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评估我国跨境电商供应链风险是应对国际贸易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课题。借鉴社会学的文本分析法，文章结合跨境电商的运作流程及其供应链特点，从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三方面，将跨境电商供应链风险归纳为三个维度、9个二级变量的风险指标体系；并以社会关注度、词频出现频率等文本意义来标示风险程度与发生概率。基于OWA算子加权平均法对风险体系的初步评估，深入剖析我国跨境电商供应链风险的影响程度和逻辑关系；最后，采用浙江298家跨境电商数据以及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风险体系的有效性与置信度。结论表明：基于文本分析法的跨境电商供应链风险评估体系，能够有效地呈现新国际贸易环境下供应链的风险信息，其具体风险排序依次为物流管理系统不稳定风险、管控政策风险、通关风险、信息扭曲风险以及信息安全风险等；从而，也有助于供应链的风险管理。 

中国工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资源错配在行业间还是行业内更为严重依旧悬而未决，行业间和行业内错配对总量生产率损失的影响如何也亟需深入了解。文章以 Hsieh and Klenow（2009）模型框架为主体，引入Aoki（2008）的研究逻辑，建立一个同时分解行业间和行业内资源错配的分析框架，采用1999—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行业间和行业内资源错配对行业 TFP 以及总量生产率的损失。研究发现：（1）资源错配指数和产出、生产率增长潜力在不同的行业部门间差异较大。在资源错配指数和TFP改善潜力上：重工业>轻工业；高技术型行业>低技术型行业>中等技术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下游行业>上游行业；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2）要素错配降低了工业整体产出或TFP，即使不增加投入，通过有效消除行业间以及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扭曲，可使得工业产出提高21.5%。（3）资源错配使得工业TFP（对数值）损失了3.79，行业间的效率损失要高于行业内企业间的效率损失，行业间效率损失占总效率损失的53.08%，行业内企业间的效率损失占46.92%。研究明确了行业间与行业内的资源错配对工业总产出损失的影响大小，为中国工业界资源错配的论断提供了微观依据，也为中国工业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指导。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在当前阶段尤其值得关注。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的独特场景，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首先，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底线估计大致相当于产业政策直接效应的40%左右，以往研究只关注直接效应而忽视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产业政策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的实际效果。其次，文章提出并识别了知识溢出效应和财务溢出效应两个潜在影响路径，进一步发现知识溢出对下游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更大，而财务溢出对下游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更大。再次，产业政策通过供应链溢出效应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供应商-下游企业地理距离较近、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以及地区制度质量较好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这进一步强化了文章的机制逻辑。最后，产业政策通过供应链溢出效应促进下游企业创新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国家产业政策层面。文章从供应链溢出效应视角进一步丰富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对更全面地评估并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创新激励效果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文章结合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理念，采用分层因子模型对中国各地理层级的质量型经济周期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时变因子模型对一省经济增长的量质贡献进行详细分解。研究发现：第一，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在新常态之前具有逻辑一致性，在此之后，不同于数量周期的下行，上行的质量周期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之时达到波峰；第二，东北和中部地区是全国质量型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诱因，其域内省份的异化特征也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则起到熨平周期的作用，其域内省份的协同机制最为成熟；第三，对于大部分省份来说，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基本呈现协同促进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已基本奠定良性高质量发展的基调。 

在着力改善双向循环经济结构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返乡创业潮为深挖农村消费大市场和激活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文章借助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在利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等多种方法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在作用路径上，返乡创业不仅能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还能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进而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进一步释放。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活动对中西部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消费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同时，返乡创业不仅能增加家庭消费多样性，促使农村家庭消费由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倾斜，还可以改善当地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状况，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由此，在有序扩大返乡创业试点实施范围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提升劳动力创业能力和优化农村创业环境，为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和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提供有利条件。 

