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网技术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之一，对于优化传统生产要素体系和提高技术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Word2Vec词嵌入模型，量化2010—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水平，研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技术促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该效应在技术要素流动性较高的区域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在企业内部，工业互联网PaaS层和IaaS层关键核心技术组成智能制造体系，优化企业的传统生产要素配置，扩展生产可能性曲线；在企业外部，工业互联网SaaS层软件和边缘层关键核心技术的应用，提高企业的供应链稳定性，助力技术效率提升。进一步检验发现，工业互联网技术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了城市—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文章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中国场景的理论依据，为推动工业互联网技术普及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

作为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中坚力量，工业互联网已逐渐成为制造业企业重塑生态系统的战略性基础设施、新型应用模式和全新交互场景，为推进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变革提供了崭新思路。文章将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的推广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3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法（Staggered DID）探究工业互联网嵌入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从柔性视角验证工业互联网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工业互联网对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工业互联网主要通过增强企业柔性能力的路径提升生产率，具体表现为：工业互联网通过提升企业的设备软件柔性、组织管理柔性、技术架构柔性和资源配置柔性来影响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互联网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根据不同的企业内部特征与外部环境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生产式工业互联网嵌入，协同式嵌入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凸显。文章研究加深了对工业互联网在微观企业层面生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理解，为政府开展深层次政策布局和为制造业企业制定更全面的战略导向提供经验证据。

在乡村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战略安排，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文章构建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2019—2020年中国1637县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经济活力和经济基础等外部环境的调节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效应。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促进了共同富裕，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还表现出显著的追赶效应，有助于缩小不同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设施数字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而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数字乡村建设主要促进了粮食主产区和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而在非粮食主产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其促进效用相对较小。最后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在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经济活力的提升显著增强了促进效应，而经济基础的完善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促进效应。上述结论有助于理解乡村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及其差距，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的政策参考。

为推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国在2015年对两个省份进行了试点，但现有研究缺乏对新型城镇化试点成效的定量分析。文章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流入地抽样特点，从个体流动去向的理性人视角，考察试点省份农村劳动力是否减少了向省外的流动行为，以此来检验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试点效应。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降低了试点省份农村流动人口的省外流出行为，更多转为省内流动，表明了试点政策的积极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其原因并非收入差异驱动，而是试点地区提升了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增强了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异质性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引起的农村流动人口外迁减少在受教育水平较低、具有一定流动经验、女性、以雇员身份在私营企业就业的群体更为明显。此外，文章进一步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不仅增加了在省内的家庭化迁移，还推动了农村流动人口更高概率留在了本省的城镇地区，对提升市民化进程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为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水平来推进市民化进程提供了经验依据。

伴随各国愈发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变局，东道国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FDI）绿色转型的要求愈发严苛。文章利用 2004—2020年世界银行发展指标等数据，构造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了中国 OFDI对东道国的绿色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OFDI对东道国具备显著而稳健的长期绿色碳减排效应，部分西方媒体渲染的中国OFDI是污染制造的论调完全是谬论；绿色技术转移及改善（能源）消费习惯是中国OFDI在东道国绿色效应溢出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双边政府监管在中国OFDI对东道国碳减排过程中表现趋同，东道国政府监管衍生的“社会稳定效应”与中国政府监管塑造的“国家形象”向心力，均强化了OFDI对东道国的碳减排效应；相比而言，中国OFDI在高收入国家组、高研发支出国家组和高碳排放国家组的碳减排影响更明显，换言之，中国OFDI通过“倍增效应”“标杆效应”和跨越式升级，加快了东道国碳减排进程。文章全面地证实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环保的积极影响，这不仅在微观上揭示了负责任的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推动全球绿色治理中日益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向全球传递中国负责任企业和大国形象具有重要启示。

