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文章通过构建市场潜力指标反映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2007—2020年城市与企业层面的匹配数据，考察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市场潜力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国内市场潜力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和促进专业化分工来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国内市场潜力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市场潜力具有虹吸效应，邻接城市的国内市场潜力会降低本地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国内外市场协同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数字经济有效缓解了该不利影响。该研究不仅为市场潜力的生产率效应提供新的微观经验证据，而且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促进新质生产力培育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制度场域将可能成为培育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手。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促进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结果经系列检验后依旧稳健。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善融资约束及创新能力两种方式促进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异质性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新兴优势行业以及节点城市参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认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政府应继续坚持并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更加稳定和开放的合作机制；企业则应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平台以及合作项目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并以此培育其新质生产力。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文章构建包含企业最优创新决策的空间均衡模型，考虑新质生产力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知识密集度高、投资周期长等特征，揭示城市网络外部性如何通过影响市场可达性、技术可达性和金融服务可达性，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文章基于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中国企业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文本分析，构建城市层面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业活动指标，系统地考察了城市网络外部性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网络外部性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于东部地区、中小城市受到网络外部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提高城市间市场可达性、技术可达性和金融服务可达性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机制，且市场可达性对中小城市、技术可达性对低创新水平城市、金融服务可达性对低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形成具有更显著的边际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阐述了城市网络外部性激励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微观机制，也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推进城市间产品、知识和资金畅通共享的视角，为各级政府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提供了政策启示。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为助推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带来机会窗口，以数实融合驱动工业实现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成为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基于2007—2020年时间序列投入产出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产业前后向关联视角出发检验信息产业与工业的关联融合对23个工业细分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信息产业与工业的前后向关联融合能够发挥显著的“推-拉”作用，促进工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即存在“供给推动、需求拉动”效应。（2）数实前向关联融合推动的行业技术升级、产业链整合以及成本管控是驱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作用路径；后向关联融合则通过规模效应、稳定供需关系和供应质量提升三种潜在的影响渠道助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环境-气候-经济效益等多重目标。（3）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实融合驱动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在信息技术应用、污染密集型、高技术密集型以及高关联融合型行业中更强。环境规制和行业竞争度强化了数实融合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而融资约束则削弱了这一效应。该研究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数实融合驱动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机制路径，而且对于抓住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缩小行业间的“数字鸿沟”，稳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作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和数字政府建设的重大举措，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技术驱动。文章以市级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可以有效提升财政透明度，这一结论在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以及公共财政关注意识提升是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促进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城市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存在区域竞争效应，并且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增强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效应。此外，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于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地区创业活力，吸引企业尤其是数字服务企业的进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数据要素资源有效利用和建设现代化财政治理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和经验启示

在当前“稳就业”的重大现实需求下，数字政府建设有望成为实现稳定就业目标的新思路。文章在使用投入产出表测算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基础上，采用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深入考察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数字政府建设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就业数量，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这一影响在私有企业、缺乏政治关联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数字政府建设不仅能通过削减非生产性支出、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济不确定性扩大企业的生产投资和劳动需求，还能通过拓展业务范围发挥岗位创造效应，共同增加企业就业数量；数字政府建设还有助于缓解企业的雇佣不足，提高企业内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增强市场竞争优化企业间的劳动要素分配。文章评估数字政府建设的就业效应，对强化政府数字化建设、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行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鲜有文献探究政府治理体系的数字变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文章基于2015—2020年中国政府采购合同60余万条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政府建设投资的视角构建指标刻画城市层面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效果在具有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的企业中更佳，且能够缩小企业间的治理效能差距。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降低政企信息不对称和改善政企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推动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偏爱本地企业提供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化领域的制度壁垒。文章不仅丰富了政府治理行为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也打开了数字政府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匣子”，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打造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的新格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竞争基础，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文章基于最优区分理论视角，识别了企业应对数字化趋势的趋同性和差异性的数字技术采纳策略，并鉴于技术阶段作为企业最优区分的情境要素，以美国行业为技术标杆，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数字技术采纳策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不同技术差距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纳入数据要素后，测算得到的我国企业TFP显著提升，但多数行业的企业技术水平仍低于美国。（2）数字技术运用和数字技术创新均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且前者影响效应大于后者，二者对企业TFP的赋能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和行业中存在异质性。（3）数字技术运用缩小了企业与美国技术差距的同时促进了领先企业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理论上认为的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效应尚未得到经验数据支持。（4）正向和逆向技术差距分别削弱和强化了数字技术采纳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而该效应在不同数字技术战略中呈现差异性：相较于数字技术运用，削弱效应在数字技术创新中更强，而强化效应却未能显著。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作为新型贸易保护方式，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的生产共享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4—2016年OECD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和OECD-AMNE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借鉴能够测度跨国公司生产活动的扩展的全球价值链生产分解框架，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以中国为例）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抑制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2）数字服务贸易壁垒通过限制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来抑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3）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影响比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影响更大，对属于低数字密集型行业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影响比对属于高数字密集型行业的跨国公司影响更大，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的“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型生产共享活动有促进作用，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型生产共享活动有抑制作用等。（4）正式制度距离的增大会加剧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生产共享活动的抑制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为通过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来加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生产分工与合作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协同发展在税收系统中表现为两者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财税增长，相互关系体现在企业税负结构的变动：在共同的财政压力背景中，一方主体更易化解压力就意味着另一方主体实际税负减轻。文章用2008—2022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做验证，证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是有影响的，经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一系列检验后结论是稳健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资产和数量占比均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实际税率。具体而言，所在省份所属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民营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下降0.016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增加1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实际所得税率会降低0.0340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占比对民营企业的税负的减轻效应主要来自财政压力的变化。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会倾向性地转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税源稳定性等特征致使财政压力和税收征管力度都较易在国有企业体现。国有企业占比对民营企业产生的税负减轻效应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越发明显，体现了国有企业税收稳定器的作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价值判断不依据主体结构比例，而应依据协同关系是否促进了主体繁荣和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为两类主体协同发展的必然和必要提供了新证据。

