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36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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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动态机制研究——基于有向无环图的分析

  徐荣, 郭娜, 李金鑫, 何龄童

  南方经济. 2017, 36(11): 1-17.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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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开始，我国房地产价格快速攀升，鉴于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密切联系，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我国金融风险状况的担忧。文章立足于本轮房价上涨，通过建立基于有向无环图（DAG）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探讨房价波动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造成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房价的大幅上涨是导致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的重要原因，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状况而存在，提高利率在短期内确是调控房价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手段，然而长期调控效果逐渐减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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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R&D投入的创新产出、约束条件与校正路径

  杜金岷, 吕寒, 张仁寿, 吴非

  南方经济. 2017, 36(11): 18-3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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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R&D投入的创新绩效如何?为了解答该疑问，文章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R&D投入与专利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的专利产出整体效果值得肯定，但在不同类别企业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异质性差异。并进一步发现，企业自身信息不对称是抑制创新动能的重要致因，而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改善，则是扭转上述不利境况的有效路径。由此所导出的政策建议是，首先，应建立有针对性的政策传导机制，以根据企业的特殊属性进行细化引导；其次，进一步完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只有在经济环境、金融渠道和信息传导不断优化的保障下，依靠企业利用研发投入来提升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国家的创新层次才会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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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学教育溢价的倒U型演化特征:基于CHIP1988-2013的证据

  彭树宏

  南方经济. 2017, 36(11): 37-56.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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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1988-2013年间的五轮CHIP全国调查数据，估计了中国大学教育溢价水平及其演化趋势。研究表明：中国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显著的大学教育溢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学教育溢价的演化呈现出倒U型特征，其转折点发生在2007-2013年期间；中国大学教育溢价的水平存在异质性，非年轻毕业生、女性、东部地区、非国有单位、低工资分位的劳动者的大学教育溢价更高；中国大学教育溢价演化的倒U型趋势特征不存在异质性，其对不同特征组和工资分位的劳动者均普遍成立。文章的研究结论肯定了中国过去十多年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政策，同时指出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要着眼于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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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实际税负比较研究

  蔡昌, 李蓓蕾

  南方经济. 2017, 36(11): 57-68.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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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我国2006-2015年的税收情况分析，深入研究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税负情况，揭示影响企业税负的产权因素。具体重点为两点：一是分析不同年度纳税总量的纵向变化趋势，二是分析税收负担率与企业效率的关系。税收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资产净利率低于民营企业，但国有企业却承担着高于民营企业的税负率，这违背了高盈利能力高税负的原则；对于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前者的盈利能力高于后者，其税负率也高于后者。因此，在现实经济实践中，不同产权安排下企业效率的高低与其税负率大小存在着不匹配的情况，这可从三个方面进行经济学解释：首先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形成不同的行业分布、规模大小和经营特点，其次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承担社会责任、税务管理成本、避税动机和行为惯例等方面差异性因素，第三是不同所有制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度不同。这三大因素是导致不同产权安排下企业效率和实际税负率存在差异的根源。针对这一现状，本文提出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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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吴波, 陈霄, 李标

  南方经济. 2017, 36(11): 69-8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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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运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是否存在，并探讨其产生的机制。研究表明，在控制可观测的能力特征、城市所处的区域差异后，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存在，进一步控制选择偏差后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仍然显著。但根据生活成本对名义工资进行调整后，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出现工资劣势。反事实估计表明，流入中小城市的流动人口如果进入100万以上人口城市，其工资将有小幅提高，但其提高幅度不足以激励流动人口离开中小城市。溢价产生机制分析表明，稠密市场效应和学习效应，是城市规模工资溢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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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运输成本与城市规模分布——基于中国省区数据的研究

  李威, 王珺, 陈昊

  南方经济. 2017, 36(11): 85-10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4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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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不仅存在着城市化水平的差异，还存在着城市规模分布演进趋势不一致的特点。文章率先关注到这一特点，并从城市初始规模的视角入手，探讨和检验了国际贸易和区域内城市间运输成本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基于1998-2013年中国23个省区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等面板数据，文章发现国际贸易更有利于大城市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优势，获取更强的规模增长动力，从而推动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省区内城市间的运输水平会影响国际贸易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在运输成本较高的省区，贸易开放会促使城市规模集中，而在运输成本较低的省区，贸易开放则会令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在中国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有助于运输成本较高的区域避免大城市的过度集聚，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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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额管理费用与企业“真实”业绩:促进还是抑制

  刘春奇, 王秋红, 晁峰

  南方经济. 2017, 36(11): 103-124.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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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支付超额管理费用超额管理费用^①指超过企业正常组织与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费用（如高于正常水平的业务招待费、差旅费、通讯费等）。若企业管理费用"激增"，则可能说明企业支付了高额费用寻求政治庇佑，从而影响企业业绩。寻求政治庇佑，对企业业绩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超额管理费用与企业"真实"业绩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短期内超额管理费用能够促进企业"真实"业绩，但随着超额管理费用的提高，将对企业"真实"业绩产生越来越强的抑制作用，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并且，超额管理费用对企业"真实"业绩的影响在不同企业中表现出了差异性：国有股比例较高的企业其"真实"业绩对超额管理费用的敏感性敏感性（Sensitivity）是约瑟夫奈和基欧汉在《权利与相互依赖》中创造的用于分析国际政治的概念，它是指依赖效应的大小与快慢，用来描述体系中某个部分的变化会在多短的时间内导致其它部分也发生变化。在本文中用来表示超额管理费用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程度^②更强烈；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其"真实"业绩对超额管理费用促进作用的敏感性更强烈，对超额管理费用抑制作用的敏感性较弱。文章验证了超额管理费用与企业业绩的非线性关系，企业通过支付超额管理费用不能促进业绩的实质增长，必须通过创新与改革来推动企业业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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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管机会警觉性、组织变革策略与企业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张奥, 姚梅芳, 董保宝

  南方经济. 2017, 36(11): 125-142. https://doi.org/10.19592/j.cnki.scje.35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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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的变迁要求组织必须实时的进行战略变革，在动态竞争中实现组织效能的提升。这也是动态竞争理论的核心。基于这一理论，文章将组织变革作为贯穿研究的主线，研究高管机会警觉性、组织变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引入竞争张力，分析其调节的中介效应。基于208份有效问卷的实证研究表明：机会警觉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变革规模和变革领导风格分别能够提升企业绩效，通过变革领导风格，高管机会警觉性的价值能够转化为企业绩效。在竞争张力较高的情况下，变革规模和变革领导风格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会得到加强，而且，高管机会警觉性通过变革领导风格对企业绩效的非直接性影响也会受到竞争张力的正向调节。