共建低碳发展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而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其能否对东道国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备受关注，关乎后续合作的顺利开展。文章基于中国境外合作区实践，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系统考察了合作区对东道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设立合作区能够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强度，而低碳产品进口使用、能源效率提高与结构优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合作区发挥降碳效应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合作区在初始碳排放强度较高、环保税较低、中等收入国家具有更为显著的降碳效应；且通过确认考核的合作区，民企投资的合作区以及轻工业、物流、综合合作区降碳能力更强。此外研究发现，合作区设立不仅能在经济发展和减排方面实现协同增效，还能通过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结合，共同助力全球气候治理。文章结论为中国携手世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提供了经验证据，亦为下阶段全球碳污染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文章聚焦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核心问题，从制度创新、技术协同、场景适配三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梳理欧盟、美国、中国三大治理范式特征，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剖析区域数据跨境流动治理障碍及完善路径。研究发现，当前数据治理变革呈现区域规则“阵营化”和“差异化”特征，技术无国界性与治理主权属性相互冲突，对制度创新提出迫切诉求。制度创新通过界定数据权利义务和引入适应性规则，奠定从秩序构建到风险防控的治理基础，与技术协同、场景适配共同构成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动力。在全球层面，欧盟形成“规制主导型”治理体系，通过规则互认平衡数据安全与流动；美国构建“技术主导型”模式，借助制度与技术协同维护数字霸权；中国建立“场景应用型”范式，通过数据分类分级统筹发展和安全。由于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格局，粤港澳数据跨境流动存在法系规则冲突、技术标准不统一及产业数字化鸿沟的问题，需构建政策互通的跨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完善基础设施共享的技术保障体系，推进产业协同与跨境业务场景优化。文章为我国区域数据治理提供实践指引，亦为全球数据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产业体系，推动产业融合由局部技术嵌入向跨行业生态协同演进，但其内在生成逻辑与扩散机制仍有待系统揭示。文章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融合的生成机制，构建“数据要素—平台生态—制度供给”的递进式分析框架，从要素基础、网络组织与规则体系三个维度揭示人工智能推动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数据与算法耦合及模型能力跨域复用，降低跨界协作成本并提升能力模块化水平，推动产业融合由单点技术嵌入扩展至跨价值链协同重构。数据要素的可用边界与可信流通机制构成产业融合启动与规模化复制的前提条件，决定跨行业知识再生产能否在合规框架下实现扩展。平台生态通过接口化连接与多边匹配机制放大网络外部性、重塑产业边界，但核心接口与数据标准的集中控制可能形成锁定效应与竞争结构收缩。制度供给通过规则兼容、标准体系与包容审慎治理稳定市场预期，在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与竞争秩序之间确立可执行的约束边界。三者呈现递进约束与传导关系，共同决定产业融合能否由局部突破走向生态化扩散。文章据此提炼人工智能推动产业融合的实践路径，提出优化数据流通制度、完善平台治理结构与强化跨部门规则协同的政策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广东是经济大省、制造大省，广东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制造业当家，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招。近年来，广东“两业协同”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专业服务、商务服务多个关键指标居全国第一，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智能工厂、共享生产、柔性定制、总集成总承包等加速涌现，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动力。2026年2月24日，就在农历新年后开工第一天，广东连续第四年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以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指出广东要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在“制造强省”与“服务高地”相互成就中打开产业发展新天地。《南方经济》特邀请广东经济学界的资深学者，分别从厚植服务业优势、推动分工深化、人工智能赋能“两业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四个角度，就加快推动“两业协同”的学理逻辑与广东实践路径进行分析研讨。现将各位专家主要观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企业自身气候风险会通过供应链跨主体传染，进而对其供应商企业的劳动雇佣产生显著冲击。利用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前五名客户信息及其气候风险的数据，文章考察了客户气候风险对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客户气候风险越高，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越小，表明客户气候风险在供应链上存在传染效应。（2）机制检验表明，客户气候风险通过需求和生产、风险和收益两条路径，降低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3）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规模较小、供应商企业属于非国有企业，供应商企业所在行业发展前景低迷、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供应商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较低、与客户距离较近的情况下，上述影响更为显著。（4）客户气候风险主要抑制了供应商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文章不仅识别了客户气候风险影响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理，而且对实现管理气候风险和稳定就业的动态平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提法转变，要求实体经济在数实融合中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作用。文章以实体企业主动而为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试图厘清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互动效应。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到如下几点结论：其一，实体企业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显著提高了劳动雇佣规模，表现出稳就业效应，多种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其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推动企业向数字产业多元化经营发挥了规模扩张效应，并通过减少“机器换人”和灵活用工纾解了要素替代效应，两种效应共同提高了企业雇佣规模；其三，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强化企业的长期价值导向，促使企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和对员工的长期价值投资，有助于形成人力资本投入的耐心资本。文章的研究指出了实体企业作为创新主体驱动创新的积极影响，也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适配性和互动效应。