如何有效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中国制造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视角探讨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的制定逻辑和实施效果，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制定效率、增进与其他相关政策的协调性。文章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创新性地测算了地方政府的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并考察了其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地方政府的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整体上显著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政策带来的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成熟期企业以及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地区。机制分析发现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通过抑制市场竞争、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企业退出和影响企业成长等渠道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地方政府的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偏好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却有效提高了微观层面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就业和税收，宏观层面城市生产总值和利税总额。文章对于新发展阶段更好地评估区位导向性政策制定效果、进一步优化区位导向性政策设计、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为应对当今世界经济复杂变化，我国货币政策调整速度和频次有所加快，市场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文章基于我国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样本，采用TVP-SV-FAVAR模型、主成分分析法与MCMC算法估计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并结合实物期权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会显著增大企业非效率投资，企业可能出现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现象，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经过替换关键变量、排除系统性偏差和剔除经济波动后，结果依旧支持初步发现，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升，通过降低融资便捷度、恶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现金流不确定性水平三条路径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拓展了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边界。异质性分析显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同时引起企业投资过度与不足，对民营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及高科技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深化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常态化沟通机制、创新多元化融资方式、完善层级化政策评估、实行差异化因应策略等政策建议，为正确评价货币政策效果、促进货币当局精准施策与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当前中国正积极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适时转变，是促进宏观金融调控同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重要一环。文章从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利率调控模式、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及传导机制等角度，对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的代表性研究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总结。与此同时，文章从基础货币注入主渠道的优化方向、操作目标的选择与培育、中国式利率走廊机制的完善、中国式利率市场化的难点及配套改革等方面，对未来可继续深入研究或拓展的方向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如何推动国债成为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如何进一步提升DR的市场基准性和流动性、优化DR的统计、发布、监测和评估机制，如何促进中国式利率走廊与公开市场操作实现有机结合，以及如何在恰当的时机取消存款基准利率、系统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更加市场化的存贷款FTP机制等问题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消除贫困是国家贫困治理的核心目标，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文章运用量化文本分析方法，对1978—2020年间402份国家层面发布的扶贫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经历了多个重要的转变：首先，治理对象从“贫困县”和“贫困村”逐渐转向具体的“贫困户”；其次，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逐渐转向“各方联合参与”；第三，治理模式从“输血式贫困治理”转向“造血式贫困治理”；最后，治理路径从“单纯的资金投入”逐渐演变为“多措并举”的综合治理策略。在贫困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总体比重分别为47.2%、40.4%和12.4%，形成了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导、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逐渐增加的贫困治理结构。通过改善生产力系统的主体性、中介性和客体性要素，实现了贫困地区生产力的跨越式开发与大幅度提升，为政府能够源源不断地为贫困地区提供政策倾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规律与历史经验，为乡村振兴阶段的政府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组成的“三驾马车”。