危机期间，由于价值链传导中“长鞭效应”的存在，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的企业将面临越大的出口冲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面临外部冲击时需要通过退出价值链或缩短供应链以降低“长鞭效应”的危机传导呢？企业又该如何降低“长鞭效应”对出口的冲击，提升出口韧性呢？有鉴于此，文章首先建构了一个能够反映外需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出口韧性产生影响的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接着，通过出口企业风险抵抗能力这一指标的构建来对抵御期及恢复期的不同出口韧性加以区别刻画，并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运用 2008—2013 年工业企业、海关以及UIBE GVC Index数据库，来对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企业出口韧性的作用方向及机制加以检验。基准结果表明：由于价值链分工下“长鞭效应”的发挥，随着制造企业嵌入价值链的加深，企业的出口韧性会随之降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则进一步表明，价值链长度的缩短以及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的提升能够从不同程度显著缓解价值链嵌入加深对企业出口韧性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内生性检验和企业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对于基本结论同样给出了证据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然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到底新在哪里？它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怎样的制度关联和制度差异？文章通过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回溯，并基于演化与比较制度视角，援引修正的“制度结构—行为努力—经济绩效”的分析框架，探究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在内涵、功能和成员属性及其资格获得，组织属性及其法人特征，产权特点及其实现形式，外部对接机制及其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差异。文章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由成员同质性向成员异质性，由政经合一组织向单纯经济主体，由“一大二公”、产权固化向产权明晰、产权开放，由村社法人地位缺失向特别法人地位等制度方向演进，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多元化、外部连接机制和治理机制呈现市场化等多维特征。新时代，以集体产权为纽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日益丰富其实现机制，日益拓展其“集体经济+”的经济连接机制，为乡村组织振兴和能力提升带来新的契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取向，需要兼顾集体产权逐利性和社区公共服务集体供给要求，确立其社会企业组织属性，支持产权开放性探索以促进经营创新，推行集体经济环境优化和内生能力建设双轮驱动，建立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经营机制，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开放式经营“双重委托代理”机制，推动建立市场经营潜在风险的隔离机制。 

基础研究能推进工业绿色增长吗？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研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以 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算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衡量工业绿色增长，并利用中国2005—2018年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显著促进了中国地方工业绿色增长，而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地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该结论在进行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各个城市2002年研发机构数量和1958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和“省部共建实验室”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不仅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而且长期效应也很明显。而且，基础研究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工业能源消耗、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提高工业产品技术含量等途径和机制实现的。基础研究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对省会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来说，基础研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对重污染工业行业和低技术密集度行业来说，基础研究的作用效果较弱。本文验证了基础研究对地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创新发展理念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关系，这对中国正在推进的工业绿色发展和正在加强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措施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文章立足于数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这一基本事实，以大数据作为研究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立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大数据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大数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直接效应表现为新任务创造和自动化扩张效应，且新任务创造效应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而自动化扩张效应会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降低。间接效应表现为自动化加深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且两种间接效应均能有效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大数据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仅存在于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此外，大数据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而非企业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来改善劳动收入内部分配结构。文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数据要素如何改变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为政府部门强化大数据在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提供了决策参考。 

校企合作是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方式，是企业寻求外部创新的主要渠道。文章以2007—2020年中国A股高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手工整理的校企合作数据，以渐进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校企合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后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增加了21.4%，实现了企业创新专利结构由低质量向高质量的转变，并且创新促进效应随合作强度增加而增加。其作用机制是，校企合作推进了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的扩张与深化、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并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创新促进效应在与高层次院校、本地院校合作时更大，但相比于与高层次院校合作，选择本地院校可能更为重要；进一步分析发现，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会通过创新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在5年内呈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文章为理解校企合作与企业创新以及企业价值提供了新思路，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与校企合作支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益参考。 

产业规划为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重要推力，是政府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良性协作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不同层级政府的政策实施方向则体现了国家发展战略与地方比较优势之间的平衡。文章基于海关数据和重点产业政策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探究央地产业规划差异对出口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渠道。结果表明，中央产业规划通过提高一般贸易的国内增加值率（DVAR）来推动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而地方产业规划则通过提高加工贸易的DVAR这一折衷路径来实现升级效应。此外，还发现升级效应在企业所有制类型和经营规模中存在异质性，而国内要素占比、生产率和创新效率是传导差异升级效应的重要渠道。文章揭示了不同层级政府在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中的差异化效用，为未来产业规划政策的实施空间与调整方向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Trust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but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its generation and application mechanism，it has remained outside the framework of orthodox economic analysis. The birth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s a“trust-making machine”has revolutionized the traditional trust system and made the operation of trust to be traceable.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that directly graft blockchain to specific products or organization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ntry point for integrating blockchain trust into the real economy should be in the labor market. Similar to labor and human capital，trust is the“third dimension”that determines the value of workers. Therefore，this article analyzes digital trust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creativel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trust capital”.Blockchain technology，by enhancing the“trust capital”of workers，forms a labor market with trust differentiation，which in turn leads to a differentiated product market，and finally achieves the combination of blockchain trust and real economy. 

