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评估我国跨境电商供应链风险是应对国际贸易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课题。借鉴社会学的文本分析法，文章结合跨境电商的运作流程及其供应链特点，从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三方面，将跨境电商供应链风险归纳为三个维度、9个二级变量的风险指标体系；并以社会关注度、词频出现频率等文本意义来标示风险程度与发生概率。基于OWA算子加权平均法对风险体系的初步评估，深入剖析我国跨境电商供应链风险的影响程度和逻辑关系；最后，采用浙江298家跨境电商数据以及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风险体系的有效性与置信度。结论表明：基于文本分析法的跨境电商供应链风险评估体系，能够有效地呈现新国际贸易环境下供应链的风险信息，其具体风险排序依次为物流管理系统不稳定风险、管控政策风险、通关风险、信息扭曲风险以及信息安全风险等；从而，也有助于供应链的风险管理。 

中国工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资源错配在行业间还是行业内更为严重依旧悬而未决，行业间和行业内错配对总量生产率损失的影响如何也亟需深入了解。文章以 Hsieh and Klenow（2009）模型框架为主体，引入Aoki（2008）的研究逻辑，建立一个同时分解行业间和行业内资源错配的分析框架，采用1999—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行业间和行业内资源错配对行业 TFP 以及总量生产率的损失。研究发现：（1）资源错配指数和产出、生产率增长潜力在不同的行业部门间差异较大。在资源错配指数和TFP改善潜力上：重工业>轻工业；高技术型行业>低技术型行业>中等技术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下游行业>上游行业；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2）要素错配降低了工业整体产出或TFP，即使不增加投入，通过有效消除行业间以及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扭曲，可使得工业产出提高21.5%。（3）资源错配使得工业TFP（对数值）损失了3.79，行业间的效率损失要高于行业内企业间的效率损失，行业间效率损失占总效率损失的53.08%，行业内企业间的效率损失占46.92%。研究明确了行业间与行业内的资源错配对工业总产出损失的影响大小，为中国工业界资源错配的论断提供了微观依据，也为中国工业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指导。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在当前阶段尤其值得关注。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的独特场景，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首先，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底线估计大致相当于产业政策直接效应的40%左右，以往研究只关注直接效应而忽视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产业政策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的实际效果。其次，文章提出并识别了知识溢出效应和财务溢出效应两个潜在影响路径，进一步发现知识溢出对下游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更大，而财务溢出对下游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更大。再次，产业政策通过供应链溢出效应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供应商-下游企业地理距离较近、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以及地区制度质量较好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这进一步强化了文章的机制逻辑。最后，产业政策通过供应链溢出效应促进下游企业创新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国家产业政策层面。文章从供应链溢出效应视角进一步丰富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对更全面地评估并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创新激励效果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文章结合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理念，采用分层因子模型对中国各地理层级的质量型经济周期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时变因子模型对一省经济增长的量质贡献进行详细分解。研究发现：第一，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在新常态之前具有逻辑一致性，在此之后，不同于数量周期的下行，上行的质量周期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之时达到波峰；第二，东北和中部地区是全国质量型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诱因，其域内省份的异化特征也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则起到熨平周期的作用，其域内省份的协同机制最为成熟；第三，对于大部分省份来说，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基本呈现协同促进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已基本奠定良性高质量发展的基调。 

文章基于2003—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首先，以测算的企业国内价值链长度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两个微观指标，表征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其次，按照已公示链主企业的标记、已公示链主企业的排序、一般性门槛指标的构建、全国链主企业的识别四个步骤，定量识别链主企业。再次，通过构建链主企业数量矩阵、制造业投入产出系数矩阵和链主企业资产比重矩阵，定量测度链主企业影响力。最后，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厘清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链主企业能够通过提高成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专业化外部性和多样化外部性能够强化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波特外部性表现出抑制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内陆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更具推动力。文章提出了定量识别链主企业与定量测度链主企业影响力的方法，拓展了链主企业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边界，这对发挥链主企业影响力进而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在着力改善双向循环经济结构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返乡创业潮为深挖农村消费大市场和激活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文章借助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在利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等多种方法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在作用路径上，返乡创业不仅能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还能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进而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进一步释放。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活动对中西部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消费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同时，返乡创业不仅能增加家庭消费多样性，促使农村家庭消费由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倾斜，还可以改善当地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状况，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由此，在有序扩大返乡创业试点实施范围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提升劳动力创业能力和优化农村创业环境，为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和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提供有利条件。 

