经济的变动。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广东省对美国贸易总额占全国对美贸易总额的30%左右，美国实施出口倍增计划对中国特别是对广东的外经贸发展必然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广东的应对措施主要应包括：继续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抓住机遇，建立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出口企业的广泛联系；重构广东的自主创新战略；提高出口商品价格，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出口成本增加的压力；发挥制造业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注重国际市场安全研究，加强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保护海外利益。

经济学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每一次“革命”都提出了与之前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的研究范式，而每一次“综合”则把前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统一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这种以“革命”与“综合”交替形式出现的经济学创新模式，既反映了人类经济历史不断前进的步伐，也反映了人类思想历史不断深化的过程。本文首次提出了现代经济学第四次革命和第四次综合的概念，并对第四次革命、尤其是第四次综合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的阐述。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家尽快融入这场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理论创新思潮。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的流动是在全球市场一体化和国内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出现的。规模日益庞大的流动劳动力以流向东南沿海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但由于户籍、土地等制度的制约，劳动力流动短期特征明显，但趋势又是长期化，因此，形成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早期的实证研究注重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政策环境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流动，较新的研究从人力资本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角度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提供了新的见解。但是，如果要解释中国劳动力流动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就需要在制度约束和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研究社会互动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这些研究，有效推进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应该包括以提高教育为主的经济政策、以促进信息交流为主的社会政策，以及推进城乡融合为主的制度变革。

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同样是高福利国家，北欧国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失业率以及相对健康的财政状况，而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却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分析其中原因，有社会信任感差异很大，导致税收和社保制度的执行效果不同；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失调，导致高福利制度依然未能缓解南欧国家的收入分配悬殊；超越财政支付能力的社保支出规模、教育与就业政策出现偏差以及规模庞大的地下经济和盛行的家庭养老模式等都严重制约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这些教训为我国社保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受中国文化影响，董事在决策时存在关系差序偏好，加上群体决策时的羊群行为，会影响董事会独立性，加剧对公司的掏空。本文以资金占用和盈余管理作为掏空的代理变量，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中存在某种可观测的关系结构会加剧掏空，且在关系差序偏好的作用下，随着关系结构的强弱，掏空的形式或掏空的程度会有所不同；董事长变更会导致关系格局发生改变，加剧资金占用；领取报酬的董事数量越多，羊群行为越易形成，资金占用额越大。

随着内地与港澳更紧密贸易关系安排(CEPA)政策的出台，粤港澳经济合作特别是服务业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针对这一现实，本文从服务贸易自由化 等概念出发，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的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模型，根据香港与内地生产者服务贸易特点的相关变量，对CEPA政策实施的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现状、问题及现实路径。研究表明，大力引进港澳服务业，特别是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切实促进前海、横琴等试验区发展，全面落实相关政策的衔接以及相应纳税政策是促进三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其商业应用的深化，共享经济模式逐渐兴起。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共享经济提高了社会闲置资源的使用效率，增进了消费者福利，因而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广阔的前景。然而，基于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的共享经济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这不仅阻碍了自身的发展，还对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要维护市场秩序并使共享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必须改变原有的监管模式。论文通过分析共享经济模式的内涵和特征，探讨共享经济模式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提出有序、有效的市场要与有力、有度的政府监管进行高效协作，协同发展的观点。论文认为应该从分行业指导和管理、平衡创新与监管关系、改善基础设施及制度环境等方面提高政府对共享经济监管的有效性。

最近10多年来，随着一些非主流的新兴经济学科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一个新的、超越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本文对新兴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设方面的创新进行了阐释，这种阐释有助于我们前瞻性地把握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家尽快融入这场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理论创新思潮，从而缩短中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学术前沿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外资依赖特征。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这种遍及各类产业的外资依存度偏高现象并不能通过开放程度以及技术差距扩大而得到完整的解释。本文从中国转轨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了对民营经济的抑制与对外资部门的过度鼓励这两种主要的制度约束在外资依存度增加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由制度约束所引发的外资依赖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作为行为博弈的代表性实验之一，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公平分配方案的提议行为和响应者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行为表明人们具有超越经济人自利的公平感。本文围绕最后通牒实验，简要梳理了最后通牒实验的渊源、争议及其相应发展，同时对最后通牒实验中的公平感及其神经基础做了简单介绍，最后针对公平感背后的经济学解释介绍了一个实验研究。

非正规金融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组织形式，互助融资主要形成并运行于中国的乡土社会，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人际信任机制如互助与亲缘利他、人情、面子、熟悉、定栖等维持着互助融资的正常运行。文章以温州苍南龙港镇新渡村为例，运用问卷调查与非结构性访谈两种方法研究了中小企业互助融资的运行机制以及风险控制机制。通过对新渡村的调研发现，超过熟人的边界或者脱离人情机制，互助融资将可能出现倒会并引发大范围的风险。伴随着社会转型，乡土社会的人际信任逐渐向制度信任转变，互助融资的运行机制也发生相应的转变，但实际情况表明，中小企业互助融资的正常运行仍然依靠乡土社会的人际信任机制来维持。