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具体举措，如何更有效地发挥环境标准对全产业链绿色转型的带动效应在当前阶段尤其值得关注。文章基于生产网络视角，通过构建企业在环保约束下的生产设备选择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标准提升对代表性企业生产设备选择的影响，以及不同的设备更新方式（外部购置或自主创新）如何带动上下游关联行业的生产变革，并最终带动全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在此基础上，将2004—2014年的水污染排放标准提升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构造省级4位数行业层面的生产网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水污染排放标准的分批次提升不仅能在不减产的前提下促进规制行业的COD减少，还能协同减少关联行业的COD，实现全产业链的绿色转型。水污染排放标准提升引发了规制行业的技术创新、生产设备和污染治理设备更新，且对不同产业链位置的关联行业的减排存在非对称影响：（1）设备购买诱发了上游设备行业的自主创新，并协同减少了其COD；（2）水污染标准提升的压力和知识溢出的辅力共同推动下游行业通过创新、增加生产设备和污染治理设备购买实现了COD减排；（3）水污染标准提升的压力在平均意义上未能有效降低上游原材料行业的COD，仅当标准提升幅度较大时，或与被国家和地方共同关注的行业关联时才存在减排效应。进一步，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再次检验2015年后新一轮水污染排放标准提升的效果，新一轮标准提升对不同产业链位置关联企业的绿色转型均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文章从产业链溢出视角丰富了环境标准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经验证据，可为环境标准规制对象的扩围和限值提升幅度的选择提供依据，也可为树立产业链治理思维提供参考。

现有文献普遍证实了市场型环境政策对本地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关于其对邻地的空间外溢性尚未形成统一结论。文章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结合2003—2021年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E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试点政策对“本地-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在提升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对邻近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均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邻近试点地区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但该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仅存在于200千米内，超出200千米后转为正向效应。机制检验显示，在200千米内，试点政策通过阻碍邻地绿色研发和推动邻地承接污染产业转移抑制了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在200千米外，通过推动邻地绿色研发提升了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污染产业就近转移效应未得到验证。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核证自愿减排市场正在发挥创新激励效应，且高碳市场活跃度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弱于低活跃度地区。此外，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越高、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越强，试点政策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对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越突出。文章创新性地区分并量化了绿色研发效应和污染就近转移效应，系统剖析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于优化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在经济工具日益“武器化”的今天，经济制裁如何溢出其直接目标，重塑全球跨国并购网络？文章利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并结合2000—2021年全球并购与经济制裁数据，评估了经济制裁对跨国并购网络的冲击效应。研究证实，尽管跨国并购并非经济制裁的直接目标领域，但经济制裁对全球跨国并购网络依然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冲击效应，“非故意后果”假说成立。文章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该效应的异质性特征与作用机制：首先，在制裁类型异质性上，金融制裁及美欧联合制裁的破坏性最强；其次，在并购目标异质性上，针对产业链上游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并购交易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最后，在作用机制上，经济制裁通过降低双边政治关系稳定性来抑制全球跨国并购网络，而国家层面的融资替代、制度嵌入与治理能力则通过负向调节作用，有效缓冲外部冲击。该研究从网络视角揭示了经济制裁对跨国并购网络的“非故意后果”，克服了传统计量模型的局限，使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复杂、更现实的统一框架内，系统性地检验跨国并购网络是如何在外部冲击和内部演化规律的共同作用下动态演变的。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经济制裁与跨国并购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也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在全球突发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评估能源领域高标准经贸规则对能源贸易网络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03—2023年193个国家（地区）的双边能源贸易数据，构建涵盖结构韧性、冲击韧性和恢复韧性的能源贸易网络韧性指标，分析能源领域高标准经贸规则对网络韧性的影响和机制路径。研究发现，能源领域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了能源贸易网络的结构韧性、冲击韧性和恢复韧性，且对新能源贸易网络的韧性提升更为突出。相较于法律约束，缔约国的实际承诺对韧性提升更具推动力；国家能源进口依赖度越高，规则对能源网络韧性的提升效果越显著；其他类型高标准规则在韧性维度的边际效用也具有异质性，例如，创新政策合作在三类韧性上均具有正向作用，投资便利化有助于恢复韧性，环境规则和政策对话机制则体现在恢复与需求韧性。从“圈”结构的视角看，规则通过扩大圈规模、增强圈强度与促进圈重组，优化能源贸易网络韧性。不同国际机制的“圈”结构效应各有侧重，“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圈的扩展和灵活调整，国际能源署强化了圈内各国之间的深度联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主要推动了圈规模扩大和圈结构重组。文章揭示了能源领域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能源贸易网络韧性的关键作用，为推动制度型开放和构建兼具安全性与包容性的全球能源治理新格局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议题，如何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至关重要。立足典型事实分析，借鉴人口“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将造成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三种生育压力逐步内生化，构建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积累与研发创新的多部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系统探究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机制及政策导向。研究发现：（1）中国人口负增长主要由“少生优育”“想（待）生育的人口没钱生育”和“大多数人口存在生育压力，而少数高收入群体生育贡献不足”三种内生的生育压力相互叠加所致；（2）若能把握住人口量质转型的窗口机遇，人口负增长反而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强化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驱动的新契机；（3）激励创新与提高教育质量是这一动能转换的长效加速器，能够在不以牺牲生育为代价的条件下催化和加速中国人口量质转型，而居民生活压力上升与收入不平等则会对其产生阻碍作用。文章为理解中国现阶段人口负增长、催化和加速中国人口量质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判断依据，也为破解低生育率背景下的增长困境、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提供了政策参考和实践指引。