危机期间，由于价值链传导中“长鞭效应”的存在，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的企业将面临越大的出口冲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面临外部冲击时需要通过退出价值链或缩短供应链以降低“长鞭效应”的危机传导呢？企业又该如何降低“长鞭效应”对出口的冲击，提升出口韧性呢？有鉴于此，文章首先建构了一个能够反映外需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出口韧性产生影响的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接着，通过出口企业风险抵抗能力这一指标的构建来对抵御期及恢复期的不同出口韧性加以区别刻画，并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运用 2008—2013 年工业企业、海关以及UIBE GVC Index数据库，来对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企业出口韧性的作用方向及机制加以检验。基准结果表明：由于价值链分工下“长鞭效应”的发挥，随着制造企业嵌入价值链的加深，企业的出口韧性会随之降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则进一步表明，价值链长度的缩短以及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的提升能够从不同程度显著缓解价值链嵌入加深对企业出口韧性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内生性检验和企业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对于基本结论同样给出了证据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然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到底新在哪里？它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怎样的制度关联和制度差异？文章通过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回溯，并基于演化与比较制度视角，援引修正的“制度结构—行为努力—经济绩效”的分析框架，探究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在内涵、功能和成员属性及其资格获得，组织属性及其法人特征，产权特点及其实现形式，外部对接机制及其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差异。文章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由成员同质性向成员异质性，由政经合一组织向单纯经济主体，由“一大二公”、产权固化向产权明晰、产权开放，由村社法人地位缺失向特别法人地位等制度方向演进，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多元化、外部连接机制和治理机制呈现市场化等多维特征。新时代，以集体产权为纽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日益丰富其实现机制，日益拓展其“集体经济+”的经济连接机制，为乡村组织振兴和能力提升带来新的契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取向，需要兼顾集体产权逐利性和社区公共服务集体供给要求，确立其社会企业组织属性，支持产权开放性探索以促进经营创新，推行集体经济环境优化和内生能力建设双轮驱动，建立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经营机制，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开放式经营“双重委托代理”机制，推动建立市场经营潜在风险的隔离机制。 

基础研究能推进工业绿色增长吗？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研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以 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算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衡量工业绿色增长，并利用中国2005—2018年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显著促进了中国地方工业绿色增长，而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地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该结论在进行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各个城市2002年研发机构数量和1958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和“省部共建实验室”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不仅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而且长期效应也很明显。而且，基础研究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工业能源消耗、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提高工业产品技术含量等途径和机制实现的。基础研究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对省会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来说，基础研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对重污染工业行业和低技术密集度行业来说，基础研究的作用效果较弱。本文验证了基础研究对地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创新发展理念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关系，这对中国正在推进的工业绿色发展和正在加强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措施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文章立足于数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这一基本事实，以大数据作为研究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立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大数据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大数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直接效应表现为新任务创造和自动化扩张效应，且新任务创造效应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而自动化扩张效应会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降低。间接效应表现为自动化加深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且两种间接效应均能有效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大数据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仅存在于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此外，大数据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而非企业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来改善劳动收入内部分配结构。文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数据要素如何改变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为政府部门强化大数据在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提供了决策参考。 

校企合作是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方式，是企业寻求外部创新的主要渠道。文章以2007—2020年中国A股高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手工整理的校企合作数据，以渐进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校企合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后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增加了21.4%，实现了企业创新专利结构由低质量向高质量的转变，并且创新促进效应随合作强度增加而增加。其作用机制是，校企合作推进了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的扩张与深化、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并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创新促进效应在与高层次院校、本地院校合作时更大，但相比于与高层次院校合作，选择本地院校可能更为重要；进一步分析发现，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会通过创新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在5年内呈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文章为理解校企合作与企业创新以及企业价值提供了新思路，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与校企合作支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益参考。 