研究创业者的身份构建过程有助于全面理解创业行为。“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女性产后再就业问题成为破解生育难题的关键。实践中发现一群母亲选择通过创业来回归事业，已有研究对这部分群体关注不够。文章基于女性裂变创业实践，构建“女性裂变创业者身份构建过程”模型。结果显示，女性裂变创业者身份构建的过程包括四个关键环节：身份模糊、身份调整、身份适应、身份维系。其中，兼顾自我价值实现与承担育儿责任是女性进行裂变创业的主要动因，先前母体企业工作经验的赋能以及自身独特认知是女性实现身份调整和适应的关键，实现创业、家庭和社会层面上的认可是女性成功构建创业者身份的重要标志。这些发现补充、完善了女性创业、裂变创业、身份构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给予一定的现实启示。 

从技术创新和企业价值链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7年到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从技术创新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应用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对大企业、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而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结合企业价值链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的应用也均通过技术创新显著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市场营销智能化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大一些，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对于价值链为生产者驱动型的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环节的人工智能应用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价值链为购买者驱动型的产业，市场营销智能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这也主要是因为市场营销智能化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部门要着力构建促进企业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同时针对不同产业领域企业智能化转型需求的重点，分行业出台企业智能化转型指导方案。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关键力量，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键因素，而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各地发展不均衡不一致现象逐渐显现。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邻里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在促进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同时，遏制了邻地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且遏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上；城市创新能力越强、绿色发展程度越高，试点政策对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遏制作用越突出，这就造成了“以邻为壑”的不平衡局面。传导机制上，试点政策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本地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抑制邻地产业结构升级并挤出邻地外商直接投资遏制了邻地绿色技术创新。邻里效应分解进一步表明，试点政策对邻近控制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遏制作用，而处理组城市之间表现出正向溢出效应。文章对进一步完善相关低碳政策、促进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平衡发展提出了可行建议。 

在新发展阶段，企业参与是巩固拓展扶贫成果和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环。文章揭示了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受到同地区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影响。竞争机制能够解释精准扶贫同群效应：行业层面，竞争更加激烈的行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更加明显；地区（省份）层面，地区精准扶贫工作获奖传递了竞争信号，激励该地区更多上市公司模仿精准扶贫决策。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在精准扶贫工作上起到了表率和引领作用，能够带动非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此外，行业龙头的精准扶贫决策起到示范作用，行业内其它上市公司通常会追随行业龙头的精准扶贫决策。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使用上市公司平均异质收益作为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估计方法、剔除金融行业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同群效应的影响结果来看，精准扶贫是可复制的扶贫模式，上市公司的模仿行为有利于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降低债务成本、增加销售，最终提升企业业绩，实现与贫困地区协作共赢。文章对于我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振兴存在诸多约束，应该充分发挥企业的同群效应，促进企业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识。现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展开了诱因识别，其中较少的研究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式下展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潜力，在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下，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深化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变量。文章首先从理论上解构资本有机构成深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经济逻辑，进而利用2004—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资本有机构成深化形成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诱因，这一结论通过了格兰杰因果分析、工业企业口径下的再检验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显示，在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下，资本有机构成深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边际效应得到了强化。进一步的机制研究显示，静态视角下资本有机构成深化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态视角下，与禀赋结构相偏离的资本有机构成深化使得要素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此种“错位”也引导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地自我调整，诱使企业和社会内生出技术进步以矫正要素配置扭曲状态。文章所得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政府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拓宽企业本土供应链的空间布局，对提升供应链质量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OFDI和企业本土供应链布局调整为研究视角，发现OFDI能够扩大企业和本土供应商之间的地理距离，拓宽本土供应链的空间布局。OFDI的技术获取效应、国际市场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是OFDI影响企业本土供应商地理距离的三个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OFDI对企业本土供应链布局的地理距离扩大效应在非国有性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以发达国家为投资目的地的企业中作用更强。此外，东道国特征会对OFDI的本土供应商地理距离扩大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当东道国政治风险越小，与母国文化距离越大，制度距离越小时，OFDI对企业本土供应商地理距离的扩大作用越强。该研究丰富了OFDI和企业供应链的研究视角，为畅通国内要素市场和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参考。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变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取得了经济“增长奇迹”。近些年来，国家对于经济发展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单纯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还要关注环境保护与区域协调发展，以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对于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能否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文章选取中国2003—2021年 282个城市的数据，使用技术选择指数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引入政府和市场以探究两者的作用。文章实证结果表明：遵循比较优势显著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政府和市场均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而且两者的协同效应明显；东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及发展水平较高城市中，遵循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对促进我国各地区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一是各地需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是立足于比较优势，加强地区间合作，积极融入国际市场；三是选择适宜的创新策略，避免盲目自主创新；四是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五是完善环境治理机制，健全环境治理体系。 