生产网络的外溢效应是中小规模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文章利用2009—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客户—供应商关系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考察了间接出口如何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结果表明：（1）企业间接出口规模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当企业间接出口规模未达到临界值时，需求不确定和利益侵占等风险过大，抑制了企业创新动力，不利于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当间接出口规模超过临界值时则会显著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2）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研发能力和政府补助分别通过提升企业对客户溢出效应的吸收程度、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强化了企业间接出口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中小型企业、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研发投入更高的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而言，间接出口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位于临界点右侧的企业，其间接出口有效促进了突破式创新。文章研究证实了国内生产网络对提升间接出口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深入理解我国贸易利得，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

相比自身生产制造产生的碳排放，企业在供应链上的碳足迹更为集中，企业因此有动机将碳减排的压力传导至上游，进而影响其供应商选择策略。文章以合法性理论为分析工具，基于我国2013—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工厂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供应商选择策略。研究发现，企业获评绿色工厂后，其主动选择与绿色供应商进行合作采购的意愿明显增强。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工厂为寻求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和机构投资者的合法性认可，倾向于主动选择绿色供应商进行合作采购。异质性检验表明，主检验的作用效果在重污染企业、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具有环保背景高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工厂有助于企业在供应链上构建“绿色联合体”与“高新技术联合体”，具体表现为前五大客户与供应商中来自绿色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的销售和采购占比均明显提高。研究结果一方面为企业持续推进产业链绿色化建设提供了执行策略，另一方面为地方政府构建多元环保监督体系、引导绿色采购提供了有益参考。

近年来我国面临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萎缩、预期持续转弱和销售大幅下滑的困境，如何优化协调各类房地产政策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文章基于双支柱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DSGE模型，引进房价预期和房屋偏好预期等公众预期，把货币政策区分为预期与未预期冲击，通过数值模拟分析方法研究不同房地产政策或政策组合的效果。脉冲效应分析表明，在过去的房价上涨和房地产市场繁荣、2021年后房价预期转弱和房地产市场下行调整中，乐观和悲观的房价预期都会导致杠杆率上升并增加风险概率。反事实模拟表明，连续紧缩货币政策能引导公众形成紧缩政策会持续的预期，能够有效控制过去的房价持续上涨。从双支柱政策效果来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及其预期能有效稳定房价与促进经济增长，但会引起杠杆上升，不利于防控风险；结合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控后，双支柱政策既能稳定房价，又能抑制杠杆和宏观经济波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上述研究发现为协调优化双支柱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生物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其总量测度对于把握中国生物经济发展状况、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生物经济的概念，构建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三部门分类测度框架，结合OECD投入产出表数据，系统评估了1995—2020年中国生物经济的规模、结构演进与增长动因，并与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生物经济总量呈现出持续稳步增长态势，表现出显著的增长潜力与发展韧性。结构层面，第一生物基生产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其比重在研究期内总体下降，第二生物基部门与第三生物基部门占比逐步提升，生物经济内部结构趋于优化。然而，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第一生物基生产部门比重仍显著偏高，产业结构调整仍具空间。从增长分解看，中国生物经济扩张主要源于产业增加值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以扩展边际为主的增长路径。因此，应巩固规模基础、优化内部结构，并通过技术创新与多元化战略提升生物经济竞争力。研究结果为中国生物经济的转型升级与政策优化提供了量化依据与国际参照。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对城乡空间布局整体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充分挖掘农村土地潜力，构建相关利益群体的互动机制，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机遇和平台。文章基于“资源动员—要素整合—多元协同”的逻辑线索，通过对广州市从化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案例剖析发现，协同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破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缺钱、缺地、缺人、缺产业”困境，需要进一步发挥集体“统”的功能，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凝聚多元主体的力量，达成集体行动共识，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聚力行动”的长效机制，形成共同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强大合力。文章基于多元协同的互动机制，梳理多元协同的基础和行动逻辑，并将其纳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协同发展的框架中，揭示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驱动多元行动者参与的机理及其效应，尤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与，对协同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有重要的“双重”启迪价值