其中，算法作为激发算力潜能与实现数据价值的重要技术环节，是推进“人工智能+”进程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驱动力。与数据要素市场相比，算法市场的商业化进展明显滞后，其交易机制和市场结构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探讨了算法市场的交易标的、市场结构及其关键特征，梳理了算法确权保护和算法流通机制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总结了算法确权和流通市场发展的实践探索。通过分析算法市场与知识产权、数据要素市场，文章发现，算法与知识产权在创新性和虚拟性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对隐私数据的依赖性和开闭源算法的差异性使其确权保护更具复杂性。同时，算法与数据要素市场共享场景依赖和非标特征，但算法更强的外部依赖性对其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我国算法市场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文章提出构建以政府和市场双驱动为核心的算法交易与流通机制的政策建议，通过优化确权机制、促进供需匹配、降低使用门槛以及推动跨境流通，以促进算法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向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绿色化和数字化方向加速重构与调整。在此背景下，美欧等国家和地区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加速产业转移步伐，直接影响到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对此，文章利用fDi Markets、UN Comtrade等多个数据库，基于开放视角从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间品贸易三个关键维度对我国产业转移的理论与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并归纳出当前产业转移的四种典型模式，进而在“分类研判”基础上提出“精准施策”的方案。研究发现：第一，在来华投资方面，尚未表现出大规模产业转移，法国等欧洲国家对华投资率先增长，但需警惕美日韩等地区以及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等产业链较长行业的来华外资下降趋势。第二，在对外投资方面，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其中对墨西哥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势最为突出，对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等高端制造行业以及矿产资源行业的投资也表现出了持续向好的态势。第三，在中间品贸易方面，近年来我国中间品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显著提升，其中对越南、印度和泰国等地区的出口比重大幅提高，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势也尤为突出。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归纳提出当前产业转移的四种主要模式：地缘政治驱动型、生产成本驱动型、产业链布局驱动型以及国际合作驱动型。最后，根据不同产业转移模式以及当前的产业转移新特征，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提供有益的支撑。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复杂的背景下，守成大国的技术封锁已成为我国不得不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2018年以来，美国将我国大量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通过限制对被管制企业出口特定商品，切断对被管制企业生产所需包含关键核心技术的原材料、零部件、机器设备的提供。由于关键核心技术不易于模仿掌握，出口管制可能导致企业生产环节由于缺失包含关键核心技术的材料而无法完成，使得其他用于生产的非产成品库存滞留于企业内部而无法转化为产成品，从而降低库存效率。基于此，文章以美国将我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事件为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究出口管制对被管制企业库存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管制显著降低了被管制企业的库存效率，具体表现为非产成品库存占比增多、库存周转天数拉长。面临出口管制时转换成本较高的企业韧性能力较弱，即对于供应链集中度较高、业务多角化程度较低、缺乏非美国进口渠道的企业，出口管制对库存效率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加强资金支持、企业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有助于缓解出口管制对库存效率的负面影响。文章为合理应对贸易摩擦、维护产业链安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数据要素在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将深刻改变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与逻辑。文章实证考察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参与对制造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出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即当数据要素参与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才转变为促进效应。进一步，仅从生产要素属性看，无论是国内数据要素参与还是国外数据要素参与，两者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无二致。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是导致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产生“U”型影响的机制。其中，信息效应会同时影响“U”型关系的顶点和曲率，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U”型关系变强，并且顶点右移；而资源效应则影响“U”型关系的曲率，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强时，“U”型关系变强。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数据要素参与对资本配置效率“U”型关系拐点呈现出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初创期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高市场化程度区域企业进入数据要素参与“适度区间”的阈值相对更低。