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助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作为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厘清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及经济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利用LandScan人口分布数据测度了城市多中心度，以此度量城市空间结构。并结合2011、2013、2015与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异质性劳动力在城市内部空间不均衡分布这一理论视角识别了城市空间结构对技能溢价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否考虑住房成本，城市多中心结构均会带来技能溢价，这一结论在替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后仍然成立。为进一步识别多中心结构对不同学历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文章根据劳动力学历对其进一步细分，发现城市多中心化发展会提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但对大专以下学历劳动力工资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地，文章结合集聚效应与选择效应的相关理论，从异质性劳动力在城市内部空间不均衡分布这一理论视角检验了城市空间结构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机制，发现城市主中心舒适的生活环境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拉力与其高昂的生活成本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推力共同导致技能溢价。该研究为我国“十四五”期间调整并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城镇化提质增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全球创新活动网络化特征凸显的现实背景，以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专利文本以及国泰安（CSMAR）上市企业数据库，考察美国出口管制体系中实体清单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出口管制通过阻碍知识在全球创新网络中流入中国企业抑制企业创新。但出口管制对创新的抑制更多体现为降低产出数量而非破坏产出质量；第二，区分企业异质性特征后，出口管制时创新的抑制效应主要发生在产业链上游企业、融资约束水平高的企业以及有海外业务布局的企业；第三，企业自身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以及加强与国内企业间的创新协同，政府对企业发放研发补贴，都是缓解出口管制对企业创新抑制作用的有效措施。该研究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出口管制领域文献的研究内容，从全球创新网络参与这一视角考察了出口管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研究结论的政策内涵丰富，对进一步提升我国科技创新领域自立自强能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生态等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进一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国家审计治理是国家八大治理体系之一，会通过改进政府行政影响市场环境，进而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理论分析表明：国家审计治理主要通过成本附加效应和竞争强化效应两个关键作用机制，对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产生积极作用，但其作用力会因地区法律制度环境和制度成本差异等而表现出异质性。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计量检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假说的正确性。此外，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国家审计治理与社会审计监督，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中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文章研究不仅从国家审计治理的特定维度，为深刻理解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阐释和科学证据，而且具有重要政策含义：更好发挥国家审计治理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不仅需要进一步强化国家审计治理自身，还需要在优化地区法律制度环境、破除地方保护,以及加强与社会审计监督协同作用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弱势创业者是最需要帮助也最易被忽视的群体之一，其创业行业选择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塑造着新创企业的绩效潜力，关系着创业和个体幸福双重质量，是创业与民生领域的交叉课题。研究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视角，探索“为了生活”的主动观下弱势创业者的行业选择机制及其作用的边界条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弱势创业者倾向于进入低门槛行业创业，其在低门槛行业创业能够感知到更高的经济满意度和生活选择自由度的提升；高层次需求将提升个人需求与环境供应的匹配度，进而增加其进入低门槛行业创业的可能性；而弱势创业者的过度自信所引发的环境要求与个人能力匹配度的感知偏差，将增加其进入高门槛行业创业的可能性。研究结论表明，弱势创业者进入低门槛行业是出于个人—环境匹配且能够实现幸福感提升的理性选择。这挑战了现有文献中弱势创业者因资源匮乏被迫进入低门槛创业的隐含假设以及弱势创业者在低门槛行业创业低绩效、低创新、低增长导致低价值的刻板认知。文章对指导弱势创业者的行业选择，推动实现包容性增长有启示意义。 