基于阿吉翁“创造性破坏”非均衡失业理论框架，文章探讨了数字技术驱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企业就业的双重影响。理论分析指出，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资源配置下的要素替代，对就业同时产生替代与创造效应，且该过程受企业规模的调节影响。通过创新性测度企业层面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基于 2012—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证实了上述理论预判和机制的存在。现阶段，替代效应的“破坏性”超越创造效应，对就业总量形成抑制作用；但创造效应显著推动了人力资本积累等劳动力要素升级，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与人机协同效应的证据提供了进一步佐证。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行业、要素市场发达地区及东部地区企业，新质生产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和对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创造效应均更显著。该研究为理解新质生产力重塑就业结构提供了微观证据，并为有效应对其可能引发的不利冲击和挑战、促进高质量就业开拓了新思路。

近年来，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冲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预期管理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经济学通过引入认知偏差和心理因素，突破了传统预期理论中“理性经济人”的理想化假设，构建了更加贴近现实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为实现“稳预期”和“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的政策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然而，在我国，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亟需结合中国特有的制度文化背景，进一步推动预期研究的应用与发展。基于此，文章对经济预期的行为与实验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在传统预期理论的基础上，重点阐释了行为经济学中的不完全信息理性预期与有限理性预期，并总结了行为经济学框架下预期研究在微观、宏观及金融等领域的应用进展。文章进一步探讨了经济预期的行为实验设计方法，包括问卷实验和实验室实验，分析其在揭示预期形成中的作用与局限。未来，预期研究仍需在实验方法上持续优化，完善实验流程、降低估计偏差，并在实践层面更加紧密地契合中国的制度环境与文化语境。通过推进本土化探索，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预期研究将在提振居民信心、引导企业决策与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为宏观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提高中间产品的创新能力与供给质量，推进对外开放策略转向中间产品创新优势，是解决出口结构“低质低价”贸易瓶颈问题的主攻方向。文章基于WIOD2016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考察了中间产品创新影响企业出口产品组合调整的机制和效应。研究发现：中间产品创新能有效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和核心产品首位度。动态效应检验发现，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间延续性，而对核心产品首位度影响的时间延续性较弱。机制检验表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降低要素配置扭曲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中间产品创新作用于企业出口组合调整的具体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质量竞争策略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竞争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和高市场化水平区域而言，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产品范围扩张和核心产品首位度提升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区分中间产品创新投入来源差异检验发现，本国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产品范围和核心产品首位度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他国中间产品创新仅对出口产品范围存在积极效应；区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发现，中间产品创新的范围扩张效应来源于中间产品范围和最终产品范围的双重扩张，而对核心产品首位度的提升效应则主要来源于出口核心中间产品。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强化中间产品创新以提高中间产品供给质量，并逐步释放其贸易价值创造效应和价值链分工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在多变的全球化局势下，数字化转型为增强多元稳定的对外经贸格局提供新视角。文章以A股上市的 国际化公司2010—2022年数据作为样本，根据海外投资子公司增加、维续和退出识别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布局，进而从 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稳定发展的视角考察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市场的维续与拓展，加强了多元化的经贸格局。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 制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声誉，降低资产专用性和供应链集中度，从而推动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市场的稳定与拓展。异质性分析表明，低新质生产力和高环境规制地区，数字化转型对海外投资市场维续与拓 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于成长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海外市场维续与拓展的积极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数字化转 型程度越高，企业对外投资新拓展市场的能力越强。进一步分析表明，海外关联公司层面的双向布局模式会促进数 字化转型对海外经营韧性的赋能效应。文章不仅为推进国际化企业数字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维护中国多元 化的经贸格局和稳定的对外经贸关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近年来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的松绑既带来了灵活化的股份回购操作，也给债权人带来了风险。本文以我国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PSM-DID模型实证分析了股份回购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股份回购会显著增大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第二，作用条件检验表明，在过度负债水平高、融资约束水平大的公司，债券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股份回购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增大作用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水平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不具备股份回购条件的公司强行回购，更有可能导致债券信用利差增大；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削弱股份回购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保护债券投资者的权益。第四，拓展性分析发现，无论股权激励股份回购还是市值管理股份回购，均显著增大了债券信用利差，表明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股份回购缺少基本面支撑，可能存在较大的机会主义行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我国股份回购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为我国股份回购改革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提供政策参考。