数字化转型正逐渐成为驱动供应链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是当前亟需研究的现实问题，但尚未有文献对此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在构建供应链韧性指标基础上，基于2007—2022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解构供应链韧性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供应链抵抗力和供应链恢复力，且对供应链恢复力的影响更显著。从传导机制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配置和优化供需匹配两个渠道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境不确定性高、内部控制水平低企业，以及位于产业链下游和市场化水平低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助推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并未造成企业经济绩效损失，而是持续推动企业经济表现；“链主”企业和供应链政策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过程中发挥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文章不仅为系统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打造数字供应链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了政策启示。

无论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还是从已有文献来看，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表现出促进还是抑制，仍未形成一致结论。文章采用中国深沪A股上市企业披露的前五大客户数据，探讨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溢出效应与作用机理。基准检验发现，客户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说明数字溢出存在负外部性。作用渠道检验发现，竞争侵占与约束防御是客户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两大渠道，即客户数字化转型催生的数字溢出通过降低企业相对议价能力、降低企业应收账款回收率、加剧企业专用资产套牢风险、加大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以及扩大企业存货储备规模进而降低了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说明数字溢出具有竞争约束特征。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客户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较大、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较强时，数字溢出的竞争约束特征得到缓解。研究结论解释了客户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提升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争议，发现了客户数字化转型引致的数字溢出具有竞争约束特征，并提供了企业克服数字溢出负外部性的理论指导，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受特殊地缘位置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项目面临愈加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挑战。文章基于地缘政治理论，以美国为例，考察域外大国干预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受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权变性的影响，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和东道国与域外大国联盟关系的双层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特定国家的投资倾向；东道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能显著弱化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在域外大国的盟国体系内，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并且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说明面对域外大国强大的关系性权力，经济依赖的“压舱石效应”是脆弱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国家层面的发展潜力和企业层面的竞争潜力是引发域外大国对中国威胁认知和权力消长认知发生剧变的关键变量，因为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较多的东道国，以及中国企业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大规模投资上，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拓展了对外投资区位决策的研究视角，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的战略布局具有启示意义。

自2018至2023年，中国—东盟区域经贸合作遭遇了疫情冲击，但同时获得了贸易规模升级、RCEP协议生效的发展成果，经济金融的“同频”效应加强。文章从流动性风险视角运用Vine-Copula类模型来研究该区域流动性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采用R-Vine-Copula模型及设计的流动性风险指标，较好地刻画了该区域2018—2023年期间流动性风险溢出状况，还揭示了影响风险变动的主要因素；（2）2018—2020年初疫情发生前、疫情发生后至2022年初RCEP协议生效前、RCEP生效后这三个阶段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各不相同：疫情发生前区域的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在三个阶段中最低；疫情期间整体溢出效率最低且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处于最高位，2022年后整体流动性风险值由于俄乌冲突与疫情反扑等内外部因素冲击未能回落到 2018—2020 年初状态，而整体溢出效应却达历史新高；（3） RCEP协议在带来更加紧密经济金融合作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该区域流动性风险整体溢出效应，但各国间的溢出关系从负向溢出更多地变为正向溢出，中国—东盟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在逐渐代替竞争关系。论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中国—东盟区域流动性风险溢出问题的研究成果，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出的“流动性竞争”理论概念为研究金融风险溢出问题开辟了新视角。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愈发凸显的现实背景，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主体的职业选择模型，通过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不同居民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收入不平等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提高个体居民的人力资本，但会降低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陷入“内卷”。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使一部分企业家被排斥出信贷市场，降低居民收入水平，最终加剧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增加企业的预期经营利润，激励更多居民创业以及更多企业家进入信贷市场并扩大生产，由此增加企业人力资本需求，降低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最终缓解收入不平等。总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否缓解收入不平等，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渠道和技术创新渠道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居民财富分布差距更大、企业生产的资本份额更低以及信贷市场的金融摩擦更大情况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容易扩大收入不平等。政策分析发现，相较于普惠贷款类型的货币政策，针对企业减税的财政政策更有助于改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两者协调配合能够发挥更好的收入分配效果。

文章对比了传统人工智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的不同影响，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文章运用生产要素理论、微笑曲线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新质生产力—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生态系统的三位一体递进分析框架，系统地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在微观层面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在中观层面上，通过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端的竞争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宏观层面上，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多元主体形成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引领数字经济快速崛起，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新引擎。同时，文章对比了中美两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上的区别，强调了美国的开放创新和中国的政府引导。最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角度全面阐述了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科学路径，旨在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核心竞争力，占据有利地位。

2024年 7月 15日至 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方面，对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全局性、系统性的部署。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广东经济学会与《南方经济》编辑部于2024年8月10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广东经济学界专家学者，围绕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决议》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内容，进行了深入学习讨论。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罗必良教授作会议总结，他强调广大经济科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做好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现将部分参会代表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帮助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是促使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抵御全球冲击的重要抓手。文章采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探究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可有效促使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经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依然显著。该影响效应在不同贸易方式、企业所有制、不同行业及区域间具有显著异质性，表现为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中高技术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效应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工智能出口主要通过提高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研发创新促使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跃升。拓展性分析显示，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可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体现在稳定已有链条、增强其韧性和安全性上。文章立足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和韧性提高视角，为如何借助人工智能稳定高效地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