文章通过对“内卷-竞争”的量化识别分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同龄群体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拓宽竞争方式与竞争范围营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缓解了“内卷”带来的努力收益回报下降的不利影响，使同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逐年收敛趋势且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降低了40岁以下群体的同龄收入差距，但对40岁以上同龄群体的作用却相反。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的工作用途和机会型创业两条竞争路径更加强化了对同龄收入差距的收敛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同龄群体中，相比中等技能水平群体，低技能和高技能水平群体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数字经济对农村群体的收入促进效应更大；同时，女性受益于数字经济的收入溢价更高。因此，加快数字化进程，使同龄人不同群体充分享受数字经济红利，对缩小同龄收入差距进而迈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解释。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路径和具体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实现更高水平国际循环的重要抓手，更是新时代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和平台。文章基于2010—2017年《全球正义指数报告》和世界银行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社会稳定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从沿线国家社会稳定视角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效应补充证据。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促进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性，且影响幅度呈逐年递增的动态变化趋势。机制检验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快沿线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提高了其人均收入水平和就业率，通过“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两条路径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社会稳定性的促进效应存在地域和国家层面的异质性，在与中国不邻近和社会稳定性较差的沿线国家表现出了相对较弱的治理效应。文章不仅丰富并补充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研究，而且为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学理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政策有助于实现中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文章使用2009—2018年UN Comtrade产品级别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该结论通过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同时，文章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同时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的经济机制与提升文化认同的文化机制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产生影响。最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集中于文化消费品而非文化收藏品。文章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文化产品出口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焦虑心理成为当下的一种普遍社会心态，社会焦虑对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和机理并不清晰。文章探讨了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引发的焦虑心理对农村家庭储蓄率造成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上偏社会比较引发的焦虑心理会显著提高农村家庭的储蓄率，这一结果在更换自变量赋值方法、剔除不显著工具变量和更换数据集等方法下依然稳健。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互联网引发的焦虑心理会造成个人对自身更低的主观经济地位评价，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农村家庭消费结构中的非生活必需品消费比重会降低，从而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储蓄率；另一方面，对互联网的上偏社会比较效应异质性的实证检验发现，互联网作为传播媒介会造成易焦虑群体相比于不易焦虑群体主观经济地位的大幅下降。本研究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结合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理论对家庭福利进行了刻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家庭福利水平进行了更加精准的测算，在此基础上研究家庭负债与家庭福利的关系，取得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发现：第一，发现了家庭杠杆率与家庭福利水平的倒U型关系，即当家庭资产负债比达到一定比例（4.65）后，负债对家庭福利的影响从正向转为负向；第二，家庭负债类型对于家庭福利的影响不同；第三，家庭人力资本投入在家庭负债行为和家庭福利水平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即负债通过解决在消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提高了家庭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从而改善家庭福利。文章的研究为家庭做出合理的金融决策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思路和启示。 

文章从“稳投资”的角度，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集团成员企业在应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时的积极作用：与独立企业相比，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通过提供成本更低、财务灵活性更强的内源融资实现了对外部资本市场的替代，因此集团成员企业对宏观经济波动引致的外部融资环境变动更加不敏感，进而使其投资呈现逆周期性特点；进一步地，在投资机会高、内部资本生成率低或者现金流波动性大的企业中，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融资约束进而“稳投资”的功能更加显著；文章的结果证实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其他机制的影响（企业金融化、内部劳动力市场、代理问题、投资机会敏感性、大企业集团的影响）。因此，文章的研究验证了企业集团在应对宏观经济波动时“稳投资”的作用，并借助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深化了宏观经济波动向微观企业传导机制的研究，这对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以及实现“六稳”工作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文章基于行业竞争场景，在企业层面检验了产品服务系统（PSS）差异化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样本取自中国财产保险行业2009—2019年间的面板数据，共涉及56家在中国大陆提供财产保险服务的公司。研究发现，PSS差异化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呈现 U 型关系，竞争地位对以上主效应具有中介作用。从全国统一大市场视角看，市场分割作为中国本土管理情境中的制度变量，对PSS差异化和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具体地说，在PSS差异化程度较低时，市场分割程度的增加会削弱PSS差异化对企业违规行为的负向影响；在PSS差异化程度较高时，市场分割程度的增加会增强PSS差异化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正向影响。该研究聚焦于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中的突出现象，批判吸收了西方学术界现有的伦理决策模型，研究结论为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机理和边界条件提供了更加符合中国管理情境的解释，也为行业市场上企业违规行为的干预和治理策略提供了理论参考。 

潮汕经济是近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与国内外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区域经济体之一。1949—2010年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机制和发展格局发生多次全局性更迭的时期。文章拟以这一时期潮汕经济为样本，通过对潮汕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因商而兴”还是“因工而盛”、资源配置机制是以“分散自主”还是以“集中整合”为主、空间格局是“单核多层”还是“多核多圈”这三个方面矛盾的历史演化过程展开分析，以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发展机制和发展格局的互动与组合，如何导致该区域呈现出对应的阶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