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FDI技术溢出对于制造业内资企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行业内的水平溢出，还是行业间的垂直溢出，FDI都对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中间产品贸易对于FDI外溢效应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垂直方向，其中前向溢出效应有所减弱，而后向溢出效应得以增强。对于中国的不同部门而言，由于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从而对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效应产生影响。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从收入阶层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截至 2018年，我国仍有 68.67% 的家庭处于低收入阶层，“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缓慢；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三，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理财参与和就业水平提升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并且与城镇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相比，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中更强。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据。

本文利用2002年的CHIP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家庭的股市投资行为。考虑到参与成本和异质性，本文使用Heckit模型来考察家庭股票数量与份额的决定。结果表明，家庭股市参与的概率与家庭的总财富水平、户主的收入以及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户主的年龄呈倒U型关系。收入、财富水平和年龄对于家庭购买股票的数额也有类似影响；但教育水平的影响有所减弱。而对于股票在家庭总资产或金融资产中的份额，年龄和教育的影响在大部分模型中不显著；财富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

随着经济学实验室实验的广泛应用和发展，田野实验这一更贴近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实验也开始成为一种流行的实证研究方法。本文对田野实验的兴起、概念和分类作了具体介绍和叙述，并报告了我们已经开展的两个田野实验研究实例的研究思路、实验设计和实验结果。

中国资本市场已进入全流通时代，股价的变动是否会影响公司的并购行为尚无定论。本文选取2007-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通过Probit回归模型，验证了市场错误定价假说。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股价错估是驱动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股价被高估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发生并购活动，并利用公司层面的短期股价高估主动发起并购。

本文将影响中国出口的因素分为要素投入和内在约束两个部分。首先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出口模型，然后利用该模型估计了要素投入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程度，以及各种制度因素对于出口约束和出口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估计了出口效率。结果表明：首先，政府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直接投资和改革进程的推动都有利于缓解当前的出口内在约束。而后两者则倾向于增加出口的不稳定性；其次，省区之间的出口推动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东西部地区的投资推动作用显著，而中部地区的投资对于该地区的出口作用强度稍弱，由此也说明中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出口潜力。

融资约束的存在要求企业持有必要的现金以预防可能的流动性冲击。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融资数量的硬约束——信贷配给视角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及其经济后果的考察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流动性冲击下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持有高额现金的原因出于在信贷配给约束下的预防性动机；在遭受流动性冲击时，增持现金对民营上市公司具有正向的价值效应，且信贷配给水平越高的企业这种正向效应越显著。

工作形塑是个体在工作或者人际关系中，做出的生理或认知方面的改变。它是员工自下而上改变自身工作内容和行为规范的过程。工作形塑从概念上可以分为三维观和四维观两种观点，且目前的测量工具多依托于四维观进行开发与修订。本文从个体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个体和环境交互作用三个方面梳理了工作形塑的影响因素；从积极行为结果和消极行为结果两个角度梳理了工作形塑产生的行为结果。最后，结合研究现状，提出了工作形塑的未来研究方向。

凯恩斯革命颠覆了平衡预算的古典财政原则，而代之以倾向于赤字扩张的功能财政，功能财政下产生的预算赤字实际上是借助公债货币化来弥补的，由此，铸币税、通货膨胀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深刻地引发了税收国家的危机。本文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这一理路发展，并从财政立宪和货币立宪的角度审视了现代国家的建构问题。

本文利用1998-2008年沪深两市378家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总样本，通过构造Dynamic Panel Data模型，应用广义矩法估计（GMM），探究宏观经济环境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宏观经济不仅影响公司的目标资本结构，还作为外生的冲击，作用于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宏观经济繁荣时，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越快。当考虑融资约束时，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但不受融资约束的公司比受到融资约束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

判断我国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成效如何，可以通过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予以回答。为了克服传统（宏观）方法估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本文从微观角度，利用汽车企业数据完成了对汽车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并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法、Olley&Pakes法与Levinsohn&Petrin法等多种方法的横向比较，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结果显示，1999-2007年我国汽车行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升，细分为各控股类型、各子行业研究亦是如此；国有控股汽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低于非国有控股汽车企业，但由于上升较快，逐步与非国有控股企业趋同。由此说明，“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已取得实效，汽车产业正从“引进—吸收—消化”向“创新—超越”转型，继续加强技术研发，构筑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