提高债券定价效率是防范化解债券市场风险、完善债券市场融资功能的关键所在。以2013—2021年地方国有企业债券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地区内首次发生地方国企债券违约事件的外生冲击，考察地方国企债券违约对债券定价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地区内首次发生地方国企债券违约后，同地区未违约地方国企债券信用利差显著上升。机制检验发现，地方国企债券违约削弱债券投资者对相同属地内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预期，增强债券投资者对国企债券的风险感知，投资者更加关注地方国企的盈余等反映信用风险的企业基本面信息，要求更高的回报作为风险补偿。进一步还发现，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地区和到期债务压力较高的发债企业，无担保人条款、有交叉违约条款的债券，信用利差上升效应更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地方国企债券违约削弱债券投资者对相同属地内国有企业债券的隐性担保预期，增强企业信用风险基本面信息关注度，促进地方国企债券信用风险的市场化定价。研究为推进我国债券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基于对中国现实背景与经济结构特征的思考，文章构建出包含经济不确定性和双重金融摩擦机制的非线性DSGE模型，从理论上探究经济不确定性下“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机制与实现路径。结果发现：首先，经济不确定性攀升容易引发“滞胀”以及经济、金融周期之间的“悖离”现象，可能导致“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困境。其次，从政策传导路径来看，附加债务整顿和政府援助作用的财政政策可直接增加财政空间、缓解银行杠杆问题；混合型货币政策在实现“稳增长”的同时却容易造成金融风险问题；宏观审慎政策针对性强、传导路径通畅，能够直接用于降低金融杠杆。最后，从政策效果来看，宏观政策缺乏合作容易在经济目标上“顾此失彼”，政策的搭配使用则可继承单项政策的正向效能，创造政策空间；特别地，在存在双重金融摩擦的非常时段，三种政策联合使用、短期搭配在稳定经济金融和改善社会福利方面更为有效。研究结论揭示并捕捉了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路径及其在“稳增长”与“防风险”方面的具体效能和福利损失水平，为更加有效地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纾困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

在县域人口持续流出的背景下，评估某一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应当同时考察总量、人均的经济指标和人口指标。基于中国2010—2017年县级面板数据，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简称“示范县”政策）视为准实验，文章使用多时点DID方法识别该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GDP，同时未降低人均GDP，并有效减少了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未造成县域人口进一步外流。异质性分析显示，在财政支出、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县，以及位于人口流动大省或距离省会城市越远的县，“示范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县”政策有助于解决农村电子商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提高市场可达性，并激励更多农民参与电商的消费和销售活动，从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最后，该政策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且整体收益大于实施成本。研究结果可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实证支持。

物流标准化是推进现代物流提质、增效、降本的重要战略举措，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但现有研究却极少关注物流标准化在激发城市创业活力中的重要作用。文章利用2009—2021年城市面板和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以物流标准化试点工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物流标准化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试点地区相比，物流标准化试点地区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活力提升，这一结论经过系列双重差分法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硬环境”和营商环境“软环境”是物流标准化激发城市创业活力的必要支撑条件，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下，物流标准化激发城市创业活力的效果最为强烈。进一步研究发现，物流标准化不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且对邻接城市的创业发展产生“辐射效应”；物流标准化主要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创业活力，细化行业类型显示，物流标准化对流通性服务业创业活力的影响更强烈；物流标准化与三网融合、信息惠民、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在提升创业活力上形成了政策联动效应，共同激发城市创业活力。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政府相关物流政策推广和激发创业活力提供了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