文章认为，我国的低生育意愿嵌入在“望子成龙”的文化背景和机会不平等的结构性特征中；子女的成就会给居民带来荣耀和满足，但由于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付出同等努力程度后子女却可能无法获得相应的成就或回报；这时，由于子女成就的不确定性，生育意愿将受到抑制。不仅如此，从机会不平等对居民生育意愿的抑制效果看，家庭对子女成就的重视程度、社会必要养育成本和收入水平均对该抑制效果有重要影响。基于CGSS等数据，本文对系列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机会不平等显著抑制了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在更换模型设定、重新测算机会不平等和采用工具变量法等检验后，证实两者存在稳健的因果关系；（2）从影响渠道看，机会不平等会降低预期子女成就，进而抑制居民生育意愿；（3）社会必要养育成本越高，意愿生育水平越低；但即使降低了社会必要养育成本，机会不平等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仍存在，甚至在社会必要养育成本较低时，其边际作用更大；（4）从其他调节变量看，工资收入提升可缓解机会不平等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而家庭对子女成就的重视程度则加剧其抑制效果。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我国生育意愿偏低的特征事实，并拓展了对机会不平等及其影响的研究。

产业规划为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重要推力，是政府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良性协作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不同层级政府的政策实施方向则体现了国家发展战略与地方比较优势之间的平衡。文章基于海关数据和重点产业政策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探究央地产业规划差异对出口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渠道。结果表明，中央产业规划通过提高一般贸易的国内增加值率（DVAR）来推动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而地方产业规划则通过提高加工贸易的DVAR这一折衷路径来实现升级效应。此外，还发现升级效应在企业所有制类型和经营规模中存在异质性，而国内要素占比、生产率和创新效率是传导差异升级效应的重要渠道。文章揭示了不同层级政府在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中的差异化效用，为未来产业规划政策的实施空间与调整方向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数字技术革命正逐渐成为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变与发展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成为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但鲜有研究深入讨论。文章以2008—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讨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知识资源、市场资源捆绑，能够促进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保持成立。机制检验证实，数字技术与知识资源捆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同时，数字技术与市场资源捆绑则有助于增强企业服务能力，进而提升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赋能作用在高行业研发投入与高市场丰腴度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技术赋能的理论逻辑，破解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锁定困局，助推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Trust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but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its generation and application mechanism，it has remained outside the framework of orthodox economic analysis. The birth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s a“trust-making machine”has revolutionized the traditional trust system and made the operation of trust to be traceable.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that directly graft blockchain to specific products or organization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ntry point for integrating blockchain trust into the real economy should be in the labor market. Similar to labor and human capital，trust is the“third dimension”that determines the value of workers. Therefore，this article analyzes digital trust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creativel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trust capital”.Blockchain technology，by enhancing the“trust capital”of workers，forms a labor market with trust differentiation，which in turn leads to a differentiated product market，and finally achieves the combination of blockchain trust and real economy. 

研究创业者的身份构建过程有助于全面理解创业行为。“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女性产后再就业问题成为破解生育难题的关键。实践中发现一群母亲选择通过创业来回归事业，已有研究对这部分群体关注不够。文章基于女性裂变创业实践，构建“女性裂变创业者身份构建过程”模型。结果显示，女性裂变创业者身份构建的过程包括四个关键环节：身份模糊、身份调整、身份适应、身份维系。其中，兼顾自我价值实现与承担育儿责任是女性进行裂变创业的主要动因，先前母体企业工作经验的赋能以及自身独特认知是女性实现身份调整和适应的关键，实现创业、家庭和社会层面上的认可是女性成功构建创业者身份的重要标志。这些发现补充、完善了女性创业、裂变创业、身份构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给予一定的现实启示。 

从技术创新和企业价值链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7年到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从技术创新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应用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对大企业、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而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结合企业价值链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的应用也均通过技术创新显著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市场营销智能化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大一些，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对于价值链为生产者驱动型的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环节的人工智能应用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价值链为购买者驱动型的产业，市场营销智能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这也主要是因为市场营销智能化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部门要着力构建促进企业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同时针对不同产业领域企业智能化转型需求的重点，分行业出台企业智能化转型指导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