本文利用我国1971-2008年的样本数据，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消费、人均国民总收入和外贸依存度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计量研究。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能源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存在长期和短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ARDL估计结果表明，人均能源消费量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解释力度最大，其次是人均国民总收入和对外贸易，并且推导出了一个持续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模型，最后给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本文利用政府质量数据库和宾大世界表等数据库的数据，借助了动态索罗增长回归模型，研究了政治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发现，政治平等不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政府支出和通货膨胀的表现也有明显的改善。对政治平等多角度的测量和排除异常值的干扰后的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宗教信仰热”。本文基于河南嵩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利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村居民信仰选择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风险和个人社会保障水平都对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选择具有重要解释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重点关注了农村居民“因病信教”的内在逻辑，并指出政府长期从农村退出致使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已导致农民面临的健康风险明显增加，从而在很大程度助推了宗教信仰在农村的“复兴”。

为分析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本文应用当前新开放经济学主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两国模型的研究方法，通过引入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粘性的价格调整方式，模拟了在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供给冲击和以货币冲击为代表的需求冲击下汇率的波动，进而用来拟合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结果表明相对于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拟合比较好，这表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解释和预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合理途径，也给我国的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提供了明确的导向。

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中国31个省份1995－2008年的农业效率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影响农业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地区的农业无效率水平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产出无效率、役畜投入无效率和播种面积无效率是中国农业无效率的主要来源。1995－2008年中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5.58%，主要体现于技术进步和技术规模变化。东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最高。农业从业人员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农业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机械化的普及有利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的地区差距由来已久，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还体现在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上，早期的研究呼吁利用转移支付的形式来促成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在缓解地区经济差距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不如人意，虽然转移支付部分激励了地方政府提高公共品的水平，但是没有证据显示地区之间的财力差距因此而缩小，并且转移支付诱导了地方政府盲目扩大自身的人员规模，降低了地方的财税努力。因而未来的改革既要涉及到转移支付体制本身，也要涉及到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的建设，要优先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干预的方式促成区域平衡发展，以最大限度降低增长的代价。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员工为什么会建言，而什么因素决定领导纳言这一问题却被忽略了。本文基于社会说服理论的详尽可能性模型（ELM），深入探讨建言策略与建言行为的交互作用对领导感知及领导回应的影响。通过对258名员工及其直接领导的追踪调查发现，下属建言时，采用理性说服策略有助于领导产生建设性感知。领导的建设性感知对建言采纳与建言征询都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对企业中的建言行为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同时对建言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外围”理论出发，利用中国城市级面板数据，以港口城市上海、香港、天津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城市在都市圈内的地理区位与该城市人均GDP的关系。研究发现，珠三角与长三角都市圈内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到大港口距离间存在“∽型”的三次曲线关系。在到大港口的一定距离范围内，集聚力超过离散力，距离核心城市越远，人均GDP越低，但当距离远到一定程度时，离散力就越来越强，出现人均GDP的第二个局部高点。因此，“∽型”曲线的第一个谷底点以内的区域就可以作为都市圈的辐射范围，而曲线第一段地理与人均GDP的负相关系数则可以作为核心城市的相对集聚力的度量。本文的主要发现是，长三角都市圈核心城市上海的辐射范围和集聚特性要稍强于珠三角都市圈，而环渤海湾都市圈暂时仍然是多个港口城市共同起到辐射作用的城市体系。

目前中国股市还存在较多制度性缺陷，股价波动频繁且暴跌风险较高。本文以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作为激发机制的货币政策以及作为外部生成机制的股票流动性对中国股票价格暴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股票流动性与公司股票价格暴跌风险具有显著的敏感性，即随着股票流动性的下降，公司股票价格暴跌风险显著上升；货币政策越宽松，股票价格暴跌的风险越大；而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了股票流动性与股票价格暴跌风险的敏感性。区分市场势态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市场为熊市时，股票流动性对股票价格暴跌风险的影响更显著，货币政策的放松越容易激化股票价格暴跌风险，且对股票流动性与股票价格暴跌风险的敏感性的放大作用更为突出。

本文利用1990-2007年的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在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我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基于FDI和进口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的技术溢出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生产率的增长，但随着FDI和进口量的增加，其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递减的。人力资本对提高生产率，加快生产率增长速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来自中国8省农户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子女教育对于农户消费的影响。经验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1.有在校子女的农户人均消费支出比没有在校子女的农户平均要低10%左右，并且在校子女越多，农户人均消费的下降的幅度越大；2.非义务教育阶段子女教育对农户的负担明显加重，有子女上大学的农户，比其他有在校子女但未在大学的农户人均消费水平还要低14%左右；3.越是贫困的组别，子女教育对于农户消费的影响越是强烈，在收入五等分组的最低组别，1个在校子女使得其人均消费降低15%左右，而在最为富裕的两个组别则对农户消费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